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原所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赵吉惠先生于今天（4月21日）下午5时21分在西安逝世，享年71岁。赵吉惠先生身患绝症，在生病期间，与病魔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终因体质衰竭，报着在学术上的许多遗憾，撒手人间。）

赵吉惠教授1934年5月生于黑龙江省宁安县，满族。1956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1956—1983年在兰州西北师范学院任教，1984年以来在陕西师范大学任教。曾任陕西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中华孔子研究会理事、中国实学学会常务理事、国际中国哲学会学术顾问、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国际韩国南冥学研究会会长、陕西省关学与实学研究会会长等职。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思想史、史学理论、历史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尤致力于儒学研究，成果卓著，撰写、主编学术著作19部，发表论文200余篇。1991年以来先后赴德国、美国、加拿大、前苏联、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讲学、访问、参加学术会议，享誉海内外，被《世界名人录》第四卷、《世界人物辞海》网络版第八版收录。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知识分子特殊津贴。

先生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儒学研究走过了40多年的艰难历程，在被打成右派和文革期间受到了极大的身心摧残，学术研究也搞不成了。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地进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80年代先生的研究重点是“儒学的历史定位”与儒学的历史演变。当时有学者提出“不要假孔子，研究真孔子”，这个思路是对的，只是许多人的研究方法比较传统、保守。先生引进西方流行的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的“历史重构论”，撰写了《真孔子、假孔子及历史重构的儒学》，意在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观念研究孔子和儒学。1980年，他被邀请参加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曲阜召开的全国首届孔子学术讨论会，向大会提交了《论孔子天命观的伦理性质与自然本质》的论文，认为再不能把孔子当作“唯心主义”的典型、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表，粗暴地进行批判了，应当从伦理的义蕴去研究孔子思想，发掘孔子思想的社会价值与时代意义，批孔的时代与尊孔的时代都应当成为历史的陈迹，现在已经进入了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孔子的新时代。这些观点在今天已经不再新鲜，但是在当时儒学研究还没有摆脱“左倾”思潮禁锢的情况下，是要具有很大的理论勇气和理性的反思力量。同年先生应邀在四川大学参加《中国哲学史》审稿会时向徐仲舒先生请教了关于甲骨文中“儒”字的考证，后来则系统研究了近代以来学者原儒的观点，撰成了《近现代学者对“儒”之考辨与定位》，把20世纪学术界长期争论而得不到解决的学术难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在这个基础上，先生又思考儒学与宗教的关系，形成了“儒学既是哲学又是道德宗教”的观点。在对儒、道、墨、法、名诸家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之后，形成了“儒道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结构”的观点，并且以此为主轴，撰著了《中国传统文化导论》和《中国儒学史》。在多次赴中国台湾、香港以及韩国等地讲学、学术交流时，考察了东南亚社会发展以及儒学在亚洲的传播与影响，系统研究了“儒教文化圈与东方现代化模式”，进一步深化了对儒学历史地位与影响的认识。针对美国中国学专家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认为传统儒学已经成为僵尸的观点，撰写了《儒学在现代社会历史命运转换》，论证儒学在新中国虽然失去了主流文化地位，但其精华还有永存的价值，还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作用。

研究儒学史除了给儒学以恰当的历史定位外，还需要研究和解决诸多儒学基础理论的是非和评价问题。对此，先生采取了批评和探新的态度。如批评了把孔子的“仁学”、“礼学”视为代表奴隶主利益的观点，提出了“仁学”具有人类普遍伦理意义的见解，批评了把孔子天命观视为“宿命论”的观点，提出“孔子天命观非宿命论”的见解，批评了把孔子的知识论视为“先验主义”的观点，提出“孔子知识论非先验主义”的见解，批评了把孟子的仁政学说视为“虚伪骗人”的观点，提出“孟子仁政学说有历史积极意义”的见解，批评了认为孔子思想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渊源”的观点，提出“封建专制主义来源于法家”的见解，批评了把“民本”视同“民主”的观点，提出“民本”虽有转化为“民主”的内在机制但不同于“民主”的见解，批评了认为古代中国的法“只是法术而非法治”的观点，提出中国古代的法“既有法术也有法治”的见解。

