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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时此刻的承德，早有一个人坐卧不安了。从１１月２日省里来人查账至今，他已２０多天没有睡过好觉了，以至于面庞消瘦，眼圈发黑，眼睛布满了血丝。他就是承德外八庙管理处文保部主任李海涛。
月初以来，公安局的刑警们对他进行了多次询问调查。他承认１９９６年的新账是他指挥做的，但当问到过去的原始账簿那儿去了时，其回答前后充满了矛盾，一会儿说丢了，一会儿又说没丢，总之就是找不到。可是，每天回家都觉着背后有眼睛盯着他。
然而，他也庆幸当初自己干的还算利索。警方和省局的人这么多天都没找到确凿的证据，就算知道丢了文物，也不知道丢了什么东西，更不知道怎么丢的，如果死不认账，最多说自己是失职，大不了主任不干了。
不过他也知道，生死攸关的时候到了，每次接受调查，都吓出一身冷汗。
１２月７日早上，李海涛又被叫到了专案组，他以为专案组仍像往常一样进行着例行的询问和调查，所以若无其事地重复着以前说过的话。这时李副支队长从卷宗里拿出一张照片，问是否认识。当看到照片的一刹那，他的身体完全僵在了那里。认出来了，这张在外八庙文物库房拍摄的粉彩无量寿佛照片是同事侯桂兰１９９６年为制作文物藏品档案拍摄的，档案的复件曾被送到过省城。
他感到后脖梗子发直，脑袋瓜子冒凉气，心想完啦。
李海涛被刑事拘留。
在接下来的突审中，李海涛未作任何抵赖便开始交代盗窃文物和倒卖文物的全过程。
塞外文物大盗落网了，这在小小的山城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近４０天压在承德全体文物干部职工身上的包袱终于卸下了。
其实，对李海涛的被抓，警方和参与办案的工作人员心中是有数的。外八庙文物库房的环境已经告诉人们，外贼作案的可能性极小，周围没发现任何外贼作案留下的痕迹。除了非常熟悉情况的内部工作人员，平时鸟儿都很难飞进这里。
案发当初的１１月４日，为督促追查文物，国家文物局曾派员到达外八庙库房，其中有一位保卫处的副处长。在工作过程中，跑前跑后的外八庙文保部主任李海涛引起了处长的注意，李海涛布满血丝的眼睛一再回避处长那锐利的眼睛，当处长再三追问原始账簿时，他显得气急败坏。次日回京后，处长将李海涛不正常的举动通报给省文物局保卫部门，希望引起注意。承德公安部门介入后，外围调查的全部线索都集中到了李海涛的身上。他们调查了已退休的老保管员和前任领导，均证明原始账簿经合法的手续交到了李海涛的手上。李海涛已经被掌握了。
李海涛，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第一春生于塞外木兰围场，７０年代末参军入伍，复员后于１９８１年３月１４日到承德文物局报到，被分配到外八庙看守文物殿。
看殿工作清贫而艰苦，冬天需要忍受刺骨的寒风，夏天则要经受阳光的暴晒。尽管文化功底不深，脑瓜也并不算太灵活，但他却十分好学。手里经常抱着一些关于外八庙的书籍。
经过几次考试，李海涛终于在１９８５年通过成人高考进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文博专业学习，１９８７年毕业后多次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由于工作比较突出，九十年代初被组织安排，当上了外八庙管理处文保部主任。捕前已是具有副高级职称的研究人员，同时还是中国佛教协会会员、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中国清宫史学会会员，曾有几本小册子问世。在当地同龄人中称得上是位小有名气的人物。
对于他的勤奋好学及取得的一些成果，请看外人是怎样评价的。１９９７年，辽宁人民出版社为他出版了一本《承德佛像考》，序者道：李海涛对佛教历史文化的学习和研究由浅入深，广搜博采，用辛勤的劳作发掘前人未及的领域，取得了一些具有学术价值的成果，誉在学林。其《承德佛像考》对承德佛教佛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考释，祖述前贤之外，确有一些从多方面多角度提出的新鲜学术见解；海涛同志从事清史、文物管理工作多年，博学多才，潜心研究，著述颇丰，《承德佛像考》从历史学、佛学等角度进行研究探讨的集锦，多有创见。
其实，读过这本书的人知道，其内容多为东拼西凑，该书顶多称得上是本知识介绍性的科普读物罢了，序者不免有吹捧之意。不过李海涛能够博览一些藏传佛教的书籍，拼出一本小册子，就其文化功底而言也算费尽了心机，下了一番苦功。
平时的李海涛总是谨小慎微的处世，常常深居简出，从不乱花钱、多说话，平时衣着简朴，据说在家是个受气包，常被妻子辱骂。在单位，工作十分卖力。所以同事们评价道：工作积极，努力肯干。勤奋好学，成绩斐然。团结同志，谦虚永远。生活朴素，勤俭为伴。尊重领导，爱护下属。受妻虐待，叫人可怜。在人们心目中李海涛是个十足的“好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见人爱的“好人”却变成了一个著名的塞外文物大盗。以至于当地人开玩笑说：民国有个孙殿英，现在有个李海涛。
