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儒学研究的新拓展》一书评介

赵吉惠先生长期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史学理论、历史文献学，尤致力于儒学研究，成果卓著，在海内外颇有影响，新著《21世纪儒学研究的新拓展》一书近期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就笔者的认识，赵先生的儒学研究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儒学研究出道比较早。赵先生自幼酷爱传统思想文化，喜读经书、子书。在大学读书的日日夜夜，又与现代哲学、史学结下不解之缘。毕业之后，既如饥似渴地攻读马列著作，更夜以继日地攻读那些闪烁着民族智慧火花但在当时被蒙上厚厚尘垢的线装书。一边读书，一边反省着人生、社会、历史、现实。自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研究儒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利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机会，继续阅读了大量的儒家典籍和先秦两汉古书。结束“文化大革命”，使他获得了新生，同时也迎来了研究学术、发展文化的春天。基于中国文化长期被误解、被扭曲的现状，当时他就确定：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学术问题，都应该全部进行重新研究、重新解释，并首先从儒学入手，在对儒学的微观个案与宏观整体、历史命运与现实发展相结合的反思与研究中，就许多重大的学术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在学术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大陆儒学研究的拨乱反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80年，他被邀请参加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曲阜召开的全国首届孔子学术讨论会，向大会提交了《论孔子天命观的伦理性质与自然本质》的论文，认为再不能把孔子当作“唯心主义”的典型、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表，粗暴地进行批判了，应当从伦理的义蕴去研究孔子思想，发掘孔子思想的社会价值与时代意义，批孔的时代与尊孔的时代都应当成为历史的陈迹，现在已经进入了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孔子的新时代。这些观点在今天已经不再新鲜，但是在当时儒学研究还没有摆脱“左倾”思潮禁锢的情况下，是要具有很大的理论勇气和理性的反思力量。此后，他连续多次被邀请参加中国思想文化及儒学学术讨论会，在深入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基本认识：研究孔子和儒学思想的主要意义应该在于揭示其历史演变及社会价值，所谓区别历史上“真孔子”与“假孔子”，除了考证史料的工作而外，主要是不同时代、不同历史学家、思想史家对于孔子或儒学历史演变所形成的历史观念问题。这些不同的儒学（孔学）观念便构成了一部儒学演变史。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他与同仁合作主编一部《中国儒学史》，又与他人合作撰著了一部《儒学在现代中国》。这两书均有开创性，填补了当时的儒学研究空白。

第二，儒学研究的问题意识。赵先生思想敏锐，善于在反思历史、思考现实的过程中发现儒学研究中有价值的学术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也是儒学研究中长期争论的疑难问题。他先后就“真孔子”与“假孔子”、原儒、儒学的历史定位、中国儒学史的架构和下限、有无中国现代儒学史、儒学与孔学、儒学与儒术、儒学与理学、儒学与实学、儒学与关学、儒学与宗教、儒学与封建专制主义、儒学与社会现代化、如何研究和评价现代新儒家、孔子的“仁学”与“礼学”、天命观、知识论、孟子的井田制、民本与民主、礼治与法治、荀子的学术定位、董仲舒的历史地位、朱熹的历史评价、李二曲的思想认识、儒学的普世性、儒教文化圈与东方现代化模式、以儒学为核心的亚洲价值和亚洲精神、世界普遍伦理的建构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可以说涉及到了儒学以及相关的各种问题。正是带着这样强烈的问题意识，使他儒学研究能够有的放矢，全方位、多层面的展开。

