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传统文化被全面否定、打倒多年后，随着崇西思想的国人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与中国交流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崇态度，以及人们自身理性的渐渐恢复，不得不对以往的种种做法重新反思，对其价值有所肯定。于是八十年代后就有了对传统文化要进行“批判性的吸收”之观点。这种观点虽然较之文革时期有所进步，但其实还对是对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没能有个真正的认识，从根本上来说，仍是否定的，所以导致这几代人对我们祖先的文化仍是一无所知，没有能够真正继承。

    那么，这种所谓“批判性的吸收”思想到底对我们继承传统文化会产生什么障碍呢？其实它反映出今人对古人一种高高在上的、居高临下的、审判性的一种心态。学习是须要虚心的，而一旦有了这种在学习之前就要先存自高、批判之心的做法，无法想象能真正地把它学习继承好，更不要说发扬了。

    一个典型的例子，历史课本中，当提及孔子的学说成就时，说了一些赞扬之语，但随之却没有忘记要加上一句“孔子歧视劳动人民”，以示其“批判”。我认为这是一种妄批妄断，为害不小。我要问：下这种定论的人，您对孔子到底了解多少？您对儒学到底知道多少？现在看一下其此种论断的一种依据：

    引用：“孔丘曾提出‘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他歧视劳动人民，把他们看作不可教诲的下愚。”

    我认为批者完全没有弄清话的意思是什么，就给孔子扣了一个“歧视劳动人民”的大帽子，这是很武断的、缺乏深思熟虑的、不严谨的一种观点。批者没有想一想孔子到底说的是什么，“生而知之者”知的是什么？“学而知之者”学的是什么？难道是知识吗？不可能，因为知识不会“生而知之”，必要通过学习才能掌握。由此足以证明批者所认为的“生而知之者”知的是知识论之谬。正确的解释：“生而知之者”所知道的应“明德”、“至善”。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此。这种明德、至善，不是有了知识就会有，所以无论有文化者还是没有文化的农民，只要是不能明明德、止至善，即是“斯为下矣”。

    至于“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则是说唯有至善与至恶之人，其本性本质已很难受环境影响或教化而改变。上智至善之人，能明辩是非，不趋恶途，如处淤泥泥之莲而不受其染，此不移也；下愚至恶之人如腐朽之木，巧匠所不能雕者，此难以教化之意，而非批者所指认的“劳动人民”。由极善至极恶之间者，为不善不恶、半善半恶、可善可恶之人，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可以经过教化、引导来改变其品质的。这句话为孔子勉励众人之意，因为上智与下愚极少，大多数都是介于极善与极恶之间的人，是可以教化的。

    由上可知，这种“批判性的吸收”是对于儒学的传承是有害无益的，批者因先存自高之心，往往以自我为中心，为标准，容易不经过深思熟虑，凭主观之见，妄加评论，随意批判，或专为批判而批判，其结果是混淆了是非，误导了后人，使后人对传统儒学产生了畸形认识，为害大矣。

    然则不批判，难道要我们全盘接受吗？不是的。古人也从来是反对盲目接受的，如孟子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那么真正的学习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质疑”。学习的过程即是一个不断质疑的过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即为此意。而这个“书”，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所有的书，包括圣贤之书。他的这句话也不是教人们对一本书信一部分，疑一部分，而是指看书必须要会质疑，要进行深入地思考，而不可盲信。即古所谓“大疑则大悟，小疑则小悟，不疑则不悟”。如果不思考，不质疑，则不悟，不会有心得，书上的知识也不能真正变成自己的。我认为质疑与批判的主要区别是：批判是以自我为标准，主观性强，容易乱下结论。质疑则是比较客观地看待事物，善于思考、提问，对不明白或有争议之事不妄下结论。所以，这种善于质疑才是对待传统儒学文化的正确态度，是能继承、发扬传统儒学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