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刚出差回来，发现生意场上附庸风雅之风大盛，翻云覆雨地云雨起国学来，大概都要争当“儒商”了。因国学而从“乳上”到“儒商”，总不会是国学之福。试想，一旦流行，连真乳都难寻，就别说真儒了。流行的乳房，除了制造隆乳增乳扩乳的热闹，还能有什么？至于流行的儒学是什么？其命运不会比任何一个无论真假的乳房要好。国学也一样，真的举国都学了，这国学也就真的蜾穴了。
但国学的兴盛是必然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必然在学术上要有中国人自己的声音，而中国人的学术，除了国学，又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对这不服的，除了傻子，就是自欺欺人之辈。为什么有一天，国学的学术标准不能成为世界的学术标准之一？这一点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是必然要成立的。不过必须要说明的，除了大量儒化、道化的所谓中国佛学文献，佛学并不能归于国学之内。中医可以是国学，甚至房中术也可以是国学，但佛学不是。佛学，又岂是区区国学或西学可以笼括的？
但如果连国学、西学都学不通，就不要谈什么佛学了，只有精通国学、西学，才有资格谈佛学。说到国学，说到儒学，当然要从这孔子说起，说孔子，就先说这《论语》。孔子、《论语》，中华文明的根基，又岂是五四竖子、六六小儿可以动摇的？不过，千古以来，有多少解《论语》的，就有多少曲解《论语》的。而这书，就是给所有曲解孔子的人的。
学 而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详解：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开头，当然不是一般所解那般肤浅可笑。不过，这从原句中摘录两字当成章节题目的“学而”，除了让以后的李商隐找到了命题的好方法，以及让八股文命题多了一种坏方法，就没有更大意义了。章节的题目都是后人所加，而整个《论语》是气脉贯通的，其实并不需要分什么章节。
题目说完，开说正文。这三个“不亦”，大概是汉语语言历史中被最多人的口水所吞没过的。但真明白这三句话意思的，大概也没有。这劈头盖脑的三句话，仿佛好无道理，又好无来由，凭什么成为中文第一书的开头？如果真是这样，这《论语》一定是历史上最大的伪劣商品，或者就是疯人院里随意采录的疯言疯语。
其实，这三句话只是一句话，这是一个整体，是整个儒家思想的概括。浩如烟海的儒家经典，不过是这三句话的一个推演。明白了这三句话，整部《论语》就豁然了，就知道上面“整个《论语》是气脉贯通的”那话并不是随便说的。
“学而时习之”，什么是学？谁学？学什么？学了能成什么？首先，这“学”前面就少了一个主语。鸭子学也是学，把鸭子当成这个主语放进入，这就成了“子曰：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鸭不愠，不亦鸭王乎？ ”这大概可以成鸭店的招牌了。因此，不解决这个“学”前面缺少的主语，是不可能明白《论语》的。
其实，这主语就在这句子里，就是“君子”。学《论语》的，就是这“君子”，这话最后就落实在这“君子”上。整个儒家学说，归根结底，就是“君子学”。何谓“君子”？“君子”就是要成为“君”的人。“君子学”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成为“君”。何谓“君”？“君”就是“圣人”。
那么，为什么是“君子学”，而不是“圣人学”？“圣人”是无学的，整部《论语》，整个儒家学说，就是讲述如何从“君子”“学而”成“君”、也就成“圣人”的过程，只有这个过程才有所谓“学”的问题。“君子学”不是学当“君子”，而是只有“君子”才能“学”，只有“君子”在这成为“君”的道上不断“学”，才有“君子学而”成“君”的可能。鸭子“学而”也就只能是鸭子，顶多就是鸭王，所以，鸭店是不能也没必要有什么《论语》的。
但这“君”不是一日炼成的，当你打开《论语》，当你要学《论语》，你首要明白的是，你最终要通过《论语》而成为“君”，成为“圣人”，如果没有这个志愿，那是没必要看什么《论语》的，还不如去看《鸭语》。有了这个志愿，才有必要看《论语》，而《论语》下面的话才有意义。阅读是不能脱离读者的，而不能承当这个阅读的读者是没有阅读的，只不过是看一些文字符号而已。
