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恺玄

    中华复兴是世界背景下的问题，是在现存的发展模式的问题日益显现、世界各种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出现的。对于文明来说，讲中华复兴又不是为了证明我们文化的优越，不是求异，而是求同：求人心之本然，证人心之大同。

    第一，理性民族主义和中华文化的关系。民族主义或民族本位主义是当今世界主导意识形态在民族问题上的表现，那些以“普世文化”反思国内民族主义的人同样是以民族主义为武器的，只不过是换了一个位置罢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反抗压迫中形成的，相对于压迫者的民族主义有它的合理性，但是毕竟是有局限的，如果一切都围绕着“民族”，可能最终连真正的民族利益都难以清醒地认识到，因为民族主义本身并不能带来“理性”。理性民族主义的形成有赖于提供理性的文化，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民族的精神支柱是中华，有了中华精神，民族主义就有了理性的保障。中山先生讲民族主义，主张扩充家族慈孝亲睦之义，成民族仁爱诚信之德，推而为民族与民族平等和合之大同世界。这是真正理性的民族主义，它强调民族但不失正理，自利而利它，这正是中华精神的体现。中华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中华民族的本质是以中华统摄民族，而不是以民族统摄中华。

    第二，当今世界的冲突与和谐之理。当今世界的不和是利益难以协调的结果，是现存秩序和文化的必然产物。只讲利益而不论是非，无义之利和正当利益平起平坐，实力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冲突与不和也就成为必然。恐怖主义根源并不在于文明，而恰恰在于不文明、不合理的现实。文明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但文明教条如果被现实利益利用就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宗教极端主义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以极端对抗极端，以不文明对抗不文明，造成了世界的不安。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文明无关，现存的不公正的世界秩序同样也不能归咎于特定的文明。“文明冲突论”的实质是转移矛盾，将现存秩序与文明的冲突转嫁到文明本身。
文明之间完全可以“和而不同”，各种文明虽然表现方式不同，但完全可以和于“义”。相反，当今所谓文明实体之间在主导文化的支配下却同于私利、私见，各美其私、“同而不和”，只能你争我夺。要实现和平，必须确立人心之“天平”，应该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不应该将文明的差异绝对化。

    第三，关于和平崛起与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国的发展必须走和平崛起的道路，但问题是怎样才能真正地和平崛起。如果坚持走欧美国家的发展道路，即使能保持人类社会的和平，也必然造成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和”不是局部关系的“和”，“和”是自他的调和，自身不“和”，自他关系就难以和谐。要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必须要对“纵我制物”（太虚法师对西方文化的概括）的主导文化及发展模式进行矫正，这需要中华文化的复兴。没有文明的复兴，即使认识到目前发展模式的问题，也难以真正改变。
    和平崛起和中华复兴是一致的，只有中华复兴才会有真正的和平崛起。要实现中华复兴与和平崛起，最根本的任务是“立本”，没有这一点而空喊复兴口号是没有用的。文化或思想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不可能通过制度安排而消失，发展道路中内含的问题也不可能通过“发展”而解决。从现实看，只有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和谐发展的新观念才不会仅仅停留在口头和理论层面。和平崛起不是重蹈“普适”的老路，而是独立于现存体制和文化之外的有中华特色的道路，是建立在公正、和谐和文明生活方式基础之上的自利而利他的发展之路。
  （本文是作者去年年底在上海证大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崛起与文明和解”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