——论老子道德文化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作用
玉阳子
一、老子道德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她不仅有着无与伦比的精神力量，亦蕴蓄着伟大的科学智慧与物质力量
1、道德文化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主干地位
老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居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被誉为东方巨人、中国和世界的第一哲人。他在中国和世界思想史、文化史、宗教史等方面都是有巨大影响的人物。老子开创了哲学本体论，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老子的创立的道德文化对老子以后的诸子百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公认的“百家之祖”。
“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中国传统文化从表层“有为”的结构看，是以儒学文化为代表的政治伦理学说；从深层“无为”的结构看，则是道德文化的哲学框架。道德文化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不可置疑的主干地位，老子道德文化一直在中华悠久文化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主导作用。如果我们把道德文化作为一个哲学学派放在中国哲学史长河中加以考察，即考察其形成和基本理论，以及它对儒、墨、名、法、阴阳、佛的影响，也反向考察儒、墨、名、法、阴阳、佛给予它的影响。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创建完整哲学体系的人是老子，老子的道德文化是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开始。
中国古代哲学是以道儒互补为主体的多元互补哲学。不妨以大树比喻中国古代哲学，其主干是儒道互补，具有最鲜明的中国哲学之树的特征，而树根则是道德文化。道德文化为中国古代哲学提供了本原本体论基础，提供了辩证的思维方式，提供了道德、太极、阴阳、天地、有无、理、气、心、性……一系列基本范畴。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尊老子为师，向老子问礼学道。在史书记案共有五次，时间跨度34年。两次在鲁，两次在苦，一次在洛阳。儒、墨、法、名、阴阳各家，都在这一本原本体论基础上，运用辩证的思维方式，以这些基本范畴为构件，结合本学派学说的特定内涵，共同推动中国哲学深入发展，共同造就了精深博大、无所不包的中国哲学之树。鲁迅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李约瑟博士说：“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道教是道德文化在历史在传播的一种宗教形式，但并非道德文化的全部。鲁迅与李约瑟都是用根、根基来比喻道德文化的地位与作用，这是很深刻的，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准确把握。
2、道德文化既是精神性的也同样是物质性的，是超越人类的智识的慧观
老子著的《道德经》五千言，是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先河的哲理诗，是老子这位智慧与思想的巨人对“道、天、地、人、万物”认知的哲学格言。五千妙言，广大精微，是中国文化的大宝藏，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灿烂的日出。他以自己的跨时空的思维方式，站在太极弦的阴阳两侧，居中观阴阳，从而体大道，对宇宙、世界、自然、国家、社会、人生等方面并作出了精妙绝伦的回答。老子《道德经》五千言，貌似高悬太空，实则立足人世；他提倡“无为”，实则“无不为”；他言“守静”，实则“制动”；他甘“居后”，反而“占先”；他主“不争”，实则“天下莫能与之争”。实是消极其外，积极其内。他的每一章，每一言无不蕴涵着智慧与思想的光华。
老子的《道德经》瑰集了远古祖先们对自然大道本质的真知灼见，并且亲身实践圣人之治的方法论，性命圆成，回归自然。他站在自然的高度，所撰写的《道德经》也就自然地成为人类道德论的鼻祖。
道德，既是精神性的也同样是物质性的，这种物质特性，由于它超越人类的物理认识论的观念，暂时还不能被智观所认识和掌握，只有在慧观中才能产生真知。这种玄观的物质特性，不因我们智识的否认而消失，始终与人类形影不离，滋养着万物众生。中国古代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灵枢》中曾指出“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这段话所揭示的就是人类生命的真谛，道光德能就是生命的源动力，德性物质在体内的流动，才使生命体中的性体系统具有活力。