在研究和评价儒学基础理论是非的过程中，先生还坚持用探新态度，研究了不同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大儒对传统儒学的整合与超越。荀子是学术上一直有争议的人物，或谓“儒家大师”，或谓“大法家”，或谓“杂家”云云。先生经过长期的研究，认为荀子在整合百家之学的过程中，超越了儒学，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合儒墨，兼名法”的稷下黄老学的代表人物。这一特异的观点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注意。汉儒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长期以来遭到了歪曲和批判。赵先生在这一学说的深层，发现了董仲舒警告与监督国君的微言大义，并认为这是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广泛兴趣的问题，因而重评了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地位。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当然长期被批评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大的唯心主义反动哲学家。可是，先生在翻阅《朱子语类》和《朱子全书》时，发现他的自然观、宇宙生成论多系唯物主义的，从客观自然界出发的，很多认识富有实在性、直观性和超越性。自20世纪90年代在学术界开拓了研究“明清实学”的儒学研究新领域，先生则以中国儒学发展演变史的视角把“关学”与“实学”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提出了“张载关学奠定了明清实学思想基础”的观点，并提出了确认“实学”的研究对象、历史断限以及历史建构框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同时，也把李二曲作为实学家进行考察，认为他的贡献在于重建或回归了“明体适用”（即经世致用）的清代儒学。

80年代中期至世纪之交，中国学术界已经将儒学研究推向世界，成为国际性的显学。这期间，先生先后参加了“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孔子学会”和“国际儒学联合会”等国际性儒学研究机构组织的活动，参加国内外的儒学研究交流。这一时期学术界主要关注的有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二是如何研究和评价现代新儒家的问题，三是预测21世纪儒学前景问题。先生围绕这三方面展开了长期的研究与思考。在此期间访问了欧美西方世界和中国香港、台湾，接触和访问了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杜维明、刘述先、蔡仁厚等著名学者，收集了大量资料。确认与论证了现代新儒学基本原理已经自我解构，他们最活跃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这一时期先生以相当多的精力分析传统儒学的思想精华和糟粕，具体地分析了传统儒学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矛盾的方面与适应的方面，提出了创造性转化儒学的可操作性方案，撰写了儒学与传统文化人生哲学等问题的文章。在此期间先生还以大部分时间思考和研究“儒学的普世性”和“普世文化”问题。对“普世性”、“普世文化”、“核心价值”、“世界普遍伦理”、“亚洲价值”、“亚洲精神”等概念一一做出逻辑的规定。然后提出整合与重建人类精神文明、整合与重建人类伦理等建设性目标与方案，提出并评价了建构“世界普遍伦理”的逻辑框架。

先生还论述了对21世纪儒学研究新拓展的思考与创意、预见，设计了新世纪儒学研究的新问题、新领域：第一，以儒学与传统文化为根基创建中华新文化；第二，整理与研究考古发现的儒家文献，编纂儒学经典文章与儒藏；第三，深入研究与推进儒学普及问题，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第四，推动儒学研究的综合化、边缘化、生活化、大众化；第五，推动儒学进一步与世界多种文化沟通与合作，大踏步走向世界；第六，进一步研究儒家文化的普世性，推行世界伦理；第七，进一步发掘儒家“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永恒价值，为争取人类美好幸福的前景做出历史性的贡献。先生认为21世纪人类文化或文明的前景和发展趋势为：多元并茂、东西互补、不断趣同。儒学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其思想精华在21 世纪仍将发出灿烂的光芒，仍将不断被东西方文化所吸取，在创建人类新文化的艰难奋斗中充当世界性重要角色，做出自己的伟大贡献。

总结先生一生的儒学研究，形成了以下主要观点和基本思想：

第一，儒学之“儒”产生于殷商，是殷民中主持宗教仪式的人。

第二，儒学与孔学概念的区别与联系，汉代以后的儒学与先秦儒学不同。

第三，儒学既以人文理性为主，又含内在超越的宗教精神，既是伦理道德哲学，又是人文道德宗教。

第四，儒学“天命”观的二重性，既有伦理意义，又含有神秘主义。

第五，儒家重视教育，具有丰富的教育哲学思想，历史上的儒家多是教育家。

第六，孔孟儒学不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封建专制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是法家韩非思想。

第七，旬学超越和突破了儒学，整合了儒、道、法多种思想。

第八，明清实学是传统儒学特殊的理论形态。

第九，传统儒学在清末随着西学的冲击、各种新思想的批判以及封建社会的解体而解体。

第十，现代新儒家提倡的“新内圣”转出“新外王”、“良知自我坎陷”理论，具有理想主义、泛道德主义色彩，已经解构。

第十一，现代新儒家提倡的“儒学复兴”口号不可能实现，儒学研究的复兴不等于儒学的复兴。

第十二，儒学能够适应、推动现代化，但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推动亚洲经济腾飞的决定性因素。

第十三，儒家文化在21 世纪必然走向与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融通互补、多元并茂发展的大趋势。