（二）
在人人争当经济人的年代谈论成圣人之道，也忒不靠谱了。当然，任何的不靠谱都是站在一定立场上的，而圣人的不靠谱，必须有非圣人的视角，例如：经济人、社会人、鸭子等。没有任何没有前提的逻辑是可以无条件地被证明的，没有一个视角是绝对的、不需要前提的，既然这样，这世界的喧嚣已经不缺乏经济人、社会人、鸭子们了，圣人当然也有喧嚣的必然。
站在这个角度，没有任何视角是有永恒价值的，但也没有任何视角是永恒没有价值的，《论语》一样，孔子一样，圣人也一样。但曲解是不允许的，必须首先要弄清楚《论语》究竟在说什么，否则一切的赞誉或诋毁都无意义。当然，在喧嚣的年代，无意义就是最大的意义，那就让最大继续最大，最后阳亢而死。而继续《论语》之旅，进入《论语》之旅的前提就是，要立志成为“圣人”，或者至少要有兴趣去了解如何成为“圣人”。至于要立志当鸭子或鸭王，那就此门不通了。
“学”的主语解决了，那“学”的宾语是什么？也就是说，“君子”要学什么才能成就“圣人”？千古以来，基本所有的解释都把这“学”当成各种一般技能、学问的学习了。如果真这样，那不妨把“房中术”当成宾语，这话就变成“（君子）学（房中术）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一下，孔子真成“老二”了，成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欧美“**革命”的先驱了，或者至少也是后来道家伍柳派的祖宗，当然，流传到今天，可以列入《鸭语》第一章了。
但《论语》不是《鸭语》，也不是《算语》、《医语》、《文语》，《论语》不一般地探讨所谓的教育问题，孔子是教育家，但那只是他的副业，就像现在有人是教授，副业可以是叫兽，如果这种副业的通常时间都发生在凌晨前后，那就成了叫售，也就是叫卖了，至于是卖身还是卖什么其他的，并不重要。《论语》归根结底是探讨儒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成“圣人”的问题，因此这里的“学”不是一般教育意义上的，而是“闻道”、“见道”、“学道”，“学”后面的宾语只能是成“圣人”之道。
而这里的“学”，首先是“闻道”，不闻无以学，其次是“见道”，不见亦无以学。只有“见道”以后，才可以真正地“学道”，否则都是瞎猫对死耗子。就算在月亮永远不圆的外国、在那万恶千疮的资本主义社会，要去学当鸭子，也脱离不了这程序。首先要听说有鸭子这回事，还要听说哪里有鸭子活动的场所，即使不知道这场所的专门术语-----“鸭店”。然后，当然就是要去看看怎么回事，所谓眼见为实，不能光听别人说这行业有前途，就盲目投资，就算是“鸭子”是一很有前途的朝阳产业，也不能盲目投资，必须亲自明白无误地见到其中的好处，有什么福利呀、会不会拖欠工资呀、上班时间能否自由掌握呀，有多大风险呀，等等。把这一切都见到，看明白了，才可以去“学”当“鸭子”，这样才有信心，才有目标。试想，连当“鸭子”的“学”都包含如此程序，就不要说学成“圣人”之道了。
和“学”同源的是“校”，也就是“效”，就是“效法”。“学”，不是一个人的瞎修盲练，而是要“效法”，“效法”什么？当然就是“圣人”了。“校”，至少要包含两个不能偏废的方面：1、对照；2、校对。“对照”“圣人”学之效之而使自己也成为“圣人”，但这种“学”和“效”不是固定不变、一劳永逸的，必须不断地“校对”。就像一块表，按报时调好后，并不是一劳永逸，而是要不断地“校对”，表才不会出现大的偏差。
而儒家的思想是积极入世的，因此这“校对”的工夫，就不光光是“对照”“圣人”理论，而是必须针对现实，脱离了现实，就无所谓“校对”，也无所谓“学”了。而现实中的“学”，必然是群体性的，用现代术语，就是社会性的，因此，这“学”字的完整意义就是，闻“圣人之道”、见“圣人之道”、“对照”“圣人”、在现实社会中不断地“校对”，只有这，才勉强称得上“学”。
对““学而时习之”中的“学”，概括如下，就是：
问：什么是学？
答：闻“圣人之道”、见“圣人之道”、“对照”“圣人”、在现实社会中不断地“校对”。
问：谁学？
答：君子。
问：学什么？
答：成“圣人”之道。
问：学了能成什么？
答：“圣人”。
（三）
现在，垃圾白话文了，“学习”成了一个词语，如白开水般了无味道，白话文里“学习”的含义，还比不了文言文中“学”的万分之一。文言文中，每个字都有着丰富的含义，但这也使得相应的理解往往很难把握。
