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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美国宗教学会华盛顿年会简报:儒教专题
来源:儒学联合论坛 (2006年11月22日8:57) 作者:耶律大石

 

 

      

       美国宗教学会2006年年会于1118号到21号在华盛顿召开。有若干“中国宗教”和“儒家传统”专题小组,其中“儒家传统”小组有一专题即是关于儒教的宗教地位的讨论,是我去年在会上首先提议设立的。“儒教的宗教地位”专题共有五篇论文,分别是:俄亥俄州肯扬学院(Kenyon College)Joseph Adler 的“儒教作为宗教/宗教传统/都不是:这么多年来仍然很模糊”(Confucianism as Religion/Religious Tradition/Neither: Still Hazy after All These Years);同样来自肯扬学院的孙晓东(音,Anna Xiao Dong Sun)的“儒教在中国是宗教吗:学界争论以及初步的人类学考察”(Is Confucianism a Religion in China?-Intellectual Controversies and a Preliminary Ethnographic Study);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大学(University of Prince Edward Island)Edward Y. J. Chung的“儒教的礼和家族精神:对当代韩国祖先崇拜传统的思考”(Confucian Li and Family Spirituality: Reflections on the Contemporary Korean Tradition of Ancestral Rites);东卡罗来纳大学(East Carolina University)John A. Tucker的“近现代日本祖先崇拜的形而上学”(The Metaphysics of Ancestor Worship in Early-Modern and Modern Japan";以及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陈勇的 “关于儒教争论的最新发展”(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the Controversy on Confucian Religiosity)。专题主持人是Vivian-Lee Nyitray,来自加大河滨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讨论回应人是Thomas Selover,来自加拿大萨斯克彻温大学(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下面是五篇论文的提纲。

 1Joseph Adler:“儒教作为宗教/宗教传统/都不是:这么多年来仍然很模糊”

       如果说西方学界对儒教宗教地位的争论起自十七、八世纪的礼仪之争还存疑的话,那么它从十九世纪末是肯定开始了的。在1877年的上海传教士会议上,理雅各语惊四座,声称儒教(以及道教)经典是达至终极真理的第二法门----虽然他的观点是基于对中国传统的错误认识之上,即将其看作是在上帝和天的崇拜之下的模糊的一神教。理雅各和宗教学研究领域的先驱(如马克斯-穆勒)都把儒教归入他们所理解的“世界宗教”之列,但在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占压倒性的意见仍然认为儒教并非“真的”是一种宗教,至少跟其他较熟悉的传统(主要是西方的)相比是这样。如今,在北美研究儒教/儒学的绝大多数学者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儒教的宗教维度足够明晰。但是,即便从20世纪末开始非西方对宗教的理论思考已经日渐成熟,整个宗教研究领域对于这个问题仍存有广泛异议,一些跟东亚有关的研究领域(比如中国史学领域)更是如此。

       这篇论文讨论的是界定儒教宗教地位时所产生的诸多理论问题。包括对“儒教”和“宗教”的定义;“建制”(institutional)宗教和“离散”(diffused)宗教的区别;对于外在超越和内在超越等概念的跨文化引用所产生的问题;中国和日本对源自欧洲的“宗教”一词的翻译所带来的问题。如果要考虑到中国的学界同仁直到晚近仍然生活在一个试图消灭各种宗教遗迹的政权之下,这个情况就更复杂了;所以他们(中国学界同仁)直到最近所见到儒教并非其真面貌。我将逐一考察这些问题,并提出理清儒教传统的宗教性质的一些办法。

       2Edward Y. J. Chung:“儒教的礼和家族精神:对当代韩国祖先崇拜传统的思考”

       儒教在东亚是活着的传统。这在比东亚其他地区更“儒家化”的韩国更是如此。虽然基督教和佛教是韩国的两大宗教,儒教传统仍然以各种方式影响着家庭价值、伦理教育、公共话语、和宗教哲学思考。特别是“礼”的传统在韩国社会仍然有着深厚的影响。