在如何由一个领导信任、群众拥护的“好人”蜕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时，李海涛在一次法庭调查时辩解说是因怀才不遇，心存怨气开始盗文物。他说７０００多件文物入库后，建立档案把他累得腰酸腿痛，但只得到领导的口头表扬，年终连个先进工作者也没评上。看到平时无所事事的人反而成了先进，便心生怨气，便动起了倒卖文物的念头。
了解真相的人知道，他的解释完全是一派胡言。１９８７年以来，单位曾给过他无数次的荣誉，即使到了案发的２００２年，他还是承德市的“杰出青年”呢。另外，组织还给了他较高的职位，年纪不大就被提拔成部室主任。
所谓的因建立文物档案累得腰酸腿痛的事更是胡扯，据省文物局掌握，他负责管理的７０００多件文物的绝大部分档案至今都没有做，正因为没做档案，他才能乱中作案。
在每一个人的成长环境里，有些看不惯的事情是正常的，难道周围有点看不惯的事情，就要偷，就要抢，就要杀人放火吗？显然他的解释是不能成立的。
其实，在李海涛看似忠厚老实的外表下，长期隐藏着一个阴险狡诈的内心世界。
外八庙管理处文保部是存放馆藏文物的核心部室，因能天天触摸到外人难得一见的文物，成为做学问搞研究的好地方。如果能够潜下心来钻研学问，定能有所成就，我国的一些文物鉴定大家基本都有文保部的工作经历。这是多少在文物部门工作的人做梦想来而来不了的一个好地方呀。
不过在这里工作需要心静，耐住寂寞。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迅猛发展的经济浪潮冲击着李海涛看似平静的心，看到一些人成为经济大潮的弄潮儿，并发了财，面对自己不多的死工资，他的心开始躁动了。辞职下海，他又没胆量，毕竟不熟悉经济领域里的游戏规则。可是他想到了一句俗话：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于是开始打起了那些天天看管的精美绝伦的古代文化遗产的注意。
进文物库是他的主要工作。１９９２年的一天，已是文保部主任的他趁机拿了一小件文物回家。别看文物不大，可好似长了千万只眼睛，使他好长一段时间经常心跳加速，夜不能眠。然而时间长了，他恢复了正常。觉着自己做的事神不知鬼不觉，库房里那么多文物，拿几件也不会有人知道。从此胆子大了起来，开始了从小件到大件，从一件到几百件的狂盗生涯。
文物很快换来了大把的钞票，看着数不完的票子，他乐了。
按规定，文物库房必须是两把锁，两把钥匙并分别由两位保管员看管，一人不能单独进入库房。对库房管理规定他能背得滚瓜烂熟。平时进入库房李从来不亲自开锁，而是按规定命令两位库房保管员同时开锁。而实际上他早就偷配了两把锁的钥匙，以备同事们下班后作案。
据一些保管员反映，李进库后经常将她们支到离保管文物的房间有一定距离的预展间或命令她们打扫卫生，当库房卫生已相当干净时，他还常常让她们再次清扫。而李自己往往单独呆在库房里，不知道鼓捣些什么。有时同事突然来到库房，李马上命令她出去拿东西。
如果同事碰巧发现李海涛手里拿着文物，他会立即命令她接过文物，把文物放到橱子里。
同事们并没对主任的行为进行过多的猜想，总认为主任有洁癖或工作认真。
李后来交代：他经常利用库内原有的废纸箱，以清理废纸为由，在箱底放上文物，上面盖上报纸，当着其他工作人员的面，大摇大摆地将文物偷出去。
但也有差一点露马脚的时候。又一次，某位同事在办公室看到李拿报纸裹了件东西，打开一看是件文物，李海涛解释说要对文物进行修复，同事毫不客气地叫他把文物送回去，否则报告上级领导。李很没趣地将文物送了回去，但同事还是发现少了一件文物，李假惺惺地安慰同事找找，自己却迅速将偷来的文物塞到了预展间，并煞有介事地高声叫嚷说找到了。
这种把戏在东窗事发后的１１月２日，当省文物局的李副局长查库时，他还在故伎重演，把家中藏匿的部分文物送回。幸亏李副局长经验老到，果断决定封库，成功阻止了李海涛隐匿罪行的举动。
经查实，自１９９２年至２００２年，李海涛采用涂改账目、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标签张冠李戴等方式共盗窃文物２８８件之多。
从盗出第一件文物，李海涛就开始寻买主卖钱了。由于害怕在本地出事，他常常利用星期天的时间到北京的古玩城寻找机会。去过古玩城的人知道，虽说是古玩城，但那里卖的东西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新玩意太多，上当的人大有人在。李拿去的都是些货真价实的真玩意，很快就与经常混迹于古玩城，财大气粗的李某混熟了。几年中，李某逐渐成为李海涛在北京的大买主。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李海涛拿了一件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卖给李某，由于价格谈不拢，李某叫他先拿回承德，李海涛非常生气。
