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杨帆式荒唐

刘 东 超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知识界呈现出一派崭新的景观：一方面是（较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来说）学术的繁荣、思想的自由、视野的开阔、境界的提升、讨论的热烈、探索的深入，另一方面则是浮躁、低俗、荒唐、偏颇、无聊、禁锢、吹嘘、骂詈、煽风点火、拉帮结派等恶习的大流行。这两个方面往往混杂渗透在一起，使人们对当代中国学术景观的判断和认知相当不易。有趣的是，在当代中国一些学人身上也体现出这种两面性，或说上面两个方面在他们身上也有不同程度、不同层面的表现。在我看来，杨帆先生就相当典型地体现出这一特点。

一个方面，杨帆相当受学界同人的尊敬和喜爱。我就喜欢读他的一些文章，虽然说不上多么深刻系统，倒也犀利明快。他的一些观点虽然有偏颇浮躁之处，但也有准确有力之处。比如，他对房地产泡沫的评判、对权贵私有化的批判等我都赞成。可是，近来我觉得他在另外一个方面越走越远，那就是越来越荒唐，一些话越来越不象个学人的话，请允许我从三个方面说明。

一、逻辑矛盾

在今年一月份的一个讲演评论中，杨帆说：“什么是理性？就是经济学学多了，经济学‘假设’人是理性的，学学学，你就以为人真是理性的了？我看人没多少理性，有了理性也不见得有什么用，也不一定有什么好处。经济学已证明个人理性会导致集体非理性。”[1]这些话很清楚，他在事实上（“人没多少理性”）和价值上（“有了理性也不见得有什么用，也不一定有什么好处”）否定理性。但紧接着下文他又说：“我们这些年来，在一系列观念上都有严重的错误，所以出现像马立诚这样的人，他是其中最恶劣的、最不理性的。他才没理性呢，他有理性他能这么干吗？”暂不提这句话用词（“最恶劣”）这样的尖刻，仅就最基本的逻辑来说，你在前面已经否定了理性，那么，即使马立诚先生真没有理性，那也用不着批评啊。你可以批评他别的错误，批评他没理性至少按你杨帆的逻辑是打错了地方。在另一个地方，谈到买车时他又说：“买一个车每一年停车费一万块钱，我打车一年也是一万块钱，特奇怪，怎么啦？中国人疯啦？疯了！这叫理性吗？主流派经济学家自称理性，我一说话就说我不理性，我怎么不理性了？我知道不买汽车，根本没法儿买车，没法儿开。”[2]看来，他又认为人需要理性，而且认为他自己是理性的。可在另一处他却说：“什么理性都是瞎扯蛋。中国要想强盛就要打掉什么‘理性’，动不动批评‘情绪化’，恐怕需要非理性，中国人这帮人全是理性，理性到没种。关键时刻不敢拔刀了。”[3]这里他又认为理性会导致“没种，关键时刻不敢拔刀了”，这不是说他自己吗？须说明的两点是：第一，这段话中的引文来自杨帆的两个讲话，这两个讲话的时间相隔不到一个月，竟然出现了这样的逻辑矛盾。第二，在此我并不是想鸡蛋里挑骨头，也不是想揪杨帆的小辫子，而是想指出一点：作为学者，说话应该负点责任吧。这样明显地自己和自己打架，你的话还有什么意义呢。

