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雄心企业家们心里念得最多、嘴里谈得最多，最能激发他们干劲与智慧的目标词语，莫过于“基业长青”、“百年名企”。他们大多热衷于眼睛向外，对西方的百年跨国名企钦羡不已，对西方的现代管理制度趋之若鹜，精力、学费投入很大，却收效不大。其实，同根经验吸取得更快，本族智慧汲取得更有效，有识之士早已将目光和心力聚集于探研本国固有的文化精髓和前辈成功的经营管理经验之中。当前出现的“晋商热”除了群众喜好与娱乐、影视商业炒作等因素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市场经济大潮中，人们充满着对掌握创业致富并能持续成功之道的渴望。
“称雄五百年，富甲海内外”的明清晋商能够保持长时间持续不衰的因素很多，但笔者仅在此探究儒家文化精义在晋商成功的经营管理中所起的作用，亦即儒商之道是晋商百年长兴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文明的国家，多次受到外族毁灭性的入侵，但之后不久都会很快复国，什么原因？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为骨干为主脉的中华文化的优秀，她具有百折不挠、永远能够与时俱进的韧性与强大同化力。世界上的许多文明古国，都曾辉煌过一时，但犹如昙花一现，今天均难觅踪影，什么原因？没有使之赖以长生的优秀文化。国家如此，企业更是如此。举凡古今中外的成功企业无不具备优秀的企业文化，福特、三凌、松下、麦当劳、可口可乐等莫不如此，而且今天细心的国人也会发现：当走进沃尔玛，会感受到处处充满着浓郁的美国文化，正象置身于家乐福之中，会让人感受到处处洋溢着浪漫的法国风情一样。数千年，特别是近二百年世界工商界成败风云史浓缩出这样的规律：一流的企业文化，造就一流的企业；没有优秀企业文化的企业是短命的企业；唯有深深根植于本国本民族的企业文化，才会具有生命力。
山西地处中原，被母亲河与太行山相拥，黄土丰厚，盐富水美，气候适宜。晋南、晋中一带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是华夏之母——中国最古老的造人女神女娲出生的地方，为尧、舜、禹建都和主要活动之地，自孔子著名弟子、七十二贤卜子夏在此讲学传道起，两千多年来，大儒层出，儒风不绝。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明清晋商精英们，自然从小耳濡目染，个个身上流淌着儒家文化的血脉，再加上晋商豪门族长们的着力培养和熏陶，儒家文化更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智慧依托。他们所创立、所经营、所掌管的企业无不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的经营理念、管理风格、店章铺规无不深深打上了儒家文化的烙印。也正基于长于激励和守成的儒家文化，他们得以创造了当时历史条件下一流的企业文化——晋儒商之道，成就了世界商业史上长时间跨朝代、宽地域跨国洲的神奇般巨大成功。今天，三晋大地上一座座气派宏大、古色古香、浸透着浓郁儒家文化、令海内外人士惊叹不已、流连忘返的山西大院、古堡、庄园等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
儒家文化精义，对个体来讲，在于如何使个体生命持续有效地发展并积极贡献于家族、社群、国家、民族，从而使个体生命更富有现实价值和超越时空的永恒意义；对群体来讲，既能使自身充满活力，保持前进动力，同时又能安定有序、长存永生，最大限度地让其中的每个生命体都能自由舒展与和谐共存。若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述，就是“仁、义、礼、智、信”，即儒家“五常”。“常”，即常理、常道，不变之理，永恒之义。无论哪个朝代，无论什么社会，群体和个体要优秀、要卓越、要生命永驻，都离不开这五个字。五千年灿烂悠久的中华文明，历经劫难而坚毅持久地不断延续，历经坎坷而充满生机地不断自新，正因了这五个字。明清晋商企业历经时局动荡、匪灾兵祸、贪官盘剥、封建压制、外强欺凌，能顽强地延续十几代人、持续数百年长盛不衰的文化之根因，也恰恰在于精明睿智的明清山西商人将这五个字代表的儒家文化精义成功地移植和精妙地运用到了商道之上与企业文化建设之中，创立了晋儒商之道。
仁：晋儒商之道的核心与精髓
“仁”字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与精髓，她造就了明清晋商企业及其领军人物自强不息与民胞物与、厚德载物的优良品格与作风。“力行近乎仁”，晋商的创业者们在商业领域辛勤耕耘，凭着顽强的毅力、不屈的精神，坚毅拼搏，勤苦创业，节俭持家，积累商业财富，历经数代人、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成就了一个个财力雄厚的晋商企业。成功的晋商们力戒为富不仁，坚持“仁厚”之道，如：著名的乔家大院历代主人几乎个个乐善好施，关心公益，据光绪八年《祁县志》记载：光绪三年（1877），山西大旱灾，赤地千里，寸草不生，饿死数百万，乔家大东家乔致庸在家乡出巨资赈灾，设立粥棚，救济灾民，救民甚众，受到褒奖；其子乔景俨执掌家业时，慷慨为家乡捐资兴修水利工程，资助祁县中学堂和太原私立光华女子学院创立，向穷人施舍医药等，深得时人赞誉。秉持“仁”道的晋商用自己的“仁”行树起了明清山西企业的良好公众形象，提高了自身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自然也就赢得了数不尽的有形资产和巨大的无形财富。