       这篇论文将重点考察韩国家庭的祖先崇拜传统。其目的有三:介绍祖先崇拜传统在当代的发展;讨论其在家庭伦理和精神中所担当的角色;以及对于把儒教作为宗教研究的思考。我的方法是文本的和比较的:我将提供文本资料,而且我的阐释包括个人践履的和比较的视角。此论文基于我对现代韩国的儒教和宗教互动的研究。

       儒学领域和宗教学领域都没有对“礼”的问题进行透彻而清晰的研究。现在回头来看,对韩国社会的祖先崇拜、萨满教以及基督教的研究都很风行。虽然也有很多有意思的视角,但这些研究都倾向于将祖先崇拜过于简单化为一种“崇拜”,或是对“祖先的萨满化处理”。所以我们需要问这些研究有没有真正理解儒家礼的精神以及祖先崇拜的传统。我将从儒家内在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论文首先介绍韩国两种不同的的祖先崇拜传统:季节性的(ch'arye)和纪念性的(jije)。主要有以下这些仪式的和精神的方面:祖先牌位和图像的使用;磕头焚香;阅读祭文和献祭酒;主要的祭酒和祭奠食品;家族敬拜及分食祭品。现代韩国祖先崇拜的一些礼仪仍有待讨论,我也将提到一些主要的改进。

       在论文的第二部分,我将指出韩国祖先崇拜的传统蕴含了儒家礼的真义,那即是宇宙-伦理真理的来源,个人修行,和家族精神。换句话说,儒家的礼仪是与儒家对道、人性、社会秩序等的理解分不开的,在这些意义和象征符号的作用下,发展出一整套诸如孝、仁、天人合一等哲学伦理的理想范畴。在这儿我简单地介绍一下文本资料:早期经典;孔子的教导;主要的宋明理学家对礼的阐释和对祖先崇拜传统的论述(如朱熹的家礼)。我也会兼顾其他一些学者的独特视角。韩国当今的儒教传统中有两个主要的伦理原则:忠和敬。正是通过这些礼仪形式神圣和凡俗才能交汇,而儒教礼的宗教性质则既非核心又非琐碎。

       最后一部分则是我的结论。我重申韩国的祖先崇拜仪式蕴含了儒家独特的家族伦理和精神遗产,而这不应与以前的萨满教式的“祖先崇拜”相混淆。我也从比较的角度讨论一些问题。比如说,把儒教当作宗教来施教有什么意义?儒教礼的精神和基督教的价值相融吗?怎么理解韩国的儒-耶同化现象?对于跨宗教对话研究有什么意义?

       这个话题对更广泛地认识儒家传统和更深刻地理解当代儒教宗教性都有重要意义。我相信它对于下一次宗教年会的儒教研究和比较宗教研究都能作出积极的贡献。

       3John A. Tucker:“近现代日本祖先崇拜的形而上学”

       “祖先崇拜”是(ancestor worship)一个西方术语,用以描述围绕家族展开的对逝去的家族成员的祭拜活动,涉及的绝大多数是父系成员。有关日本宗教的研究通常将其放在神道教或佛教的背景下考察。如果要看作儒教现象,则通常与孝、悌等核心家庭价值相结合来讨论。这篇论文将考察祖先崇拜的形而上学基础,以期理清这个受到忽视的近现代日本宗教性传统的宋明理学痕迹。

       在文本上,论文将对以下一些儒家学者的“鬼神”思想进行哲学分析:林罗山(1583-1657),山鹿素行(1622-85),伊藤仁斋(1627-1705),荻生徂徕(1666-1728),新井白石(1657-1725)。通过对这些学者的分析,以期阐明儒家所理解的家族成员及其祖先之间的形而上的关系。论文要声明的是,这些儒家学者的鬼神思想的哲学基础其实可以上溯到宋明理学,特别是朱熹。