对文言文的把握，例如，对《论语》的解释，不能按照白话文那种垃圾西方式思维，首先假设文章的意义是如同细胞之于人体般由字符堆积起来，就如同西医般，白话文是一种死的文字。而文言文不同，理解文言文必须首先要得其神，而其神不在字符中，是文章的整体，如同中医，离开了整体的字符是没意义的。庖丁解牛，神遇而牛解，文言文的阅读也一样，神不遇而解其文，无有是处。
上面说了“学”，现在继续说这“习”字。甲骨文中“习”是“羽”字下从“日”，后来篆书误把“日”写成“白”，将错就错，一直流传下来，结果现在的繁体字里，“羽”字下从“白”，简体字就干脆把“羽”字劈成两半，“白、日”都不要，结果简体字就只剩下这无边的黑暗了。简体字，配合白话文的一种垃圾符号，把含义丰富的中文逐步强奸成西文那种垃圾符号，这就是历史的现实和现实的历史。
“习”，“羽”字下从“日”，本义指的就是鸟儿在晴天里试飞。这个“习”字，如诗如画，一字而有神。“日”属阳，所谓乘天地之正气而游六合，就是“习”，也才是“习”。但后来所有的解释，都把“习”当成不断、反复、频频地练习、温习、复习之类的玩意，典型的白话文鸭子思维，以为不断上下左右地折腾就可以表现出色、工夫了得、赢得奖赏，真是既无情趣、又无品位，中文堕落成这样子，真是悲哀、悲哀！
“学”而“习”，就是“闻“圣人之道”、见“圣人之道”、“对照”“圣人”、在现实社会中不断地“校对””而得乘天地之正气而游六合。不“学”“圣人之道”，无以得乘天地之正气。“学”，得“圣人之道”之体；“习”，施“圣人之道”之用。不“学”无以成其“习”，不“习”无以成其“学”，全体而大用，这才算是“学”而“习”之。何谓之“之”？成圣人之道也。
“学”而“习”之，必与其时，所以有“学而时习之”。“时”者，天时，非依其时，乃与其时、时其时也。依其时者，小人也；与其时者，君子也；时其时者，君子行成“圣人之道”也。可笑几乎所有的解释，都将“时”弄成所谓按时、依时、适时之类的玩意，真不知其时矣。而“时其时”者，必得乘天地之正气，此谓得其天时也。“时其时”者，非得天与其时，乃与天其时也。由此可见，所谓天时，是与天其时而天与其时也。不如此知之，实不知何谓“时”矣。
“学而时习之”，君子闻“圣人之道”、见“圣人之道”、“对照”“圣人”、在现实社会中不断地“校对”，与天其时而天与其时，得乘天地之正气而游六合，行成圣人之道，这样，才能“不亦说乎”。后面这句“不亦说乎”，就不用解释了吧。
（四）
“学而时习之”，与天其时而天与其时，风云际会、波随浪逐，感而“有朋自远方来”。“有”，非“有无”、“持有”之“有”，乃《左传》“是不有寡君也”之“有”，“友”之通假也。几乎所有的解释.将“有”解释成“有无”、“持有”之“有”，大谬矣。
何谓“友”？“同志为友”，志向相同者也。甲骨文中，“友”为双手并列，为共同的志向而联手、而互助合作，才是“友”。不过后来一切都变味了，“同志”这词，特别经过上世纪的洗礼，已经变得十分可笑。现在就更不能用了，现在是，当鸭子不当鸭子想要当“鹅”了，就“同志”了，从“鸭子”进化成“鹅”，真是越来越大，有前途呀。
且不说那些“鸭子”和“鹅”，在《论语》里，“有”或“友”的共同志向就是同成“圣人之道”。“圣人之道”，不是独自去偷欢的私道、小道，是普及天下、大善天下的公道、大道。要成“圣人之道”，成“圣人”，必须先“圣”其时，不“圣”其时，何以“圣”其人？圣人者，必圣其时、必圣其地、必圣其人，复圣它时、复圣它地、复圣它人也。而君子行“圣人之道”，必有之、方类之。
“朋”者，“凤”之古字也，本义为凤凰。“朋自远方”者，“有凤来仪”也。《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实本于此。“有凤来仪”之地，即地灵之地，行“圣人之道”之地。而行“圣人之道”之君子，就是“人中之凤”，行“圣人之道”之君子“自远方来”，就是“有凤来仪”。“仪”者，法度也。“朋自远方来”干什么？法度也。以“圣人之道”法度之，教化之，成就“圣人之道”彰显之天下，这才是真行“圣人之道”。
“远”，遥远、久远，不独指空间上的，“圣人之道”不是凭空而起，源远而流长。“方”，非方向之类，而是“旁”的通假，广大的意思。《尚书·立政》，“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圣人之道”之“行”，是“方行”，君子“行”圣人之道，也是“方行”，要“方行天下，至于海表”，这才算“行”圣人之道之“行”。