“天德养神，地谷养形”。更进一步深刻地阐发了这一生命原理。这也就是说道的德能，以炁的物质方式，营养滋养着人们的精神系统。而地上的五谷，所滋养的是我们的形体。老子曾经深刻地指出，对于一般人、普通人而言：“天食人以五气从鼻入，地食人以五味从口入”。这也就是说天上的五种德性的不可见不可观的气，仁德、义德、礼德、智德、信德这五种道的德性能量，滋养着我们的精神和灵魂，支撑着体内众生（灵魂系统）的工作。“地食人以五味从口入”，地球上的五味，是指的五谷麦、黍、稷、稻、豆等五谷，泛指一切有形有象物质的营养，酸苦甘辛咸之味。这些有形的五谷营养成份，通过口，进入消化系统滋养着我们的形体，营养着我们看得见的命体系统。天德养神，地谷养形。这是自然对人类生命中性命两大系统的基本法则，只有遵循这一自然基本法则，修养道德，用道光德能滋养我们的灵魂，人类才会达到真正的健康，民族才会真正强盛，社会才能进入真正的长治久安。
这就是老子，一个我们的祖先研究了两千多年的人；这就是《道德经》，一部历朝历代学者已经研究了两千多年的皇皇巨著。其内容涉及哲学、文学、美学、医学、军事学、社会学、伦理学、天文学、养生学，被誉为“万经之王”、“百科全书”。《道德经》不但影响了汉代以来两千年的思想史，而且也受到西方思想家的重视，已成为世界哲学宝典之一。从古至今注释者三千余家，出版发行量居世界第二，近二年已上升到世界第一。在中国历史上有四位皇帝为《道德经》作过注释。他们分别是唐玄宗李隆基的《道德真经注》四卷和《道德疏》六卷；宋徽宗赵佶的《御注道德真经》上下卷和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的《御注道德经》二卷。
二、当前，世界性的“老子热”、“大道热”，其势汹涌澎湃，这不是出于偶然，而是老子道德文化的真理光辉的现实再现
1、道德文化的政治文化意义
当前，世界性的“老子热”、“大道热”，已是汹涌澎湃，大势之所趋，这不是出于人力之所为，而是人类历史的命运所内蕴的自身的要求，即从对自然、对自身本性的全面德化，而复归于自然、复归于“道”的内在的不可抗拒的要求，是人类认识自然所面临的受现有手段限制而对新的认识手段的期盼，也是科学发现和历史必然性的作用结果。
公正地说，这个世界的精神孕育者，应当是柏拉图和老子，亚里士多德和庄子，以及其他一些人。可惜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哲学著作总是习惯于仅提欧洲古代的一些哲学家，却忽视了老子的《道德经》，从而很不明智地隔绝了一种对欧洲文化的极为重要的源泉。
德国哲人尼采甚称赞老子《道德经》：“像一个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垂手可得。”德国的海德格尔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环球时报》2004年1月16日载文道：海德格尔更是被认为是最直接地从《道德经》中吸取了思想资源。该文章还写道：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哲学家阅读老子思想，都是要从中获取能够拯救西方文明危机的良方。而他们的确发现，《道德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理解、为人处世的自然态度、德性培养的修行方法等，对弥补西方文明中的精神失落和强权意志，都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今日美国最富代表性的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法国当代思想大师德里达，他们都明确表示自己的哲学理念与中国传统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位研究中国古典文化、赴大陆学习的美国学者芭莉娅，在读了《道德经》一书后曾崇拜地感叹道：“老子的智能是人类的智能。”她说，在美国历史上似乎还找不到像老子这样大彻大悟的哲学家。美国学者蒲克明肯定《道德经》是未来大同世界家喻户晓的一部书。而有英国学者指出，市场经济思想的真正鼻祖不应是英国人亚当•斯密，而是提出“无为而治”思想的中国老子，比如“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等等。
胡锦涛主席今年访法期间，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讲中曾提道：“500年前，法国文学巨匠拉伯雷在其传世之作《巨人传》中就曾喻示‘智慧的神瓶’在中国。”这“智慧的神瓶”就是指中国的道德文化。德国总理施罗德曾在电视上呼吁每个德国家庭买一本中国的《道德经》，以帮助解决人们思想上的困惑。美国前总统里根在1987年国情咨文中引用了《道德经》中“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治国名言，立即成为美国人津津乐道的哲理之言，同时使《道德经》在美国立刻身价倍增。
2、道德文化复兴的科学背景
在世界范围内，一场轰轰烈烈并已初具规模的道德文化复兴运动已经开始了，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复兴与人类历史上所有文化复兴运动不同，它不仅是从政治思想界和文化界，而且是从科学界，是由西方一大批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家由于各自领域的新发现所发起的。
