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庆在“第一届全国儒教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本人在“第一届全国儒教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根据当时的理路修改、润色并有所增益，现刊出以飨读者。其中所言是否有理，想读者自会判断。中国的保守主义虽刚浮出水面，但自有其内在深厚的学术理路、问题意识与理论智慧，不是批评者几句情绪性的意识形态反应就能驳倒的。若批评者能降心虚怀了解中国保守主义的理论内涵，虽不能达到共识，则于学术讨论的质量，庶几可更上一层也。蒋庆谨识。）
回应林安梧先生
我觉得林先生发言最精彩的地方，是认为不是儒教本身有问题，而是儒教成为问题才是问题。为什么儒教在中国以往几千年的历史中没有成为问题，在近代的中国却成了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本身不是问题的问题成了问题？我原来以为是“五四”新派知识分子出于信念和学理方面的原因不承认儒教是宗教，后来我觉得不是这么简单，从现在披露的资料来看，这里面有一个不便明言的阴谋。比如，陈独秀、蔡元培他们，当时不承认儒教是宗教，只承认儒教是思想学说，目的就是不给儒教建立宗教社团法人的权利，不给儒教作为组织化宗教表达信仰的自由。因为他们是西化的新派自由知识分子，表面上承认每个宗教都有组织化存在的权利与信仰自由的权利，但他们又激烈反对儒教的价值，不希望组织化的儒教获得存在、活动与说话的空间，但碍于信仰自由的新派思想又不便明说要限制儒教的组织化存在与信仰自由，于是他们就否定儒教是宗教，实际上用这种办法就否定了儒教建立宗教社团法人的权利和以组织化形式表达信仰自由的权利。如果他们承认了儒教是宗教的话，那就意味着要给儒教平等的建立宗教社团法人的权利和以组织化形式表达信仰自由的权利。这显然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更是他们不愿意做的。这种不便明言的阴谋影响了也是具有新派西化思想民国政府，民国政府一直在法律上不批准孔教会作为宗教在中国注册，只批准孔教会作为学会在中国注册，孔教会在上海多次申请作为宗教注册都被驳回，理由就是儒教是思想学说不是宗教，最后达到了在中国不给儒教作为组织化宗教生存空间的目的，即达到了不给儒教建立宗教社团法人的权利和不给儒教以组织化形式表达信仰自由权利的目的，最终置儒教于死地，导致了今天的中国只有儒学儒家而无儒教的状况。由于孔教会遭到民国政府打压，只好流寓到香港办孔教学院，到目前为止香港也没有作为组织化宗教存在的孔教会。另外，据邹昌林先生最近考证，康有为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议案时，当时社会上和国会内不少人士都支持，孔教成为国教大有国会通过的希望，但当时中国的天主教教会最着急，极尽反对之能事，联合各种力量阻止国会通过“定孔教为国教”的议案，因为他们有物力财力，上下四处活动，最后阻止成功，国会没有通过“定孔教为国教”的议案，事后他们专门写了一本书《反对国教始末记》来记录并表彰他们阻止“定孔教为国教”成功的功绩。这本书现在很难找到，其影印本在邹昌林先生处，邹先生在其近著《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研究》一书的《前言》中对这一事件进行了专门披露。中国天主教反对“定孔教为国教”的动机大家都很清楚，如果儒教成了国教，还有什么必要在中国传播天主教呢？还有什么必要通过天主教去影响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呢？所以我觉得儒教是否是宗教、是否成为国教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对儒教进行学术理解的思想问题，其中存在着生命信仰的冲突与文化权力的斗争，（尽管儒教在生命信仰上对其他宗教很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宗教对儒教的生命信仰就包容）儒教最终遭到天主教的反对未能成为国教而失败，这表明了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胜利。