“自”，不是介词。文言文不是垃圾白话文，N个字都表示不出一个意思来，文言文的“自远方来”不是垃圾白话文的“自远方来”，每一个字都有着独立的意思，把“自”当成介词表示时间、方位的由始，都是吃白话文垃圾太多的结果。“自”者，依旧、依然也。依旧、依然“有凤来仪”，“圣人之道”不断也。“来”，由彼至此、由远及近，浩浩汤汤，如日之东升、海之潮回，天地浩然正气升腾之景象也。圣人之道，大道流行，其远矣，其方矣。
“有朋自远方来”，君子，为共同的志向而联手，为共成“圣人之道”而同行，如人中之凤，依旧、依然，乘天地之正气，源远而流长、浩瀚而广大，由彼至此、由远及近，如日之东升、海之潮回，将“圣人之道”披之六合、播于八方，法度之，教化之，成就“圣人之道”彰显之天下，这样，才能“不亦乐乎”。“乐”者，非le，是yue，箫韶九成，盛世之象也。
（五）
将“圣人之道”披之六合、播于八方，法度之，教化之，首要且常态地必然会面对“人不知”的问题。如果“人皆知”了，就无所谓“法度之，教化之”。行“圣人之道”，乃难行之行，所谓知易难行，知且不易，行则更难。
“人不知而不愠”，几乎所有的解释都把“知”当成“知道”、“理解”之类的玩意。“人不知而不愠”快成了现在酸死人的“理解万岁”的对应物了。但这里的“知”不是本义的“知”，而是“智”的古字，“人不知”不是“人不知道”，而是“人没有智慧”。
“人”，一般指别人，但这里的别人特指那些不能“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人，也就是行“圣人之道”时需要“法度之，教化之”的人。“人不知”，这些人没有智慧，没有什么智慧？没有“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智慧。
比起“人不知而不愠”中的“愠”，上面“知”的错解就是小菜了。对于这个“愠”，《论语》成书后，所有解释都是“生气、愤怒”之类。其实，“愠”，发yun音，有两种声调，第一种发去声，就是通常解释“生气、愤怒”的那个，但这在这里大错特错，这里的音调应该发上声，解释为“郁结”。《孔子家语》有“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其中的“愠”就是发上声，解释为“郁结”。而这里的“不愠”，就是本于“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不愠”，是“使之不愠”的意思，“之”是指“人不知”里的人，谁使之？行“圣人之道”的人。“愠”的根源在于“不知”，一个人“不知”，各种不好的情绪就会“郁结”其中，就会生病，对于中医来看，所有的病，归根结底就是“愠”，就是“郁结”。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一个国家、一个世界，如果由“不知”的人组成，那么同样要“愠”，同样要生出“郁结”来，所谓民怨沸腾、夫妻不和、冷战热战，等等，都是由“不知”而“愠”的结果。
一个和谐的世界、一个大同世界、一个政通人和的世界，前提必然是“不愠”的，行“圣人之道”的人就是要使得“不知之人”变得“不愠”，使得“不知之世界”变得“不愠”。“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如“南风之熏”般地行“圣人之道”，一个最重要的成果检测标准就是“不愠”，就是和谐，就是大同，就是政通人和，就是要把“人不知”的世界改造成“人不愠”的世界。
“人不知而不愠”，现实的天下仍未成就“圣人之道”的彰显，现实的天下几乎都是不能“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人，他们没有“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智慧，而行“圣人之道”的人，要如“南风之熏”般地熏染他们，把“没有智慧的人”改造成“没有郁结的人”，把“没有智慧的世界”改造成“没有郁结的世界”，这样，才能“不亦君子乎”，才能算是真正行“圣人之道”的人。
（六）
《论语》二十篇，实为一大文章，而首章三个“不亦”，为文章之纲领，也是儒学之总纲。世人皆说《易》难解，实则，《易》是隐而难，《论语》是显而难，是难上加难。《论语》书成后，真能解首章的，千古以来，未曾见也。而首章都不能解，后面就更是以盲引盲。
