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这块热土上曾经孕育了灿烂的河东文化，哺育了一代代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名人贤士。河东大地文化之悠久、史迹之深厚、名人之众多是中国别的地域所无法匹比的。冯建国先生的《千年河东》首次以全景式散文游记体梳理了古河东灿烂的文明，这部洋洋大作，既洋溢着作为河东子民出于血脉之情对故土的挚爱之心，同时作为现代“公民”，冯建国先生又在他的大作中充满了对河东文化的反省乃至整个中华文明未来的关切和忧思。

作为“尧、舜、禹”的故乡，作为孕育过司马迁、王维、王勃、司马光、柳宗元等文化巨人的河东大地，其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无须赘言。《千年河东》价值就在于为被冷落了的“河东文化”叫屈，为使河东灿烂的文化为世人重新认识而“鼓与呼”，为其中所蕴含的世界级的命题而忧思。

事实上，河东文化之于中国地位，同中国文化之于世界的位置是等同的。从经济的角度讲，河东是中国的“第三世界”，同中国在西方眼里是“第三世界”一样。文化常常同经济联姻，强势经济中的文化，往往是相得益彰，反之，文化则是只有“历史”价值，这是一个势利时代的普遍规律。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人们会有文化的自足感和自信心，而在一个开放的社会，这种自足和自信更会动摇，特别是遇到强势文明侵袭时，文化的自我怀疑便会特别强烈，近百年的中国一直徘徊在这种自足、自卑和自我怀疑中，直到今天我们还难以言说我们的“文化自信”。中国曾作为亚洲文明的中心地带，经济崛起后，能否形成我们的“强势文化”？这是每个华夏子民都应反省的问题。

作为关公故里，我们说，关公是河东大地最有代表性的历史“圣人”，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是无法比拟的，特别是在民间，关公被尊为“武圣”，成为“忠义”的化身，在中国历史进程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刀剑停息，忠义所至，这是中国文化强势力量所在，也是其负面所在，正如冯建国先生在“关老爷突围”中所分析的那样，成也“忠义”，败也“忠义”。“忠义”成为所有帝王事业中最有力的统治工具，但是作为“个人”，它彻底成为“牺牲”，告别了个体“自由”，从而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作为“人”的活力。这种分析道破了中国文化最致命的硬伤，道破了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分歧所在。在中国的主流文化中，国家的、民族的、集体的、家庭的利益永远高于个体的理想、人性、自由和尊严，而西方文化则相差甚远。我们虽不能说，西方主体文化是个体价值高于国家、民族、集体、家族，但从最差的情况讲，两者也是平等的。千百年来，中国文化基本上停留在“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超稳定模式中，而西方的文化则是处于不断颠覆和创新的动态发展中，并成为现代社会的支配性文化。如何使我们的文化具有创新因子，成为影响世界的强势文化，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首要课题。

不可否认，中国文化曾有一种大气磅礴、恢宏盖世的气度，但到近代，则沦落成为一种暮气沉沉、因循守旧、作茧自缚的“酱缸文化”，冯建国在本书中曾感慨具有无限厚度的河东文化如今好像如同岁月随风而逝，今天的河东人多有保守、恋家、好面子、小气、拘谨的毛病，这可能是受传统文化渗透过深的缘故，当代河东人虽有骄人之业呈现于世，但是，已经远没有过去的那般辉煌。这使得我们倍加缅怀我们的先祖：舜帝立德的卓识，大禹治水的气度，晋文公称雄的霸气，司马迁、司马光文笔的恢宏，关云长、薛仁贵横刀的雄姿，裴氏故里无可匹比的家族雄风，普救寺里独霸中国爱情剧坛的千古绝唱，鹳雀楼上“欲穷千里目”的那样一种大汉民族应有的视野……这是一种何等大气的文化底蕴牎民族复兴，说到底是这种文化气势的复兴。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我们没有理由对我们自身的文化太多的自卑，在经济至上、物欲横流、财富分配严重失衡，人与自然严重分裂、信仰流失、精神空洞等等浊流侵袭世界的今天，我们应从我们先祖遗传灿烂文化中汲取医治“现代病”的良方。一个追求和谐、淳朴、亲近自然、注重人际之间互助、追求群体价值的东方传统文化同张扬个性、尊重个体尊严、鼓励个性创造的西方文化决不是永远的冲突，两种文化都在相互审视对方，都在汲取对方的长处。诚如汤因比在分析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关系时所指出的那样：“放纵个人自由，则强者横行，弱者向隅；没有个人自由，人的本性就不能有创造性。但对个人自由不加压抑，则社会正义就不能彻底实观。”这就表明、东西方文明彼此都应相互学习，才可能建立一种比较理想的现代文明社会。

作为河东游子，虽然常年漂泊在外，但是骨子里难改的依然是乡情。愿灿烂的河东文化重现光芒。愿冯建国先生有更多探幽河东文化的佳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