由此可见，在中国西化自由派、民国政府和外来宗教的三重夹击下，儒教在随清帝国瓦解退出体制后不仅丧失了在政治上重返体制恢复为国教的机会和权利，同时也丧失了在社会上作为组织化宗教存在的机会和权利。儒教不仅被西化的自由派蔑视攻击，被新生的民国政府歧视打压，被外来的宗教猜忌排斥，而与中国的其他宗教相比，儒教还明显地处于一种极不平等的被剥夺了成立宗教组织的权利的地位，儒教在中国不能像其他宗教那样取得合法存在的法律身份。这样，儒教上不能进入政治体制重新复位而制度化，下不能在民间社会成为宗教社团法人而组织化，作为制度组织形态的儒教于是在中国不复存在，儒教真正成了“游魂”。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儒教在近代的中国彻底崩溃了！今日我们反观儒教这段崩溃的历史，中国的西化自由派、民国政府和某些外来的宗教，难道没有某种形式上的不能明言的共谋吗？难道不是在暗中联手置儒教于死地吗？我们不能忘记民国政府的政治领袖多是西化自由派与基督徒这一事实，民国政府打压儒教的政策集中体现了中国西化自由派与某些西方宗教的意志与愿望，我希望今天的中国人对这一段历史再进行深入的反省与思考。
回应何光沪先生
今天光沪兄讲的问题，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他对儒教进行改革的构思或者说方案。我觉得光沪兄是站在基督教基本的意义框架上来谈儒教的改革，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点，祭天我同意，这没有问题，祭天本身就是儒教祭礼中最主要的内容。但是，笫二点，下面你讲的两条，所谓“不祭祖不拜物”，就有问题了。我们知道，这肯定是基督教的看法，因为基督教本身就反对祭祖拜物，把祭祖拜物看作是异端的偶像崇拜。第三，不祭山川，这也是基督教的看法，因为基督教不祭山川，把祭山川贬为低级的万物有灵论。基督教认为祖宗与山川不是神，不能祭，但我们儒教则认为祖宗与山川是有神灵的，必须祭。按照儒教，祖宗与山川怎么会没有神灵呢？大家都知道，祭神如神在，祭礼仪式中有迎神、饗神、送神的仪式，祭毕要念“尚饗”希望祖宗之神下来享用祭献之物，祭祖时要抱着一个孙子，叫“尸”，表示祖宗神灵降临在“尸”上。儒教认为人死是有神灵的，而不是人死如灯灭，所以儒教承认世间是有神灵存在的，这是祭礼的基础，如果祖宗没有神灵，那祭礼就不能成立，就没有必要在祭礼仪式中上香，献祭品了。如果从宗教学的角度来看，客观来看，认为没有神，但是从当事人自身的宗教存在感来看，绝对认为是有神存在的。我们看到阴历4月8日农村烧纸钱，说给我的母父亲人拿去用，他们不是仅仅心理上的自我安慰，他们也认为父母有神，冥冥中的父母之神是会享用的。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你的看法不太恰当，你讲的是西方基督教的观念，不是中国儒教的观念，你不能用西方基督教的观念来改变中国儒教的观念。还有祭山川，这是自然之物。在中国儒教的祭祀中，山川也是有神灵的。刚才光沪兄说，祭山川是拜物教，是低级宗教，这肯定是基督教的观念，并且是基督教一神论自我尊大的弊病，祭山川就是低级宗教？一神教就是高级宗教？哪里有这个道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一神教是低级宗教，因为一神教有排他性，没有包容性，高级宗教必须具有包容性。有一次我去一个乡村，所有的山上都光秃秃的没有一颗树，突然看见有一个地方有几十亩长得非常茂密的参天古树林，我就问村民这是什么原因，他们说村寨里一直传说这些树是神树，是祖先留下来的树，是有神灵的，我们不敢砍，大跃进时其它山上的树都砍光来大炼钢铁了，这些神树不敢砍，砍了神灵就要降灾惩罚，就要生病死人。从现代的环保来看，只有这种信仰万物有灵的宗教，才能在自然面前保持敬畏心与禁忌心，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好生态，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因为参照西方基督教的一神教，就把儒教这种祭山川的宗教看成低级宗教。旁观者认为没有神，但是那些祭山川的当事人认为万物绝对是有神灵的，而对神灵绝对是要敬畏服从的。