当然，李海涛也逐渐认识了全国各地的一些文物贩子。为报复北京的李某，他很快将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卖给了辽宁的文物贩子。这就是２００２年出现在香港克里斯蒂拍卖行的８５１号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像。
几年后，欧洲一家拍卖行的拍卖目录中出现了这件粉彩描金无量寿佛，李某大怒，立即找来了李海涛，将之骂了个狗血喷头，并威胁李海涛今后要把所有的东西卖给自己，否则就告发他。李海涛屈服了，从此被李某一步步套牢，后几年的东西基本像卖破烂似的卖给了李某，李某则利用关系将文物倒卖出境，大发横财。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初，事情暴露后，李某曾把李海涛叫到北京订立攻守同盟，让李海涛看了香港的拍卖目录，告诉拍卖的东西基本都是承德的，希望守口如瓶。这时的李某还忘不了做生意，又从李海涛手里买了七件文物。
李海涛被捕后，当警方拿着香港的拍卖本突审时，他承认拍卖目录中的５０件文物全部是他卖出去的。同时还承认２００１年香港夏季拍卖会中的矾红八宝、白地二龙戏珠器座和００４９２４号无量寿佛以及１９９７年天津国拍的铜鎏金背光无量寿佛坐像、银镶嵌喇嘛塔和银本巴壶也是他卖的。
“１１．２８”案告破后，香港克里斯蒂拍卖行拍卖文物的回归已刻不容缓。然而，部分文物已被２０多名住在香港的香港富豪和德国、法国及瑞士籍富豪购得。为避免祖国文物的流失，根据国家文物局的指示，国际追索程序启动。
但追索道路充满了坎坷。按照国际惯例，追索一方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所拍文物为被盗品。可是，外八庙现存文物账目均由监守自盗者制作，并多处涂改，原账下落不明；拍卖目录中的５０件文物中有２０多件没有照片，有１０多件没有上账编号，无法证实这批文物全部是外八庙的；另外，委托拍卖者仍然不承认拍品是大陆馆藏文物，仍然声称为十几年前在外国地摊购得；更麻烦的是香港地区没有加入国际公约组织，即便知道是大陆被盗馆藏文物也不会无偿归还。
面对这些困难，河北省文物局组成了专家鉴定组，专家们先后四次对外八庙库房以及展线上的原一、二级文物进行了核查。三级及一般文物由承德市文物局组织核查后，省里的专家进行抽查。指导、协助承德文物局制作了包括对比照片在内的大量材料提交给公安部和香港警方。
拿到材料后，香港警方又提出必须由失主提供详细的确认鉴定资料。经请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同意，河北省文物局本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按国家相关法律规定与文物定级标准，采用宏观观察和细部微观比对、电脑放大、显微镜观测及文字记录、数据核对等方法，对香港拍卖文物图片与外八庙被盗文物照片进行了多方位的比对观测，综合分析，找出两者共有的特点、瑕疵、残损等，由此确认两者为同一文物；对没有直接对比照片的，利用拍卖品图录中提供的器物本身贴有的原故宫编号，查找外八庙同类文物的原故宫编号。用原故宫编号顺序相连的事实，证明无对比照片的拍卖品亦为外八庙被盗文物。为确保万无一失，特邀故宫博物院专家对资料进行了复鉴与确认。
到２００３年３月至６月，河北省文物局向香港警方和律政司提交了近十万字的确认鉴定意见书和二十四份图文并茂的对比资料。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委托拍卖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批文物为承德市外八庙被盗的馆藏文物。其律师通过香港警方转告我国政府，愿将已拍卖的外八庙被盗馆藏文物全部购回，无偿归还中国。
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６日，首批４０件返还文物在北京首都机场验收移交后，安全运回承德。今年３月６日，第二批９件返还文物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至此，香港克里斯蒂拍卖行２００２年秋季拍卖会上拍卖的５０件外八庙被盗文物，４９件被追索成功，按当时拍卖标的计算，挽回直接经济损失１０６３．５万港币。而此案涉及的另两起在港拍卖的２０件文物仍在追索中。
另外，自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７日晚至今承德警方从承德县东沟镇李营，北京李某家，辽宁鞍山、沈阳的文物贩子王某、张某、闫某、陈某处缴获了李海涛藏匿或卖出的１３０余件文物（不包括卖出境的），没收赃款人民币２００多万元，美元７．２万，查处房产两处，同时收缴用赃款购买的其他古玩和工艺品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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