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驻京记者  夏榆    

    “我一生中最遗憾的事就是在1957年多说了几句话，结果被戴了右派帽子，经过5年才摘帽，摘了也不行，到1979年才改正。可惜从50岁到70岁什么工作也不许做，20年里光阴虚度。”——张岱年

    （一）旧椅上的哲学家

    张岱年家里有几把很寻常的旧椅子，家里人几次想卖，张岱年都舍不得，那是他用来阅读、写作、沉思、闭目养神的座椅。椅子没扶手，但张岱年偏偏喜欢这样的椅子。4月7日，95岁高龄的老哲学家坐在椅子上睡着了。睡到浑然无觉的时候，身子一斜，椅子失重，张岱年摔倒在地上，被送进医院。4月24日凌晨，张岱年在医院里逝世。

    “岱年先生的离世，是中国哲学界的重大损失。”北京大学哲学系汤一介教授说，“这意味着国学大师又少了一位。学养深厚的老一辈国学大师原本就没几个，梁漱溟、熊十力、陈寅恪、冯友兰……现在张岱年先生也离开了。我想他们的离世还不仅仅是个人问题，如果没有后续者，中国文化思想会严重断层。”

    汤一介认为，中国现在正处于文艺复兴的前夜。“文明的冲突正在世界剧烈演进，强权国家推行危险的单边主义，恐怖主义猖獗，文化的欧风美雨正在飙袭东方社会，消融瓦解东方传统文化，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需要找回和坚固自己的根。独立的国家就要找到独立的身份，独立国家的独立身份就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一个文明的新的飞跃常常要回到原点，然后燃起光辉的火焰。”

    汤一介把张岱年看成是中国文化之根的传承者和守护者：“他是其中的一个。他们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在于他们清醒地看到文明冲突之下传统文化的处境和命运，他们努力重建道德的价值体系，虽然他们的声音经常被忽视。身处社会转型时代，长期以来我们把主要精力都投注到解决生存问题上去了，深层的文化问题被忽略了。知识分子不甘于所关注的问题被边缘化，他们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文化的命运，希望更多的人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二）异见的交锋

    对于“国学大师”的提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研究员、《原道》主编陈明并不认可。2001年，陈明在与李泽厚两人在一次对话中向以张岱年为代表的“国学”派发起批评。陈明说：“当时整个学界都把张岱年先生当作‘国宝’，很多重要会议都把他请过去。我觉得如果张岱年先生就是我们的镇国之宝的话，那不光是说我们哲学的水平低，更重要的还说明我们对思想家的标准的降低，这是可悲的。一个民族可以没有大师，但不能因此就降低大师的标准。因为那将意味着永远失去产生真正大师的可能。”

    李泽厚与陈明的对话谈论到一个问题：哲学家的学术造诣和思想能力。

    “我想‘国学大师’这个名词现在需要重新定义，以前它是有特定含义的，就是专指那些对传统学问有深邃了解的人，但是像张岱年的学术领域并不在传统国学即朴学的范围。他的传统文化造诣没有达到朴学大师的知识水准，对传统价值的认同也谈不上如何虔敬深刻，因而不足以成为所谓标志性符号。今天‘国学大师’只是一个被泛化了的称呼，年纪大，对传统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就能称为‘国学大师’吗？我很怀疑。况且岱年先生自己认为是一个哲学家，哲学家和国学大师是两回事，在中国其实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就算是一个思想家吧，一个本土性的思想家，第一要对本土有深入的了解，第二要对本土有一定的信念，自觉内在于这一谱系，张先生缺乏这些。有位教授将他作为古代气学在当代的代表人物，张先生却拒绝接受。我们不能因为他的专业领域和传统文化有内在联系，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一定认同，就把他奉为国宝级大师。我觉得事情不能这么简单。我认为岱年先生并没有什么哲学家的洞见。虽然我们现在对哲学的理解，知道哲学家并不一定需要创建体系，但是作为哲学家，作为儒者，必须要有自己的洞见，要有自己的贡献。张岱年先生最重要的作品是《中国哲学史大纲》，那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完成的，那个时候他就是大师了吗？后来张先生还有比《中国哲学大纲》更高更重要的成就吗？也没有。我想这是个没有大师的年代，20世纪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是个需要巨人而没有产生巨人的时代。没有大师，原因是复杂的。作为学者，必须面对这样一种空虚。”

    （三）思想的断裂

    汤一介不同意陈明的说法。“国学大师的境遇在我们的文化历史中是微妙的。”汤一介说。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经营“国学”的大师确实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他们学术辉煌的时代，但五六十年代就没有什么建树，总是处于被批判的处境之中。

    第一代“国学”大师熊十力、梁漱溟、陈寅恪、冯友兰都是张岱年的老师。他们的境遇和张岱年这一代不一样：一类像熊十力、冯友兰，是哲学家，创造哲学体系。另外一类像王国维、陈寅恪，是学者，虽然没有创立思想体系，但在学术上贡献非常大，开创了学术的新方向，这两类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贡献都非常大。张岱年介于第一代和第二代“国学”大师之间，在哲学体系的建立上不如冯友兰，在学术开创的新层面上又不如王国维、陈寅恪；但这并不是张岱年个人的问题。

    1930年代，张岱年想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当时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已经出版，其考证之精、分析之细使张岱年感觉很难超越，于是改换体裁，撰写了一部以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大纲》。1946年清华复校，张岱年回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张岱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汤一介绍说，从1950年代起，中国全面学习苏联，包括意识形态。当时全国大学的哲学系都停了，相关教员集中到北京大学改造思想，把苏联的一些理论作为指导中国哲学思想的指南。按照那个框架改造哲学家，非常简单地把哲学家划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划成进步和反动，每个哲学家给贴个标签就完了。哲学家是创造思想体系的，负责解释政治领袖思想体系的人，只能叫哲学工作者。

    哲学家的哲学

    张岱年在他出版于2002年的《晚思集》里写道：“我一生中最严重的教训是1957年响应号召提了一些意见，引起误解，从而陷于反右扩大化的罗网。我本来可以不发言，或者不那么直言，那就不至于陷入反右罗网了。开会发言是容易误解的，必须十分谨慎。”

    “张岱年1957年被划为右派，理由是他提出反对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时就说他用这个攻击现实。他还有一个哲学思想就是‘以德抗位’，这是孟子的思想，孟子当时说国君有国君的权位，但我是学者，我有道德，国君如果错了，作为一个学者我可以以我的道德对抗你。这是张岱年先生在1950年代的思想。现在看这个观点应该很合理，但当年他的思想就成了他被划为右派的理由。”

    学校勒令他停止教课，让他搞资料。有很长的时间他不能正常地开展学术活动。1957年10月至1962年6月，张岱年受命从事中国哲学史资料校释工作，无暇探索理论问题，也不能思考理论问题。1965年至1966年参加北京近郊四清运动工作，1966年“文革”学术研究停顿，1969年到1970年到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一年，1973年，“评法批儒”运动开始，张岱年受命为哲学系学生讲解儒法两家的历史资料。感到学术研究没有希望，因而也完全放弃了关于学术理论问题的思考，以致时光就白白地被浪费了，这很可惜。

    1978年张岱年重返学术岗位，已经年近70岁了。“重新复出的时候，他的年龄和环境已经不允许他再创立一个全新的思想体系。”汤一介说：“对于一个哲学家这是很可惜的。”

    (此文经汤一介、陈明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