例如，现代量子物理学发现构建各种物质的基本粒子，它们的起点就是起源于虚空的虚无。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约翰•惠勒这样写道：“这是最基本之点，虚空其实并不空。它是发生最剧烈物理过程的地方。”就是这位惠勒，上世纪来中国访问讲学，一天在观看一部中国古代舞剧时，得知剧中指挥一切的大旗上都有一个“无”字，就问翻译是何意？翻译回答：《道德经》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中国古人认为，世间万物都是从“无”中而生，“无”是万物产生的源泉。惠勒听后大惊，他说：现代物理学大厦就建立在一无所有上，从一无所有导出了现在的所有，没想到的是，近代西方历经数代花费大量物力财力才找到的结论，在中国的远古早已有了思想的先驱。
作为胚胎学家的英国人李约瑟博士，正是因为西方科学无法解答这个问题而转向求助于中国道德文化。他认为在古代的中国人中，道家的自然知识最渊博，“说道家思想是宗教和诗人的，诚然不错；但是它至少也同样强烈地是方术的、科学的、民主的，并且在政治上是革命的。” 1957年在蒙特利尔的加拿大亚洲研究协会上，他以坚定的语气说：“我再一次要说，按东方人的见解行事”。
美国粒子物理学家卡普拉继承发展了李约瑟的思想，认为道德文化是贯通古今的桥梁，契合东西的交点。他于1957年出版的《物理学之道》结尾处写到：“我深信现在物理学所暗示的世界观与我们现在的社会不一致，我们现在的社会没有反映我们在自然中观察到的那种和谐的关系。要实现这样的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必须有一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要进行一场真正世界意义的文化革命。我们整个文明的生存可能依懒于我们是否能够使这种变化发生。”又于1982年出版的《转折点：科学、社会和兴起的文化》一书则企图建立东西文化平衡的世界模式。卡普拉的文化革命方案是一个贯通古今契合东西在世界规模上复兴东方文化的方案。而中国道德文化正是这种贯通古今的桥梁契合东西的交点。他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创建了一个国际性的组织—榆树林学社。致力于一种世界意义的文化革命。
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普利高津指出：耗散结构理论“对自然界的描述非常接近中国关于自然界中的自组织与和谐的传统观点。”他说：“中国文化已成为欧洲科学灵感的源泉。”“现在是我们把传统的欧洲思想和古典的中国思想进一步结合起来的时候了。”“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中国的思想对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
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于1968年就指出：“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预见并批判今天人类文明缺陷的先知。老子似乎用惊人的洞察力看透个体的人和整体人类的最终命运。”
3、兴起一场真正世界意义的道德文化革命
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德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为什么长期被误解和湮没，近代还是被西方世界的自然科学家重新发现的？西方自然科学的代表人物不约而同地把探索、欣赏和崇拜的目光投向东方的老子绝非偶然。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史》第二卷的引言中和《道家与道家思想》这章的结论中，说的几段话，值得我们深思。他说：“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道家思想曾几乎完全被大多数翻译者和作家误解了。道家思想被人们所忽视。”并在《道家与道家思想》这一章结论中说：“中国哲学家孔子对18世纪的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大家所熟悉的。如果道家经典当时也被翻译出来，其效果是何等的不同啊！”
造成西强东弱两个世界的隔阂和北富南穷差距的原因固然很多也很复杂，而以儒家学派为代表的东方人文传统，误解湮没了科学人文主义的道德文化与西方人文传统的差异和西方人文传统的极端无限性，导致科学与人文的分离，为霸权主义的强权扩张创造了条件，应该是主要原因。要在世界规模上实现物理学家所暗示的新的世界观，即他们在自然中观察到的那种和谐关系，达到科学人性化是人类社会的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但是，“九成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想兴起一场真正世界意义的文化革命。在世界规模上复兴道德文化，首先要在道德文化文化发祥地的中国兴起研究发掘工作。
中国在科教兴国根本战略的指引下，各项科学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的成就，但是支撑着枝繁叶茂的这棵大树的某些深根至今仍被埋在地下，这是领导者首先要反思的问题。追根溯源，老子以惊人的洞察力，领悟辩证的思维方式和强烈的民本意识形成完整地科学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期的历史背景，造成道德文化必然以宗教神秘主义和玄妙的诗歌形式出现，还有他济世治国的方略被断章取义地盗用！这就给历史上众多的道德文化注泽家，把道德文化理解为“复辟派”、“王道派”的注释制造了“根据”或“借口”。而老子的民本思想，有时也被历史上的开明君主所利用。除唐代倡导道教为国教，以道治国的指导思想导致中国兴盛外。多数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是以道魂儒体的形式，道为儒用，大大削弱了道德的科学文化功能，从而最终导致自己的精神危机和领导地位的危机。
