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月２９日，当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正式宣布在人民大学组建国学院，立即引起了学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从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背景和一贯立场来看，成立国学院和当今中国政府提倡传统文化，复兴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关系，因此，许多学者认为这是高校，甚至是中国内地国学复兴的一个信号。

　　从政府到民间

　　１９１３年，英国人庄士敦在对中国传统文化钦佩不已的同时，曾经大惑不解地说：“当我们欧洲人开始惊异地发现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中国的道德伦理、中国的艺术和文学都有崇高价值的时候，中国人自己却开始学着把他们文化当中这些伟大的产物加以不耐烦的鄙视……这是一个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

　　正如陈寅恪先生当年曾经预言的那样：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华文化全盘否定的激情方式，将对日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埋下深层隐患。伴随着中国人的文化自卑，一直贯穿了整个２０世纪的西化与革命运动，足以导致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国学的深层误解。今天的中国学生只知道玩电脑游戏看好莱坞大片，而不知道四书五经为何物、孔孟老庄是谁人，这实在是太普遍的现象了。传统文化的荒漠，正在使现代中国人逐渐变成一群充满文化自卑感的“无根之人”，它正从国人心灵的深层，瓦解作为中国人所固有的那份文化认同。

　　不过，按照权威的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的说法，在２００４年，中国政府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２００４年７月，中国政府宣布将开展“汉语桥”工程。这项巨大的工程包括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和“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基地”等１０个大项，其中又以“在海外建立１００所孔子学院”这一宏大的规划，尤为引人注目。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中国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举行挂牌仪式。随后，美国、瑞典、澳大利亚等国的“孔子学院”也挂牌成立。这些海外“孔子学院”基本是建在当地的繁华地段，并有中国外交部门出面协调，反映了政府的高度重视。这些飘洋过海的“孔子学院”受到当地的热烈响应，所到之处，各国都欢迎中国开办，由此可见，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受到了普遍的尊重。

　　２００４年９月，纪念孔子诞辰的祭祀大典在孔子故里山东省曲阜市孔庙举行。与往年祭祀大典不同的是，此次祭孔活动首次由政府举办，公祭由曲阜市市长主持，中央电视台面向全球直播。《曲阜晚报》报道，“中华文化标志城”也将在孔子故里济宁市规划建设，首期工程可望在２００９年竣工。这一工程是与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密不可分的，胡锦涛总书记于２００４年３月亲自对此作出了批示，强调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是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

　　与政府的大力提倡相应的，是中国人普遍表现出的对国学的兴趣。对于目前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对国学的了解，有七成差不多都来源于自学。就新浪网和中青在线等联合举办的国学主题调查中，大多数人对国学内容表现出了强烈的学习兴趣，并希望能让自己的孩子多接触这类知识；有四成参与调查的人常看《论语》；八成被调查者支持学校增加国学课；七成以上的人喜欢到充满传统文化内涵的地方去旅游。另外，该调查还列举了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念供被调查者选择，其中认同度最高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有６８．８％的被调查人选择了此项。

　　国学在海外

　　１８１４年１２月１１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正式任命雷慕沙为“汉、鞑靼、满语言学教授”，这标志着“西方汉学专业”从此诞生。如今，汉学（中国学）差不多在西方世界已走过了两个世纪的历程。一般来说，“国学”这一概念，产生于西学东渐的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严格意义上说来，至今学术界还没有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从大的方面一般是指以儒学为主体，以释、道两家学术为辅助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细分下来，则也包括了中医、戏剧、书画、星相、方术等等。

　　就西方的汉学而言，从１６世纪以后的“游记汉学”到后来的“传教士汉学”，他们已从一种走马观花式的猎奇，进入到一种依据基本文献而作的真实研究。这些满怀“上帝之爱”的理想主义者，对中国典籍的娴熟程度和在翻译上的用功之力，就是今天的西方汉学家也很难与其相比。特别是到了以希伯和、斯文赫定为代表的“专业汉学”时期，西方人在知识论上的进展是突飞猛进，研究成果丰富而深入。

　　而当代最著名的西方汉学家，则有英国人史景迁和美国人宇文所安等人。前者的名字源于“景仰司马迁”之意，现在是美国历史学会的当届主席，先后出版有十多部中国学著作；后者则被称为“为唐诗而生的美国人”，他不仅成为了海外首屈一指的唐诗专家，也成为了一位有名的中国女诗人的丈夫。对宇文所安来说，中国传统就好像神话里的宝盒：“你把其中宝藏给予越多的人，你就会同时拥有更多别人的宝藏。”