第三，儒学研究的综合性。儒学作为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思想文化形态，在历史上有着一个整全的结构，在那里现代观念中宗教的、哲学的、政治的、伦理的、学术的、科学的、法律的乃至文学艺术的，都是统合在一起的，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研究儒学也就要有综合性的思路、手段和方法。赵先生认为儒学是一门比较综合、比较边缘的学科。从儒学的社会地位与功能来看，它作为中国学术思想史，应该归属历史学科。从儒学的思想内容来看，它与哲学、史学、文学、伦理学、宗教学、教育学、文献学、人才学、管理学、行政学、艺术学等等都有一定关联。从儒学的主要内容来看，它也应该归属伦理学，如果从经学的角度看，它还应归属文献学。因此，他主张应该把儒学作为边缘学科、综合学科，进行多视角、网络式研究。事实上他是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在20多年的儒学研究中，赵先生主要是从思想史的进路，凭着自己在历史方法论、历史文献学等史学方面的素养，对中国儒学发展史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跨度由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到现代新儒家的第三代，较早组织编撰了《中国儒学史》等专著。与此同时，还注意从哲学方面就儒家哲学的概念、范畴进行诠释和解读，并尽量放在儒学的发展史进行观念的追述和讨论，实际上是在努力贯彻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这个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另外，赵先生善于以流畅的文笔进行写作，使他的学术论著没有枯燥烦琐之弊，而有轻松愉快之乐，有很强的可读性。

《21世纪儒学研究的新拓展》就是赵先生20多来儒学研究成果精华的凝结，全书分为儒学的历史定位与探新，儒学基础理论批评与探索，儒家思想的整合、超越与创新，21世纪儒学前景与思考四大部分。作为他个人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内外20多年来儒学研究的历程，反映了儒学研究随着历史的变革而波澜起伏的思潮变化。

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在20世纪经历了戏剧性的否定之否定曲折演变的历史命运，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社会政治运动使孔子与儒学遭遇了空前的厄运，7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与中国大陆经济复苏之后，孔子与儒学又时来运转，其现代价值被东方学者重新发现、重新肯定。80年代中国大陆学术界主要是拨乱反正，重新评价孔子和儒学。赵先生这时的研究重点是“儒学的历史定位”与儒学的历史演变。当时有学者提出“不要假孔子，研究真孔子”，这个思路是对的，只是许多人的研究方法比较传统、保守。赵先生引进西方流行的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的“历史重构论”，撰写了《真孔子、假孔子及历史重构的儒学》，意在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观念研究孔子和儒学。1980年赵先生应邀在四川大学参加《中国哲学史》审稿会时向徐仲舒先生请教了关于甲骨文中“儒”字的考证，后来则系统研究了近代以来学者原儒的观点，撰成了《近现代学者对“儒”之考辨与定位》，把20世纪学术界长期争论而得不到解决的学术难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在这个基础上，赵先生又思考儒学与宗教的关系，形成了“儒学既是哲学又是道德宗教”的观点。在对儒、道、墨、法、名诸家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之后，形成了“儒道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结构”的观点，并且以此为主轴，撰著了《中国传统文化导论》和《中国儒学史》。在多次赴中国台湾、香港以及韩国等地讲学、学术交流时，考察了东南亚社会发展以及儒学在亚洲的传播与影响，系统研究了“儒教文化圈与东方现代化模式”，进一步深化了对儒学历史地位与影响的认识。针对美国中国学专家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认为传统儒学已经成为僵尸的观点，撰写了《儒学在现代社会历史命运转换》，论证儒学在新中国虽然失去了主流文化地位，但其精华还有永存的价值，还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作用。

研究儒学史除了给儒学以恰当的历史定位外，还需要研究和解决诸多儒学基础理论的是非和评价问题。对此，赵先生采取了批评和探新的态度。如批评了把孔子的“仁学”、“礼学”视为代表奴隶主利益的观点，提出了“仁学”具有人类普遍伦理意义的见解，批评了把孔子天命观视为“宿命论”的观点，提出“孔子天命观非宿命论”的见解，批评了把孔子的知识论视为“先验主义”的观点，提出“孔子知识论非先验主义”的见解，批评了把孟子的仁政学说视为“虚伪骗人”的观点，提出“孟子仁政学说有历史积极意义”的见解，批评了认为孔子思想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渊源”的观点，提出“封建专制主义来源于法家”的见解，批评了把“民本”视同“民主”的观点，提出“民本”虽有转化为“民主”的内在机制但不同于“民主”的见解，批评了认为古代中国的法“只是法术而非法治”的观点，提出中国古代的法“既有法术也有法治”的见解。