本ID所写，皆发前人所未发，余人从其字句中求《论语》之真精神，不过是啃尸之徒。《论语》不死之真精神，岂在区区字句间。神会，则字句之纠缠自然顿明，下面将解释一个千古无人能解的问题：为什么《论语》首章是三个“不亦”，不是二个，也不是四个或其它？
对于以前所有解《论语》的人，对这三个“不亦”，连这些人自己都是囫囵吞枣，又怎么可能解释好？上面为什么是三个“不亦”的问题，这些人连提都不敢提，或者根本就没想到，就更不要说解答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本ID在前面的解释中其实已有所透露，在（四）中就有“圣人者，必圣其时、必圣其地、必圣其人，复圣它时、复圣它地、复圣它人也。”也就是说，这三个“不亦”，基于儒家最基本的信念，即儒家思维最基本的结构：天、地、人。
“学而时习之”，言“天”，在儒家思维的基本结构下，天与天时，“天、天时”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与“天、天时”紧密联系的就是所谓的“天命”了。参照前面对“时”的解释，就不难知道，《论语》对天时、天命的态度就是“与天其时而天与其时”、“与天其命而天与其命”，儒家对“时运”、“命运”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学而时习之”就是要成就这“与天其时而天与其时”、“与天其命而天与其命”。
“有朋自远方来”，言“地”。地，包括土地等，但不单指土地，甚至地球之类的玩意，而是指大道流行的场所、空间等。地是离不开天的，有其天时，必成就其地，其地，包括一切的现实客观条件。通常所说的“地运”、“国运”等，就属于“地”的范围。一般人更熟悉的，就是所谓的“地利”了，儒家对“地利”的态度也是“与地其利而地与其利”。“有朋自远方来”就是要成就这“与地其利而地与其利”。
“人不知而不愠”，言“人”。人，天地之心也。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说的就是这“人不知而不愠”。那么天地之心在哪里？天地之心就在人的心里，人心立，则天地立其心。西学讲人化自然，后来又有了所谓的人择原理，但对这“天地人”的关系，还是没有儒家、《论语》讲得透彻。“人不知而不愠”，就是要成就“与人其和而人与其和”，最终成就真正的“人和”。
这三个“不亦”，讲的就是君子如何“与其天时、与其地利”，最后“成其人和”，什么才是真正的“人和”？就是“人不愠”的世界，“没有郁结的世界”，就是世界大同。只有“与人其和而人与其和”，最终成就真正的“人和”，君子才算是真正行成“圣人之道”。离开这三个“不亦”，一般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实不知何谓“天时、地利、人和”也。
明白了上面，就不难明白这三个“不亦”，为什么是按“说、乐、君子“的顺序来安排。“说”，就是“悦”，对于忧郁症等大流行的现代社会，这个“悦”太罕见了，而连“悦”都没有，就不要侈谈诸如幸福感之类的废话。那么，何谓真“悦”？“闻、见、学、行”“圣人之道”也。“闻、见、学、行”“圣人之道”，才是真正快乐的事，令人心情舒畅的事，如果个体的心情都不能“悦”、不能“不愠”，怎么可能成就“不愠”的世界？所以要“修身”，“学而时习之”地“修身”，其结果就是“悦”，“悦”也就是个体的“不愠”。那么，“修身”为什么和“天时”挂钩？所谓“修身”不是一个人的盲修瞎练，“闻、见、学、行”“圣人之道”要“与天其时而天与其时”，其中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修身”，然后要“齐家”。这“家”，不是一般所谓的家庭，那是“小家”，一个地区是家，一个国家也是家，那是“大家”。齐家才能“乐”，这读yue，箫韶九成，盛世之象。家不齐，国不齐，怎么可能有“箫韶九成，盛世之象”？所以要“齐家”，“有朋自远方来”就是要“齐家”，其结果就是“乐”，“乐”也就是“家”的“不愠”，只有“不愠”才可能“箫韶九成，盛世之象”，才可能“乐”。那么，“齐家”为什么和“地利”挂钩？