第十四，儒学在21 世纪可能成为人类普遍伦理、人类生态环境伦理的理论基础与人文资源。

总结先生一生的儒学研究，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儒学研究出道比较早。先生自幼酷爱传统思想文化，喜读经书、子书。在大学读书的日日夜夜，又与现代哲学、史学结下不解之缘。毕业之后，既如饥似渴地攻读马列著作，更夜以继日地攻读那些闪烁着民族智慧火花但在当时被蒙上厚厚尘垢的线装书。一边读书，一边反省着人生、社会、历史、现实。自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研究儒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利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机会，继续阅读了大量的儒家典籍和先秦两汉古书。结束“文化大革命”，使他获得了新生，同时也迎来了研究学术、发展文化的春天。基于中国文化长期被误解、被扭曲的现状，当时他就确定：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学术问题，都应该全部进行重新研究、重新解释，并首先从儒学入手，在对儒学的微观个案与宏观整体、历史命运与现实发展相结合的反思与研究中，就许多重大的学术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在学术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大陆儒学研究的拨乱反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二，儒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先生思想敏锐，善于在反思历史、思考现实的过程中发现儒学研究中有价值的学术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也是儒学研究中长期争论的疑难问题。他先后就“真孔子”与“假孔子”、原儒、儒学的历史定位、中国儒学史的架构和下限、有无中国现代儒学史、儒学与孔学、儒学与儒术、儒学与理学、儒学与实学、儒学与关学、儒学与宗教、儒学与封建专制主义、儒学与社会现代化、如何研究和评价现代新儒家、孔子的“仁学”与“礼学”、天命观、知识论、孟子的井田制、民本与民主、礼治与法治、荀子的学术定位、董仲舒的历史地位、朱熹的历史评价、李二曲的思想认识、儒学的普世性、儒教文化圈与东方现代化模式、以儒学为核心的亚洲价值和亚洲精神、世界普遍伦理的建构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可以说涉及到了儒学以及相关的各种问题。正是带着这样强烈的问题意识，使他儒学研究能够有的放矢，全方位、多层面的展开。

第三，儒学研究的综合性。儒学作为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思想文化形态，在历史上有着一个整全的结构，在那里现代观念中宗教的、哲学的、政治的、伦理的、学术的、科学的、法律的乃至文学艺术的，都是统合在一起的，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研究儒学也就要有综合性的思路、手段和方法。赵先生认为儒学是一门比较综合、比较边缘的学科。从儒学的社会地位与功能来看，它作为中国学术思想史，应该归属历史学科。从儒学的思想内容来看，它与哲学、史学、文学、伦理学、宗教学、教育学、文献学、人才学、管理学、行政学、艺术学等等都有一定关联。从儒学的主要内容来看，它也应该归属伦理学，如果从经学的角度看，它还应归属文献学。因此，他主张应该把儒学作为边缘学科、综合学科，进行多视角、网络式研究。事实上他是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

附录：

一、撰写、主编学术著述一览：

1、《历史学概论》，三秦出版社，1986年。

2、《中国先秦思想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年。

3、《儒学命运与中国文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年。

4、《历史学方法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5、《史学概论》，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年。

6、《史学导论》（合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8年；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年。

7、《中国儒学辞典》（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

8、《历史学的趋势》（合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

9、《19-20世纪新史论选粹》（主编），三秦出版社，1991年。

10、《中国儒学史》（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

11、《海内外学者儒学》（主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2年。

12、《儒学在现代中国》（合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

13、《中国文化导论》,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

14、《国学沉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15、《中国传统文化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

16、《三秦文化导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17、《中国儒学简史》，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4年。

18、《张载关学与南冥学研究》（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19、《21世纪儒学研究的新拓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二、发表重要论文一览：

《中国哲学中的民主与法的观念》，《孔子研究》1992年第2期。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的现代意义》，《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

《中国哲学的重建棗成中英新儒学述评》，《人文杂志》1993年第4期。

《科学主义、教条主义对当代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影响》，《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

《国兵书与兵学研究的新成果》，《光明日报》1993年11月22日。

《十一世纪与人类伦理的重建》，《中国研究》第8期。

《现代学者关于“儒”的考释与定位》，《孔子研究》1995年第3期。

《近二十年大陆考古关于中国哲学文献的新发现》[台湾]《哲学与文化》,1993年第3期。

《儒学二重性：既是哲学又是道德宗教》，《孔子研究》2002年第4期。

三、重要学术活动情况一览：

1．1991年，赴德国慕尼黑、俄罗斯等地进行学术交流。

2．1994年4月，赴台湾辅仁大学进行学术交流。

3．1998年，赴美国参加世界儒学大学。

4．2001年，赴韩国进行学术交流。

5．2004年8月，赴马来西亚参加第一界国际儒学研讨会，进行学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