　　海外汉学家与本土国学研究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学术视野和方法论。以新的方法论、新的学术视角进行比较文化研究，揭示出隐藏在其“客观历史”背后的观察方法和角度，正是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者们自然而然的使命。这种研究一开始就与中国本土的国学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法国上世纪初的汉学家马伯乐，开创了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之先河。当年杨堃先生受教于马伯乐，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中最早采用宗教社会学方法的学者。又比如利玛窦与徐光启之间的友谊，伯希和与罗振玉、张元济之间的互动等，都足以说明问题。

　　胡适在１９１６年４月５日的日记中说：“西人之治汉学者，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然其人多不为吾国古代成见陋说所拘束，故其所著书往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不可一笔抹煞也。”此后，胡适在与汉学家钢和泰交往中，则改变了原来认为西方汉学家治学“成效殊微”的看法，而是直接向钢氏求教于梵文，同时亦推崇瑞典汉学家高本汉语韵学上的功夫，甚至作出了“他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这样超出常流的评价。

　　到了当代，自上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中国学术界又重新重视对海外汉学的翻译和研究，一大批新的国学研究者在坚守“本土意识”的前提下，与海外汉学界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对话。海外汉学可谓与本土国学形成了双峰并峙的局面，使得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已俨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化事业。

　　国学在成都

　　据《宋史》记载，一代大儒程颐、程颢兄弟曾治游于成都街巷，偶见一位篾匠闲来无事，正在把玩一本书。二程到跟前一看，这本书竟是《易经》。也不等二程说话，篾匠便问道：“你们也学过这个吗？”《易》为儒家历来楷定的“群经之首”，二程名满天下，焉有不学之理！篾匠于是随手翻到“《未济》男之穷”而相问，二程竟不能答。于是，“二程逊而问之，则曰：‘三阳皆失位。’兄弟涣然有省。”后来程颐居洛阳，袁滋问《易》于他，程只要一想起那位成都篾匠来，便深感底气不足，只好答复说：《易》学在蜀耳，何不往而求之？！由是，历史上“易学在蜀”之名，便从此流传至今了。

　　非但二程如此推重蜀地之学术文化，嗣后的大学者谯定、司马光、张■、朱熹、三苏、冯楫等，都与蜀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世显以儒”的成都范氏家族，更是自唐代以来就世居成都，１３代８０余男丁中，共出进士２７人、中书侍郎１人、翰林４人、列入《宋元学案》者７人，名重于当世。因此，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也以“蜀学”之名，成为宋代儒学独立而重要的一个学术单元，影响宋代乃至以后数百年的学术风气。

　　不但儒学如此，蜀中的释、道两家学术也名重于全国。过去有“言蜀者不可不知禅，言禅者尤不可不知蜀”的至论，从唐代与六祖慧能的同门师兄资州智诜，到后来保唐无住、马祖道一、圭峰宗密等，当时全国八家禅派，蜀中就独占五家；后经著名的蜀僧德山宣鉴、香林澄远、智门光祚等递延至宋代，蜀中更有绵竹人五祖法演、成都昭觉寺圆悟克勤、佛眼清远等禅宗大师，成为当时名震全国的禅门领袖；明清以后，蜀中更出龙泉绍琦禅派、聚云禅系、双桂破山禅系等，名重一时，流芳后世；到了近代，蜀中居士禅兴盛，当今在海内外影响极巨的著名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就是成都近代居士禅代表人物袁焕仙先生的高足。

　　就道家学术而言，蜀中更胜全国一筹。早在汉代，成都人严君平就以“专攻《大易》，耽于《老》《庄》”而名扬四方，使玄学之风盛行于世，为以后张道陵创五斗米道于成都大邑鹤鸣山打下了基础。此后，蜀中被誉为仙家之源，青城山被尊为道教名山，青羊宫被推为道教祖庭。近两千年来，蜀中高道辈出，不胜枚举，道家学术之盛甲诸方，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道家学术中心之一。

　　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盆地，其历史文化积淀如此深厚丰富，国学在２１世纪的复兴，当担负起必然的历史使命。如今，无论是蜀中高校学术机构的国学教育和研究，还是民间个人对国学的弘扬和传播，都为国学的当代复兴默默地做出了贡献。

　　前不久，四川大学古籍所独立承担了大型儒学文献丛书《儒藏》的编纂工程，被列为中国孔子基金会的重大项目，也成为了当代成都国学复兴潮流中最令人瞩目的大事。而近年来，成都民间学者冯学成先生创办的号称“全国第一家”以弘扬国学为己任的私人书院——龙江书院，经中央电视台专题播出之后，已在全国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更有令人耳目一新、如沐春风之感；再加之川师大年轻的“长衫先生”李里的公益国学讲堂和成都数家“少儿读经”推广机构的浮出水面，在成都国学悄然复兴的潮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