家、国都属于“地”的范畴，通常有所谓的“家运”、“国运”等，要“齐家”，改变“家运”、“国运”，就要“与地其利而地与其利”，这样才能最终成就“箫韶九成，盛世之象”，其中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齐家”，然后要“平天下”。而只有“天下平”了，世界“不愠”、没有郁结了，世界大同了，才算是“平天下”，才算是“人和”，才算是君子行“圣人之道”，才算是“不亦君子乎？”上面的“说”、“乐”，都是“不愠”的特殊形式，分别对应着个体和家，但真正的“不愠”是全天下的，这个天下不单单指人类社会，按现代术语，至少是包括了整个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天下万物都要和谐、都要“不愠”，这才是真的“不愠”，也才是真的“平天下”，只有这样，才是真的“人和”了。所以，“平天下”与“人和”是密不可分的！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而不愠”与“说、乐、君子”以及“天、地、人”或“天时、地利、人和”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论语》的首章是站在这样的高度立论的，而不是如千古以来那些盲人的瞎解释所说那样。只有这样，才算初步明白“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意思，也才算初步知道《论语》说了点什么。但这只是一个大纲，只是一个框架，更重要的东西还在后面。
（七）
《论语》，中文第一书，其开头：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圣经》，西文第一书，其开头：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相互对比，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显然的，这种区别也构成国学与西学的重大分歧，更构成了国人和西人思维方式和生存状态的重大分歧。
“子曰”，对应的是当下，是现世，是人；而“起初”，对应的是起源，是根源，是神。对于国学来说，“天、地、人”的思维和生存结构是当下的，所谓当下，就是承担，任何根源性的探讨，都必须以这当下的承担为前提。换句话说，一切科学、宗教、艺术，都是以这“天、地、人”的思维和生存结构的承担为前提的。你，首先是一个人，而且是在世界、在天地中生存的人，没有这个承担，一切都瞎掰。人，对于国学来说，不是一个前提，因为任何前提都以之为前提，连前提这个词都要以之为前提，那么人，又怎能是一个前提所能困住的？
而西人的生存和思维方式又是什么呢？柏拉图有著名的洞喻，说人如在洞中，须走到洞外，靠理智的光辉才能看清楚世界。这个比喻完全概括了柏拉图后整个西学以及西人的状态，这里没有了承担，人需要靠理智的光辉，这理智的光辉，在耶教里变成了上帝，耶教从本质上说就是柏拉图思想的神秘化。后来，科学代替了上帝的位置，但无论是理智、上帝还是科学，人都是奴隶，人不能独自去承担，独自去面对，而是要靠某样东西，即使那样东西被称为理智的光辉，也是典型的懦夫思维。
对于西人来说，他们可以如古希腊一样悲剧，一样面对命运去抗争，但人的尊严只是一个推论或假设的前提。但是，只有奴隶才需要解放，只有奴隶才需要自由，只有奴隶才需要尊严，而你本解放，你本自由，你本尊严，又何须劳什子的解放来解放你、自由来自由你、尊严来尊严你？你只要承担，人一样去承担。承担什么？承担这个天地，人，天地之心；天地，人之躯壳，你连自己的躯壳都不能承担，你还能算是人吗？
承担，就是《论语》、也是儒学的真精神，什么是承担？就如本ID所写《六州歌头》里的“入红尘戏。惊天地，鹏展翅。挟风雷，存永罪，终不悔。振罗衣，立云霓，抖擞凌霄志。银河坠，缺星堤，弯日轨，旋经纬，乾坤回。混浊同污，纳纳穹苍气，激荡崔嵬，送鲸涛翻海。掷酒一高歌，万古同杯。”这，就是承担。这里不需要假设什么理智的光辉，也不需要假设什么上帝，如果真有什么理智、上帝，都只能是人的理智、人的上帝，最终都需要人来承担。人，浩然之气充盈天地，天地都为之小，一人成大，一人就成其天地之大，没有这种胸襟，没有这种浩然，没资格谈论儒家，没资格谈论《论语》。