在研究和评价儒学基础理论是非的过程中，赵先生还坚持用探新态度，研究了不同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大儒对传统儒学的整合与超越。荀子是学术上一直有争议的人物，或谓“儒家大师”，或谓“大法家”，或谓“杂家”云云。赵先生经过长期的研究，认为荀子在整合百家之学的过程中，超越了儒学，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合儒墨，兼名法”的稷下黄老学的代表人物。这一特异的观点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注意。汉儒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长期以来遭到了歪曲和批判。赵先生在这一学说的深层，发现了董仲舒警告与监督国君的微言大义，并认为这是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广泛兴趣的问题，因而重评了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地位。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当然长期被批评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大的唯心主义反动哲学家。可是，赵先生在翻阅《朱子语类》和《朱子全书》时，发现他的自然观、宇宙生成论多系唯物主义的，从客观自然界出发的，很多认识富有实在性、直观性和超越性。自20世纪90年代在学术界开拓了研究“明清实学”的儒学研究新领域，赵先生则以中国儒学发展演变史的视角把“关学”与“实学”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提出了“张载关学奠定了明清实学思想基础”的观点，并提出了确认“实学”的研究对象、历史断限以及力量2建构框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同时，也把李二曲作为实学家进行考察，认为他的贡献在于重建或回归了“明体适用”（即经世致用）的清代儒学。

80年代中期至世纪之交，中国学术界已经将儒学研究推向世界，成为国际性的显学。这期间，赵先生先后参加了“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孔子学会”和“国际儒学联合会”等国际性儒学研究机构组织的活动，参加国内外的儒学研究交流。这一时期学术界主要关注的有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二是如何研究和评价现代新儒家的问题，三是预测21世纪儒学前景问题。赵先生围绕这三方面展开了长期的研究与思考。在此期间访问了欧美西方世界和中国香港、台湾，接触和访问了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杜维明、刘述先、蔡仁厚等著名学者，收集了大量资料。确认与论证了现代新儒学基本原理已经自我解构，他们最活跃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这一时期赵先生以相当多的精力分析传统儒学的思想精华和糟粕，具体地分析了传统儒学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矛盾的方面与适应的方面，提出了创造性转化儒学的可操作性方案，撰写了儒学与传统文化人生哲学等问题的文章。在此期间他还以大部分时间思考和研究“儒学的普世性”和“普世文化”问题。对“普世性”、“普世文化”、“核心价值”、“世界普遍伦理”、“亚洲价值”、“亚洲精神”等概念一一做出逻辑的规定。然后提出整合与重建人类精神文明、整合与重建人类伦理等建设性目标与方案，提出并评价了建构“世界普遍伦理”的逻辑框架。

站在新世纪，赵先生还论述了对21世纪儒学研究新拓展的思考与创意、预见，设计了新世纪儒学研究的新问题、新领域：第一，以儒学与传统文化为根基创建中华新文化；第二，整理与研究考古发现的儒家文献，编纂儒学经典文章与儒藏；第三，深入研究与推进儒学普及问题，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第四，推动儒学研究的综合化、边缘化、生活化、大众化；第五，推动儒学进一步与世界多种文化沟通与合作，大踏步走向世界；第六，进一步研究儒家文化的普世性，推行世界伦理；第七，进一步发掘儒家“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永恒价值，为争取人类美好幸福的前景做出历史性的贡献。他认为21世纪人类文化或文明的前景和发展趋势为：多元并茂、东西互补、不断趣同。儒学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其思想精华在21 世纪仍将发出灿烂的光芒，仍将不断被东西方文化所吸取，在创建人类新文化的艰难奋斗中充当世界性重要角色，做出自己的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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