二、“怪”招迭出

对社会发展提出自己的建言是杨帆先生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实事求是地说，我觉得他一些建议是有道理的和现实价值的，但他还有一部分建议则极为荒诞。大家知道他最近对台湾问题发言不少，谈到“台湾的民心”时他说：“第二个说打，我们担心失民心，我说你总不打才丧失民心呢！什么是民心呢？现在台湾的民心就是欠打。也不用占领；打了以后撤回来让他投票，投完以后看你变不变，不变的话再打；再打完了以后让你再投，投了不行再打，一直打到他认同中国为止。收台湾民心这事就是要不断地打他，就能把民心收回来。告诉你一个中国，只要你不认，就打你一家伙，这不就成了吗？怎么打了以后还丧失民心呢？这都什么逻辑啊？改过来，打！”[4]坦率地说，杨帆这番话中暗含着一些深刻之处，但同样地也包含明显的荒唐之处。第一，台湾是我们想打就可以随便打的吗？作为经济学家，对于台湾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你杨帆应该有个基本的了解啊。在目前的力量对比之下和国际环境之中，我们动兵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呢？作为经济学家，你杨帆应该有个基本的估计吧？实际上，如果真象杨帆想得这样简单，台湾问题早就不存在了。第二，作为一个知名学者，用这样的玩笑心态来谈台湾问题你就不觉得太轻率了吗？这种方法在今天的家庭中管孩子都不好使啊，难道你连这点常识都不明白。第三，对于战争留下的历史伤痛难道我们忘了吗？战端一起，得有多少家破人亡啊，凭什么这些人就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呢。在此，我并不是否定在必要时对台动武，而是强调应充分看到战争的危险和灾难，尽最大努力来避免它是必要的。即使爆发战争，也应把它的危害减到最小。因此，怎么可能象小孩打架一样一遍遍地来呢，这不是纯粹开玩笑吗？类似开玩笑式的建议在最近杨帆的讲演和评论中还有许多。比如，对日对台搞持久战，封锁台湾五年，对东三省军管等。我们并不难看出，这些建议基本上仅是过过嘴瘾而已，不可能真正实行。如果真要实施，绝对是民族的巨大劫难。因为一旦实施，其实际过程及其后果绝对不是今天任何一个人所能预计的。坦率地说，进行这种儿戏式的建议并公开发表出来是不负责任的。

三、骂街和耍横

从最近的表现来看，杨帆最让人接受不了的荒唐之处是骂街和耍横。虽然他自己也说“不要骂街”[5]，但他自己却照骂不误。比如，上文中他骂马立诚“最恶劣”，后文中还说“有比马立诚更混蛋的”[6]。我想说的是，即使和您观点不一致，甚至观点十分错误，能用这样的话来评判人吗？

不过，杨帆更为难听的骂人话还在后面，他曾说：“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前两礼拜开了一个孔子文化讨论会，来了一个小王八蛋，是个社科院博士……这种人，我两句话就把他说没了。”“我到政法大学先把他们镇了，吃饭时几个青年教师说毛泽东啥好事儿没干，饿死三千万人，我骂他们一钟头。我说你们不是主张弱肉强食吗？我告诉你们我来了，我就是强者，专门欺负你们，谁敢当着我骂老毛跟他们不客气。这帮孙子就是欠骂！没有任何道理可讲。”[7]这里不需要我们分析，这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骂人和耍横。问题是，作为一个五十多岁的成名学者，你杨帆这样做是不是太失风度了，太让人看不起了？而且，有这个必要吗？难道有话不能好好说吗？你口口声声替下层人民说话，可为什么比你低的人遭到你这样的骂詈和欺侮呢？

以上三个方面仅是近来杨帆表现出的部分荒唐内容，此外他有时还会出现贬人抬己、凭空臆测等行为。这些方面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名之为杨帆式荒唐。在一些不太正式的场合中和他自以为可以放言无忌的时候，这种荒唐表现得尤其明显。从精神实质上来说，如果说得重些，这是一个人自持较弱、涵养不够、心理有异的表现。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杨帆并不是总是表现得这样荒唐，多数时候他表现得还是较为正常和谨严，他的大部分观点也自有其道理和意义。这里，荒唐和谨严两个方面在杨帆身上的展现正好和当代中国学术景观的两个方面（本文开始所议）一致。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杨帆式荒唐并非完全是各别现象，这在有的学者身上也有某些表现，尤其是在网络学术中体现得相当频繁和平常。对此，我们应该尽自己的力量予以校正和调整，因为这毕竟是可能导致导致恶劣结果的学术倾向。而这正是本文写作的目的。至于文中不当之处则是欢迎杨帆先生和其他师友批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