当代中国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三为”实施战略的指引下，已经不是民本思想的利用者，而是民本思想的代表者和实施者。在全世界研究道德文化热潮的形势下，中国的领导者应该理直气壮地兴起道德文化的研究发掘工作，推动世界新文化运动新启蒙运动的兴起，开启一场新的明亮场地，促进科学人文主义的结合，复归科学技术服从自然、服务社会的功能，实现科学人性化，限制那些依仗科学进步军事大国倒行逆施的野蛮行为，为引导人类社会走出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时代做出贡献。
三、道德文化的兴衰，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与世界文明的前景息息相关
1、道德文化是建立在多民族和多重文化基础上的普世文化
古人的华夷之辨是基于文化，而非血统，只要接受中华道德文化，便属中华；中国历史上几次种族大融合，更进一步冲淡了种族间的距离。今天的汉族，在血统上和两千年前已有很大不同。西晋末年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北宋末年金兵入寇，二帝北狩；每一次的大动荡，都伴随着种族的大融合。今天我们再也找不到匈奴，鲜卑这些民族，因为他们已经和汉族融为一体。而全国能通满文的人寥寥无几，盖因满汉之间的差别，几乎完全消失。由于我们的祖先重道德文化，轻民族血统，几千年来，朝代屡屡更迭，中华却屹立不倒，即使偶尔有外敌问鼎，也无不被道德教化而归服，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这就是道德文化在历史上作用。
从《史记》可以看出，道德文化开始于黄帝的“道治天下”。《诗经——商颂》里说“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意即从我们这里延伸出去的地盘无边无际，哪里的民众认同我们，我们的疆域就延伸到哪里。因为德的感召而归心，这就是“德治天下”的真实写照。据说后来的周文王干戈未动，就已经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武王伐纣也是水到渠成，牧野之战纣王部下倒戈以战，武王不费吹灰之力便大功告成。认同感的产生，主要就是依靠“不偏不党、王道荡荡”这样的道德主义和平等待人的“王道”手段。但是，有道伐无道，这已经是道德下滑后的“仁义之治”了；后来周人意识到这种制造认同感的招法威力无比，比武力还要管用，还产生了极度的乐观主义，这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们真诚地相信只要是行王道，所有的人都会最终认同他们。其实那时已经开始进入“礼治天下”的时期了。
正如老子所言“夫礼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周礼已经是道德发生作用的最后一道防线。此时道德的作用已经需要借助外在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周礼的产生就是道德自觉程度下降的标志。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的依存关系根本丧失，所以道德自觉无法维持，道德主义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天下为公”就无可奈何地演变成让孔子感到悲哀的“天下为家”。
道德兴则国家兴、民族旺，道德衰则“国家昏乱”、“六亲不和”。从春秋到盛唐，道德文化展示强大生命力，它以“天下主义”的精神对中国各民族潜移默化地大融合和大亲和，对周边国家和世界各种文化思潮兼容并收地大吸纳和大影响，并且不失时机地、不断地完善和发展着自己独特的文化魅力。汉代道教的兴起，客观上促进道德文化的传播，从而为在唐代形成百国来朝、四海宾服的道德文化鼎盛局面奠定强大的基础。
宋辽金元时期，四百余年间，道德文化进入了一个迟缓的发展变革的新阶段。这一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相当尖锐，民族矛盾尤为突出。宋代又是中国历史上外患内忧的时期，农民起义高达113次之多，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却没有爆发过宗教性的社会骚乱，这其实是盛唐道德文化的生命力还没有完全衰竭，它还在继续释放宏观的、无为的教化作用，尽力延续宋的执政地位。
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统治者对道德文化徒用其表，随着外族入侵，由汉唐所积累的道德文化资源丧失殆尽，这是道德文化从停滞走向衰落的阶段，大体上与整个封建社会的衰落是同步的。
