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我重读了《柳河东集》，其中的《送薛存义序》一文让我感慨万分。一位公元八、九世纪之交时的“干部”的“公仆观”，简直就像是专门对现代中国的“干部”们说的！特推荐给大家共赏共思。　
    
    背景资料：　
    
    柳宗元（713年—819年），字子厚，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县），后人称之为“柳河东”；晚年曾被贬谪到柳州（今广西柳州），故又称“柳柳州”。二十一岁中进士，累官至监察御史。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主张革新政治的王叔文等执政，柳宗元是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升任礼部员外郎。不久，改革失败，他被贬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司马。十年后，改贬为柳州刺史，最后病逝于柳州。　
    
    薛存义，是柳宗元的同乡，时在永州的零陵县做代理县令。　
    
    下面是我不揣浅陋，以现代白话翻译的柳文：　
    　　　
    　　　
    送薛存义序　
    　　　
    河东人薛存义卸任将要踏上归程，我用木制礼器盛着熟肉，把酒杯斟满美酒，一路送到江边。我们吃肉饮酒，为他饯行。酒过三巡之后，我开口说道：　
    
    “像咱们这样在地方上做官的人呀，是否真正知道自己的职责呢？官员的职责，其实是应当做老百姓的仆役，而不是来役使老百姓的啊！那些靠土地生活的老百姓，每年拿出他们田亩收入的十分之一来交税，其实是用来雇佣官吏们，让他们为自己公平办事的。而现在，像咱们这些做官的，拿了百姓的报酬，却不认真给他们办事，这样的现象在全国太普遍了啊！而且，不仅是办事不认真，甚至还要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窃取百姓们的钱财！如果你雇佣一个干活的人在家，此人接受了你的报酬，却不好好地为你干活，甚至还偷窃你家的钱财物品，那你一定会雷霆大怒，要严厉地责罚他，并把他赶走的。现在，许多做官的就像那雇工一样拿了钱不干正事还要偷盗，但老百姓却不敢也不能大胆地表达出他们的愤怒，并处罚他们，赶走他们，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虽然道理一样，但官与民的地位跟仆与主的地位情况不同啊！对此，老百姓们又能怎样呢？那些明于事理的官员们，看到这种情况，能不惶恐而担心吗？”　
    
    薛存义在零陵代理县令两年了。他每天很早就起床工作，夜深了还在考虑问题。他处理政事不辞辛劳，耗费心血，使打官司的人都得到了公平对待，百姓的纳税负担都均衡合理，因而无论老幼都没有内怀欺诈或外露憎怨的。他确实是一个没有白白接受报酬，时刻记得对“主人”保持敬畏之心的“仆役”啊！我官位低微，又被贬谪流放，在考核官员的评议中不能参与什么意见，所能做的只能是在他临行的时候，郑重地赠给他一些美酒鲜肉，再加上这些赠言吧！
    
    
    诸位读了以为如何？　一千二百年前的“干部”就有这样的见识，这样的“公仆观”，不是让我们现在的许多“公仆”们汗颜吗？　
    
    如此文章，也真够格选入“三个代表”学习必读材料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