       具体来讲,朱熹的思想是通过其学生陈北溪为中介而传到日本去的。陈北溪的著作<<性理字义>>的最长一卷即“鬼神”论,以图对儒家的精神性进行合理定义。在这种情况下,陈北溪试图区别天子、贵族、官宦和普通百姓的祖先崇拜。为了防止后两个群体的“淫祀”,他们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

       在讨论家族延续的时候,特别是要领养男丁以延续香火的情况下,陈北溪勾勒出了祖先崇拜的形而上基础。他认为领养的男丁必须具备家族前辈所有的某种“气”,从而才能与逝去的先人进行交流并影响他们。介入祖先崇拜的这个有时被称作“气”有时被称作“精神”的东西则是联系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关键的形而上元素。

       此外,一个家族的“气”或“精神”还具有性别选择性:一个父系家族的女性后代并不具备,而只有其男性子孙才具备。所以这个被陈北溪用“气”和“精神”加以形上定义的祖先崇拜只针对男性而言。这些思想,以及忽视它们所带来的后果--祭奠错了祖先所引起的家族毁灭--都被包括林罗山、山鹿素行和新井白石等在内的近代日本学者所吸收。唯一比较明显的例外是伊藤仁斋。作为一个因领养而改变了血脉的家族的后代,伊藤本人在讨论“鬼神”时并没有附会正统祖先崇拜的性别特定论。

       虽然本论文是对祖先崇拜的形而上基础进行历史考察,它也对当前的一个涉及祖先崇拜的重大案例进行分析。这即是日本皇室的皇位继承危机,因为日本皇太子德仁及其妻子雅子至今还没有生儿子。实际上,自从1965年明仁天皇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儿子秋(上竹下条)出生后,日本皇室就再也没有生过难丁。与本论文所讨论的祖先崇拜的形上基础原则相一致,日本的皇室法律禁止女性继承皇位。历史上,从十八世纪以后日本就再没出现过女性天皇。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已提议修改皇室法律允许女性继承,但遇到了保守的皇室管理机构的强烈抵制。最近,随着德仁皇太子的弟弟秋(上竹下条)的妻子怀孕,这件事情又有了新的发展。由于这一胎是男丁,关于修改皇室继承法的呼声顿时低了下来。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皇位只能由男性继承的规定在什么程度上保证了皇室的神圣性。在1946年的废除皇室神性法案中,日本皇室的神圣性被彻底否定。虽然战后宪法把皇室继承看作是“国家的象征和人民的团结”,皇室管理机构对女性继承皇位的抵制表明了部分保守角落对皇室“精神”或“气”的信仰仍然很牢固。但在大众层面,情况则大不一样:修改皇室继承法以允许女性继承的提议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4。陈勇:“关于儒教争论的最新发展”

       儒教是教非教争论的历史表明,将儒教放在宗教范畴下进行考察的努力往往因文化、社会、政治等各方面因素的渗入而变得异常复杂。如果说礼仪之争在某种程度上是耶稣会关于怎样对待中国传统而进行的挣扎,由康有为的孔教运动而起的争执则可以说是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激烈反应。由于利玛窦及礼仪之争、康有为和五四精英的影响都还影影绰绰的在那儿,当代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时总是试图摆脱历史的重轭,但同时又急于将其学术成果应用于社会和政治现实。把当代学者与利玛窦、康有为辈区别开来的唯一要素,可能在于他们既非出于传教使命,亦非源于国家危机。

       过去二三十年的儒教宗教性争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任继愈在1978年将儒教看作宗教正式引得烽烟再起,在当时受到了广泛而激烈的批评。整个八十年代的争论都是围绕任氏的观点来展开,方法上多是文本和历史考察。进入九十年代,哲学领域之外的许多青年学者加入了争论。随着海外汉学和新儒家的重新介绍入中国,任氏的立场得到越来越多青年学者的理解,形成所谓的“儒教宗教论派”。这个阶段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就是李申的<<中国儒教史>>的出版,李声称要给任氏的观点以历史和文本的支持。2002年,在孔子2000网站上突然爆发的有关李申一书的争议标志着儒教宗教性争论进入新的阶段。随即,蒋庆和康晓光成为这新一轮争论中的中心人物。