再讲祭圣贤，光沪兄讲圣贤是儒者的圣贤，不是老百姓的圣贤，老百姓是不祭圣贤的，这不对。儒教民间信仰“天地君亲师”的祭祀牌位中，师就是圣贤，而不是我们现在世俗职业拿工资的教师。从荀子说的“礼三本”和“礼三报”的思想来看，我们为什么要祭圣贤，是因为圣人创造了神圣性的文化，给社会众人带来了道德教化的文明，所以我们要通过儒教的祭圣贤之礼报答历代圣贤创造神圣文化进行道德教化之恩。在儒教传统中，所有的人都可以并且都必须祭圣贤，而不只是儒者才祭圣贤，因为圣贤不是儒者的圣贤，而是全体民众、全人类的圣贤。现在贵州的农村，家家的堂屋中都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本地人叫“香火”，文革中是挂马恩列斯毛像的地方，78年后全部换上了传统的“天地君亲师”牌位。儒教社会中每家堂屋就是一个教堂，这与西方基督教社会是不同的，也是基督教世界不可理解的。
所以，我不同意光沪兄的看法，不同意光沪兄用基督教的观念来改革儒教，我觉得儒教改革在这些方面没有什么好改的，恢复“天地君亲师”的古老信仰就行了，因为“天地君亲师”的古老信仰对中国人来说既是合理的又是合情的，同时也是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还有光沪兄批评说儒教传统中老百姓不能祭天，其实在“天地君亲师”的儒教民间信仰中老百姓就可以祭天，只是老百姓不能代表国家到天坛去祭天，这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的职责，老百姓则能够在自己的堂屋中四时祭天。这一点光沪兄的看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光沪兄研究宗教学，但宗教学是西方传入的宗教学，号称客观公正，其实主要的参照系统还是基督教，所以其评判宗教高低优劣的标准也是暗中参照基督教。如果光沪兄判儒教祭祀祖宗山川为不合理的低级宗教是依据宗教学的原理，那就证明西方的宗教学不可能是科学的中性的客观公正的纯粹学术，其中肯定暗含着基督教的巨大影响和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倾向。
会议论文发言
我的发言稿在大会发给大家的《中国儒教研究通讯》中已经印出来了，我想我还是根据我的发言稿讲讲我对儒教的看法，其实我对儒教的思考已经很长时间了，我的这篇发言稿是我长期思考儒教问题的一个简要的文本。因为我一直在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是什么？因为中国文化崩溃了。在近一百年来，中国文化崩溃之后，怎么复兴这个文化？复兴的渠道在什么地方？一直是我思考的问题。那么，思考这些问题，大家也知道，我们以前就有了“政治儒学”的提法。当然，“政治儒学”这个提法在整个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大的框架下面，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在中国文化崩溃的背景下，光谈学，即光谈“心性儒学”或“政治儒学”是不够的，必须在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复兴的大框架下来谈儒学才能把握问题的实质，才有意义，所以，除谈“学”外，还必须谈“教”。因此，我发现，要在中国谈“教”，就必须谈儒教，而儒教是一个文明体，我们不能把它只看成是一个单一的宗教现象，而要把它看成是一个独特的与其他人类文明并存的悠久博大的文明，而我认为文明最重要的载体就是它的宗教。在中国，中华文明也好，中国文明也好，其最重要的载体就是中国的儒教。
上午已经谈到儒教本身不是问题，可以不讨论，因为它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事实，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本来无须讨论的问题现在成了一个必须讨论的问题，这才是问题。实际上关于儒教这个问题，学术界已经讨论得很多，下面我就讲讲我对儒教的看法，我就照着我提交的论文念吧，我的论文题目是《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论文发言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