上个世纪，道德沉沦，礼乐崩坏，中华民族到了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出现了历史上最为剧烈的震荡，一方面我们必须接受西方欧美优势文化的进入和压制，另一方面，我们还面对了一次日本在同一价值体系内对领导权的挑战。在这种震荡中，道德文化的传统优势心态只剩下一层表皮，整个价值体系出现了混乱甚至一度崩溃的局面。天降大任于斯人，这时秉承道德文化精华的毛泽东将中国的革命实践和西方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使中国走向新生。中国终于免于帝国主义的瓜分，免于帝国主义代理人主导下的四分五裂，能够重新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也是在振兴中华道德文化、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共同旗帜所激励所烛照下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前赴后继努力的结果。
2、道德文化是是超越种族的人类“天下大同”的文化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角度而言，文化竞争是一切竞争的根本，它体现为历史的进步作用于诸多文化的此消彼融。当今世界，文化竞争是二元对抗和多元并存的格局。一方面，世界上存在两大主流文化群，即以道学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群，和以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基督教精神为基础的欧美文化群。这两大文化群在人类社会中的传播之广，影响之大，是其它文化难以相比的。另一方面，世界文化又始终是多元的，丰富多彩的。这既包括文化林立的宏观现象，也包括主流文化中支流侧派相互作用的微观现象。
理智清醒地认识人类的文化，自己的文化，是对中国新文化的第一个要求。中国道德文化之所以被称为世界的主流文化之一，不是自封的，从深层次而言，中美两个国家长期持续的角逐事实上是世界两大主流文化相互沟通，相互碰撞的要求和结果。没有此类形式的角逐，文化就必然走向孤立的一元，人类社会赖以进步的内在生机就会窒息。因而，全面弘扬道德文化，以智慧的道德精神参与这一角逐，是每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历史责任感。事实上，美国之所以强迫性的把中国当作一个对手，除了看到其众多的人口和经济潜力外，文化生存的危机感和以此而来的竞争需要是最重要的因素。
根据韦伯等20世纪西方社会学者最新研究成果表明，西方近代化不是单一的经济过程，主要有四大支柱：一是近代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支柱；二是近代科技产业革命作为物质技术支柱；三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罗马法体系与议会民主作为政治支柱；四是宗教改革而焕发的新教伦理作为精神支柱。前两大支柱是相互相成的。欧美文化群开始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它们的国家整个框架以政治、宗教、科学三架马车的形式，稳定而平行地拉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政治管理国家事物，宗教净化人们心灵，科技促进经济腾飞。所以欧美文化群体现出了相当的稳定性和现实性，尤其是美国，必须承认的是，作为人类文化的局部继承者和改造者，美国至今的表现都可以无愧于世界之王的称号。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垂而不朽，并且还有进一步繁荣之势的原因。
中国目前倡导的三大文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与西方的三架马车有类似的地方，但由于在我们的精神文明中长期的道德灵魂的丢失，几乎把心灵拯救的灵丹妙药给废弃了。
目前，世界局势又处在大融合、大碰撞时期，这样的震荡，反而成为中国道德文化再次爆发的导火索。一切的迹象表明，道德文化正处在爆发的前夜，这头雄狮不仅仅是醒来，还要脱胎换骨。我们既不能满足于现有的、不完整的、模式化，没有灵魂甚至仅剩下空洞说教的教条文化，也不能机械地从欧美文化中得其所然。应该重新审视道德文化的历史价值、文化力量、道德感召、人文关怀和普遍意义的科学价值。
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言，中国道德文化比西方文化更能领导世界。我认为，这不是大师一时兴起的溢美之词。道德文化是天下主义，是超越种族的。如果人类要实现天下大同，道德文化责无旁贷。历史上各个大帝国，无非是各领风骚数百年，不能千秋万代。而强大的文化，是最具有生命力的，才是王道的根基。虽然中国暂时告别天下主义，屈就西方舶来的民族主义，终有一天，我们会回到天下主义的传统。道德文化“不战而曲人之兵”，道传世界，德化人间，一个天下主义的中国，将和盛唐一样，四夷宾服，远人来归。天下即中华，中华即天下，这样的中华，能像在历史上打破中国境内的种族区别一样，打破世界上的种族区别，那才是中国的全面复兴。
3、道德文化是指引全人类共同回归的精神灯塔
中华道德文化的核心源流是道德精神，是一种利他主义和利群主义，这种道德精神并非空洞的说教，其根本依据在于个人的生存状态终究无法脱离集体利益的良好实现。这一点在中华文明的演进中得到充分的证明，作为个人受到自然和生理条件的限制是必然灭亡的，但是作为一个民族和民族精神则可以在文化流传中不朽。只有特别注重整体利益的中华民族，实现了民族大融合，具有足够的力量在人类历史上的“游牧民族的黄金时代”里把文化成果保存下来，并在强大的外敌面前最终能够团结一致免于被分割的命运，从百年屈辱中重新站起来。