       这场争论的戏剧性发展至少表明两个动向:第一,学者们对这场旷日持久的经院哲学式的争论越来越失去了耐心;第二,他们大都目睹了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众多社会问题,并急于将学术研究应用于社会现实。陈明的立场具有鲜明的表征意义。他认为儒教宗教性的问题应该一分为二地来看:儒教在历史上是不是宗教;它在现当代中国应不应该重建为宗教。这场争论在认知论上的挑战在于对“宗教”和“儒教”在汉语语境下的概念化。传统上,中国学界对宗教的认知是建立在基督教范式之上的实质主义的理解。这种理解往往产生两种极端对立的方法论:对宗教概念不加批判的、形式主义的应用,或彻底否定宗教概念在跨文化语境中的适用性。

       儒教争论的认知论挑战同时也来自于怎样对“儒教”进行界定。在“儒教”和“非儒教”之间划一条僵硬的界线十分棘手,鉴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深嵌在传统和现代的裂缝之中。这当中最具挑战性的一个问题就是,是否应该将天子的祭祀崇拜系统纳入儒教的范畴。加上争论各方对儒家、儒教、儒学三个术语的选择性运用,使得争论更是火上浇油。总的来说,儒教宗教性的最新争论主要有这些障碍:意识形态偏见;缺乏一个跨文化有效的宗教概念;界定儒教的复杂性;以及陈述该问题的术语模糊性。

       如果我们不面对并解决以上几大问题,有关儒教宗教性的争论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收获。本论文提议放弃对宗教的实质主义的理解,而采用实用主义的定义法,也就是用归纳方法而不是演绎方法来定义宗教。关于怎样界定“儒教”和“非儒教”,对天子所从事的宗教仪式及其与儒教的内在联系的考察则尤显关键。另外,对儒家、儒教、儒学三词的适度厘清和定义也是解决争论的术语障碍的重要环节。

       无论如何,有关儒教宗教性的争论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化、社会和政治等众多问题的思考的有机组成部分。它首先是一个关于文化、社会、政治的问题,其次才是一个有关宗教学的问题。虽然争论的最新发展并没有直接介入社会和政治日程,争论本身的意识形态化和诡辩化趋向并不亚于五四运动时期。争论中存在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用西方概念来分析本土现象所产生的问题,而且也是传统与现代深刻断裂所产生的问题。“宗教”概念与“儒教”现象的冲突其实正说明了在现代性条件下认知传统的重要意义。

       5。孙晓东:“儒教在中国是宗教吗:学界争论以及初步的人类学考察”

       儒教在中国是宗教吗?这个问题同时在中国和西方被历史学家、哲学家、宗教学者和社会学家讨论了几个世纪。由于这个问题主要围绕历史和理论角度来展开,对宗教范畴以及宗教定义本身就存在许多异议。在这篇论文中,我首先讨论将儒教定义为宗教的两个争论;其次,基于我在中国所作的文化人类学的考察,我将着重讨论儒教的礼仪形式。

       在论文的第一部分,我将讨论有关儒教的两个争论。第一个发生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传教士中的争论;第二个是20012005年发生于中国学者中的争论。虽然两个争论间隔一百多年,但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基于社会学有关争论的理论原理,本论文将考察和比较两个争论中的各种机构的和政治的因素。

       论文的第二部分则建立在我最近在中国所作的人类学考察的基础之上,包括采访和亲身观察。我将重点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儒教礼仪形式,以图回答儒教是否为宗教这个大问题。借鉴了Lynn Davidman研究犹太教作为非机构的、而是日用常行的宗教的方法论,我将探讨人们怎样将礼仪形式赋予终极意义。我将讨论三个相关问题:现今中国社会有没有明显的儒教仪式存在?参与这些仪式的人是否将其看作儒教的仪式?当代中国有没有人将自己看作儒家或者儒教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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