义：晋儒商的道德与价值观体现
“义”字代表儒家崇尚的道德高标和崇高的价值追求，她促使晋商企业及其领军人物恰到好处地处理好“义”与“利”、“德”与“商”的关系，坚持以义制利，不取不义之利，使晋商企业保持赢利的同时，又兼顾到长远利益和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即“大义”）。山西商人会馆中突出地崇祀关羽，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关羽是山西同乡，更重要的是因为关羽作为儒家推崇的武圣人是行“义”的楷模，有“义簿云天”的美称。清代著名的山西介休商人范硫宾颇重义气，康熙时官办铜铅，有王某者亏帑83万银两，既死，范氏则代王某“按期加额赔补”。范氏的义举既受到同行的称许，又获得清政府的垂青，并由此获得厚利。山西乔家推崇以义制利，取财有道，不赚昧良心黑钱，而且当国家有难时，慷慨解囊，咸丰年间一次性捐出助赈款就高达36000两白银；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不仅周济逃亡到山西的国家重臣要员，而且不惜战乱所造成的经营损失坚持有票必兑的承诺，赢得了政府的赏识和广泛的社会声誉，因而在清末民初其他商家票号因战乱纷纷倒闭关门的不利局势下，继续坚持经营到解放前期。若不是外侵内战，国破家亡，山西乔家集团今天将会继续驰骋商场，稳居世界五百强中的前茅也未可知。
礼：晋儒商的行为规范与准则
“礼”字代表的是行为规范和规矩意识。晋商谚语有“家有家法，铺有铺规”，晋商企业在数百年的经营与发展过程中，均建立了严明的店规、铺规、号规，对掌柜、伙计、学徒的作业行为做出了明确的规范；同时建立了学徒制、人身顶股制、资本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掌柜负责制、股权融资制、联号制、票据融资制等体系严密的经营管理制度，做到了分工精细、权责明确，约束有据，激励有效，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使晋商企业形成了财富积累的巨大合力，拥有了保持长期稳健发展的制度保障。
智：晋儒商创新意识与经营谋略的表现
“智”字代表的是精明能干、尚学精神和创新意识。晋商企业的领军人物大多不仅自己饱读诗书，精于算术，长于经营，而且舍得在子弟和学徒身上进行智力投资。早在元代，山西运城盐池就办有盐商子弟学校“运城盐运使司学”。清代，山西商人在包头城兴办了许多子弟学校。驰名中外的“大盛魁”商号，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设有本企业的训练机构，从晋中招收十五、六岁的男青年，骑骆驼经过归化、库仑送到科布多接受蒙、俄、哈撒克、维吾尔等外语及商业常识的训练。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干不仅体现在杰出的经营谋略、经营手法上，更体现在出色的经营创新和制度创新上，例如：晋中商人早在1798年就开设了类似粮食期货交易的“买树梢”生意，这比1848年美国芝加哥农产品期货交易早半个世纪；晋中商人首创了票号、帐局等金融机构，创造了大量金融工具、金融业务及其相应的票据融资、财务稽核、风险控制等金融制度。儒家倡导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不懈进取与创新精神，激励着晋儒商们在商业、金融业领域不断奋进和创新，持续创造着商业财富，推动企业保持经久不衰。
信：晋儒商的商誉内涵与长兴法宝
“信”字在商界代表的是商誉，信誉度高意味着拥有巨大的无形资产。孔子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人无信不立”。有“亮财主”美誉的乔致庸将“首重信，次讲义，第三才是利”作为经商准则，并经常告戒儿孙，经商之道诚信第一，商家必须重信誉，以信誉赢得顾客；其次要讲义，不哄人、不骗人，该你一分就一分，不赚昧心钱。商誉卓著的“在中堂”在他执掌家业时期取得了长足发展，商业遍布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乔家跻身于全国富户前列。“信”字更铸就了晋商票号的辉煌，“一纸符信遥传，万两黄金兑现”便是生动的写照，无怪乎人们讲，当时票号云集的山西平遥、祁县、太谷相当于今天的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当时上海汇丰银行的一位经理对晋商票号的信用程度给予这样的评价：“二十五年来汇丰与山西商人做了大量的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但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人”。“信”字既是晋商实现“汇通天下”之辉煌成功的秘诀，同时，又因无形财富（商誉）比有形财富更容易跨越时代而传承，因此，“信”字更是晋商铸就百年兴盛的法宝。
（此文为《新晋商》2006年特约稿；作者系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山西省当代儒商联谊会执行会长、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