没有共同利益的实现，个人的命运也一样难以把握。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没有人与人的主动协调，人类的未来将会是黯淡无比。所以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中，只有中华民族能够从游牧民族的黄金时代中保存自己的文明成果。世界上的其他诸文明尽行失陷于游牧民族的统治，最后都放弃了他们先民本就不多的理性主义和谐精神，今天仍然是宗教极端主义和极端现世主义盛行的地区，缺乏中华道德文化中温和的现世主义和温和的道德主义精神。
人们对现实道路的实际上只有两个选择，一是选择道德精神走协调共处之“道”，这是道德文化的核心；另一条道路是放任纷争和利己主义在社会上广泛引入丛林法则，这是西方文化的根基。“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能够区别于禽兽，所以道德文化就是精神灵魂的教化，丛林法则不是文化。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纷争是不可容忍的，是不必要的精神和物质浪费。
道德文化的主要精神和轮廓在先秦就已经完成底定，虽然在后来的历史长河中发生过多次大幅度的流变，但是道德文化都没有脱离原来的发展轴心，最终总是有相反的恢复过程继之而起，在背离“道统”一个时期之后，紧接着总是有对“道统”的回归过程，这是道德文化生命力的自我表现。这也表明了人类并不能真的随心所欲地创造一个世界秩序，正如董仲舒所言“道之大者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最主要的流变有汉代的“法家改正错误”，恢复到以道德主义为基础；宋代的理学开始兼容丛林法则，导致儒学发展为“吃人的礼教”；清代开始出现对“宋学”的反动主张回到“汉学”，最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决定性打击下，宋学从儒学极端化发展出来的纲常名教体系彻底瓦解；在1960年代开始的文革中，发生了对传统的激进批判，是对道德主义最彻底的背叛；1980年代世界思潮发生整体“向右转”，中国精英对中华文化的批判和妖魔化，也相应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尤为明显的是，五四和1980年代开始的对道德文化的批判，是两次西式乐观主义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批判的理论资源也是直接来自西方，所不同的是五四时期的批判是基于“西方的极端现世主义”，具体表现主要为形形色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八九十年代则骨子里是西方的精英主义，理论是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其核心源流都是丛林法则。
“反者道之动”。道德文化是指引大众尊道贵德、淳德归道的文化，是光明和力量之源。发掘光明和力量之源的历史使命落在新一代中国人领导者的肩上，而开启光明和力量的钥匙就在老子的道学之中。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如果中国人的努力终究归于失败，那么全人类的未来将是黯淡无光的”。
四、通过实行道德中兴，中华民族必将在本世纪出现现代文明的盛世，迎来国家的伟大复兴
1、重新树立道德文化信仰是中国现实的文化利益
道德是人的行为受社会制约的一种属性，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如果每个人都以不道德的手段实现其目的，那个社会就无秩序可言了。然而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也常见非道德主义的思潮和倾向，否定道德的约束性，蔑视道德的规范，对道德的价值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一般讲来，非道德主义盛行在社会变更时期，旧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受到怀疑和否定，而新的道德观念和秩序还未建立起来，于是怀疑主义与悲观主义成为主流，使非道德行为社会化。在罗马帝国时期，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及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都有过非道德主义泛滥的社会经历。
在中国的现代化变迁过程中，中国人的伦理精神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蜕变，中国道德文化和道德秩序也正处在解构和重建的过程……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文化的物欲主义影响下，非道德主义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许多人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标准，加快了人们道德观念的滑坡。如果非道德主义只反映在极少数人身上，这对社会还不构成危害，如果较多的人都采取非道德主义的态度，社会安定就成了问题。而当社会安定出现问题以后，领导者如果仅仅借助法制的力量规范秩序，而不是用道德精神去扶正祛邪，那么他的法治将是没有灵魂的、苍白的。