当然，西学之内也并不都是糊涂蛋，例如马克思、海德格尔，他们所展示的就是柏拉图以来西学完全不同的道路。从气质上说，马克思走的是刚阳路子，而海德格尔是阴柔的，这方面的研究，这里就不展开了，只是要说明，那些妄自菲薄、以贩卖祖宗为乐的畜生，不仅不理解国学，连西学也是人屁不通。用郭德刚的口吻送给这些人，就两字：死去！
（八）
对首章三个“不亦”的初步了解，最终必须落在“承担”上，如果没有这种对“天地人”、对“圣人之道”、对行“圣人之道”最终达到“不愠的世界”的承担，那么就没必要继续《论语》的研读。上面也说过了，鸭子是没必要读《论语》的，虽然鸭子也有“承担”，但只有君子才需要《论语》，也才能“承担”《论语》。
下面，本ID要干的一件事，一定是《论语》成书以来没人干过的，就是要重排《论语》各章间的顺序。《论语》，孔子及门人的语录，系统地讲述了君子如何去“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问题，但由于《论语》成书时间是在孔子等之后，历代又被腐儒折腾，因此，目前所袭用的《论语》各章间的顺序并不正确。为了能更好地把握，还《论语》以本来面目，必须对此重新排序。在后面的解释用，《论语》原有篇章都无一遗漏，只是顺序按照更合理的方式重排。这点，必须明确。而这《论语》之旅，将按照本ID新编排的次序继续进行。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详解：这句话被排在三个“不亦”总纲之后，是《论语》的第一条。所谓“闻、见、学、行”“圣人之道”，首先要“闻其道”。道不闻，则无由“学、行”。然而，就这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熟悉的话，却经常被解释成类似“早上闻“道”，晚上死了也值得”之类的搞笑玩意。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请问：晚上才死，那中午干什么去了？当鸭子还是学当鸭子去？如果早上死、中午死，那还值得不？如果真是“早上闻“道”，晚上死了”，就算值得，也是私道，不能惠及旁人的私道，又有什么值得不值得的？这些似是而非的解释流传千年，真把《论语》当成福音之类的玩意了，和儒家、《论语》的精神是完全背离的。
其实，“死”，不是死去的意思，而是“固守”的意思。所谓“固守”，也就是“承担”。而“朝、夕”，不是单纯的“早晨、晚上”，而应该从“天、地、人”三个角度来考察。从“天”的角度，代表了时间上的“开始、最后”，从“闻其道”开始，不断地“固守”，“承担”“圣人之道”之行直到最终成就“不愠的世界”而不退转；从“地”的角度，代表了“东方、西方”，也代表了整个天下所有的地方，无论任何地方，无论条件恶劣还是优越，都要不断地“固守”，“承担”“圣人之道”之行直到最终成就“不愠的世界”而不退转；从“人”的角度，最大的承担就是生死的承担，所谓出生入死，都要不断地“固守”，“承担”“圣人之道”之行直到最终成就“不愠的世界”而不退转。只有从这三方面去理解，才是真知道“朝、夕”。
原来的断句“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是不对的，由于古文都没有标点，因此断句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千古以来被惯用的这个断句，就把“死”真当死给搞死了。而从上面的分析知道，这“死”是“固守”、是“承担”，相应的断句就是“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其实，里面的“道”字是可以省略的，因为整部《论语》就是说这圣人之道和行圣人之道，省略“道”并不会影响理解，“朝闻夕死”，这更符合古汉语的语气。光“闻”不“死”，是不能行圣人之道的，只能是口头玩意，而历史上的腐儒们，最大的弊病就是光“闻”不“死”，这“死”，是“固守”、是“承担”，而要“固守”、“承担”，就必须“死心塌地”、“痴心不改”，偷心不死，是不可能行圣人之道的。
“朝闻道夕死，可矣”，君子从“闻其道”开始，无论任何地方，无论条件恶劣还是优越，甚至出生入死，都要不断地“固守”，“承担”“圣人之道”之行直到最终成就“不愠的世界”而不退转，只有这样，才可以行“圣人之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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