秦代的迅速覆灭，固然有六国旧贵从中取事的原因，但是法家的极端化主张，不仅忽视对社会认同建立的重要性，放弃温和的道德教化采取强硬的严刑峻法，在人心未附的情况下无疑加剧了不满情绪的蔓延。秦始皇不知适当地进行“休养生息”政策，唯以建立功业和大兴土木为务，终于不免于人心尽失导致“天下苦秦久矣”，民众揭竿而起，迅速埋葬了秦王朝。法家政策实行的基础需要良好的道德土壤，否则结果必定是适得其反。所以头脑清醒的真法家必定是道德教育家，只有在道德教化完成社会认同建设的基础之上，法家的政策措施才能得到贯彻。今天我们更为紧迫的任务是以德治国，以德治国的关键是发掘、弘扬道德文化。
发扬道德文化中的道德价值观，树立道德信仰，避免重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错误，是中国现实的文化利益。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如功利主义的过度膨胀引发了拜金主义，人的商品化导致人失去主体意识，非权威主义与多元化走向极端则出现相对主义和信仰危机。如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重建道德灵魂，是中国不能回避的社会问题。中国是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面临着双重历史要求，既要完成现代化的转变，又要避免现代化的负面影响，然而二者的作用方向不同，有着内在的矛盾。中国必须维持一种平衡，才能使现代化过程不至于带来动乱。而在这时果断、及时地建立道德信仰，以道德精神抑制功利主义的过度膨胀。在承认个人的合理利益的前提下，提倡天人合一的和谐，这不失为目前的一剂苦口良药。
2、道德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结合，是中华复兴的伟大的精神动力
随着近代工业发展出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加速了对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使用，对自然环境的污染造成生态恶化，人类已经拥有了毁灭自身生存的力量。使人类已经逐渐觉察到自身生存持续发展的危险性，认识到自然界可以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却满足不了人的贪婪欲望。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唯科学论产生了怀疑。
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近代工业哲学的产物。他在突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视界的背后，蕴含着更为浓厚的近代工业产业性质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作为经济学家和社会批判家在19世纪就看到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但是他一方面强调科学精神的传播，可以提高劳动人民的经济平等和政治民主意识，另一方面他又清醒的认识到，滥用科学技术会给人类社会造成恶果。科学地予见到20世纪的能源危机和生态危机。
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流经苏联后，既带来成功的革命实践，也在后期被僵化和神化，这种流弊在东欧和中国同样存在。苏联垮台和东欧巨变给我们的启示应该是多方面的，而没有本民族的道德文化来支撑的、融合的理论是无法长期地、根本地占据人们的心灵，无法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
随着我国工业现代化建设和伴随而来的社会全面改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业意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和关于人类自身与自然一致的思想，需要我们架通中国道德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意义上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桥梁，架通道德文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业意义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桥梁。道德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从意识形态政治视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到人与自然关系及工业意义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相通的。
真理越具普遍性，在表述上、概括上就越简明、简约。反之，一种理论、一个论断或观点适用的范围越小，在概括上、表述上也越复杂，因为要把前提条件、约束条件说清楚、讲明白。当然，越具普遍性的科学理论，内涵越丰富，阐释、说明和掌握这种理论，就越需要下很大的功夫。《道德经》只有五千言，之所以被称之为“万经之王”，是因为它系统地揭示了宇宙的根本真理；揭示了宇宙万物形成和化生的源动力；揭示了人类与这个真理和源动力的根本依存关系；揭示了人类提升品质回归道德的必由之路。道德是宇宙的本源，是天地万物众生的根蒂，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无色无相，无为无欲，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德，弥沦于整个宇空之中；遍布于宇宙空间和时间之内；渗透于万事万物之中；与生俱来地潜藏于我们的心灵之中。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在宇宙大千世界之中，在虚态和实态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都可以寻觅到道德的踪迹。
老子的“天人合一”的“道德”境界与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马克思看来，“在共产主义社会，它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同类之间的真正的解决。因此，社会是人与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强调的是人与人、人与天地、人与万物、人与自然、灵与肉、物质与精神的和谐统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世界哲学，必须以中国的道德文化为主，并善于吸收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融会中外，贯通古今，发展创新。老子之道，宇宙中自然之道，它究天人之际，察万物之情，通古今之变，应人生之事，证大道之真，是人类走向自由解决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恒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0页)一旦道德文化和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想结合，就会形成指导中华复兴伟大实践的共同精神力量，就会开创中国未来发展的光明前程。
3、道德中兴，和平崛起，迎接国家的伟大复兴
美国学者研究认为，2l世纪有8种文明能够生存下采，但是能够成为主要文明的只有3种；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现在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起了很大的冲突。在三种文明力量鼎立中，以道德文化为核心中华文明有天然的优势，它不走极端，有可能调解前两种文明的矛盾，带动其他文明走向共荣。没有文明的崛起，物质的崛起是短暂的。没有道德的复兴，和平崛起是一句空话。在新的文明构成的21世纪文明图谱中，中华道德文明一定是主角之一。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人只要让世界知道：老子是谁？《道德经》是什么？道德文化是什么？中华的复兴就势不阻挡。
中国共产党正在率领全国人民实行新的两个转变：一方面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另一方面从道德滑坡、文明衰落的状态向现代中华文明转变。通过实行这两个转变，特别是后一个转变，中华民族必将在本世纪出现现代文明的盛世，迎来国家的伟大复兴。
中华文明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也有160年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文明借科技、经济和宗教之力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深刻，从各个领域，无所不用其极地向我们发起全方位的渗透。北邻正向我们输出东正教，企图经过洗脑后吸附中国人为之开荒。西疆两地的独立分子在境外势力的支持下始终蠢蠢欲动。东南亚的邪教势力依附经济体，正暗中通过投资开发的机遇由沿海向内地蚕食，企图动摇我们的文化和国本……加上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和日趋尖锐的社会问题导致的离心离德趋势，使当前一个期成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关键时期，如果中国不能早日鼎兴道德文化，早日重新确立道德文化信仰，就只能被全盘西化。
“夫惟道，善始且善成。”道德文化是中华复兴的不竭的精神之源、力量之源，道德复兴是中华复兴的前提，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由之路。每一位爱国志士、每一位具有道德的中国人，都应该加入到这场文明融合的洪流中，加入到这场道德文化鼎兴的伟大实践中，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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