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逐渐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任务。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号召世界各国努力共建和谐世界。这是中国内外政策根本指导原则和奋斗目标的庄严宣示和庄严承诺，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美好愿望和人类文明的共同理想。

　　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是总结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的必然选择。中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痛苦年代。那时候，一些人信奉绝对化的“斗争哲学”，不分青红皂白地与一切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结果造成“天下大乱”，使社会经济濒临崩溃。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拨乱反正，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社会经济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的同时，城乡差距、脑体劳动收入差距、地区发展差距等矛盾日益扩大，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深化改革，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再以全球眼光来审视当今世界，不难发现，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同时，各种矛盾也日益显现或加剧：生态失衡、气候变暖、环境污染、能源短缺、人口爆炸、贫富悬殊、种族歧视、教派冲突、恐怖肆掠、霸权横行……人类面临的种种生态和心态危机呼唤着人类良知的觉醒，携手共建和谐世界，使各国人民共享太平和繁荣。

　　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也是中华文明传统价值观的必然选择。追求和谐，是中华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中华文明的传统价值观。中国人以和为贵，以和为善，以和为美。在汉语词典中，以和为核心的词语大多具有正面的、赞美的含义，诸如和谐、和顺、和协、和气、和谨、和蔼、和善、和美、和旨、和乐、和睦、和合、和勉、和洽、和畅、和煦、和平、和解、和议、和约、和亲、和戎、中和、融和、温和、柔和、祥和、安和、谦和、随和、宽和、缓和、和为贵、和风细雨、和气致祥、和颜悦色、和衷共济、和而不同，等等。俗话说：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最近播出的一部受到好评的电视剧叫《天和局》，其主题思想就是：对家和为兴，对友和为贵，对国和为天。总之，在中国，一个“和”字可谓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号召，必然受到中国人民的拥护；而随着中华文化向世界的广泛传播，这一充满善意和智慧的构想也必然会得到世界人民的赞赏和支持。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和谐观念的确立源远流长。在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基础的先秦典籍中，尤其是在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中，对和谐观念已有明确论述，并给予了崇高评价。《周易》中说：“保合大和，乃利贞。”（《周易?乾卦?彖》）“大和”即“太和”。王弼注：“不和而刚暴”。“太和”与“刚暴”对立，意为高度的和谐。最高和谐状态即为理想境界。《尚书》中说：“同寅协恭，和哀哉！”（《尚书?皋陶谟》）“和衷”是指和谐协调、和睦同心，成语“和衷共济”即比喻齐心协力，克服困难。《诗经》中赞道：“兄弟既翕，和乐且湛。”（《诗?小雅?常棣》）歌颂兄弟和睦，家庭安乐。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道家创始人认为宇宙万物均处于阴阳对立统一的和谐状态，将“和”提升到宇宙观的高度。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儒家创始人以“和”、“同”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道德标准：君子和睦相处，但不盲从苟同；小人盲从附和而不能和睦相处。这表明，孔子所推崇的“和”，不是无原则的附和、调和，而是包容差异的和谐、和融。孔子的弟子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明确提出以和为最高价值，以和为美。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他把重视和谐的观念与人本思想结合起来，对治国之道和人生经验作了精辟的阐述和概括。《礼记》中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该书作者认为，中正和谐，是天下应共同遵守的大道理；达致中和，即进入了最高道德境界，因而天下太平安宁，万物生长繁荣。从以上引述中可以看出，“和谐”是中国先贤、特别是儒家所提出的一条重要伦理原则和基本道德规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的概念内涵十分丰富，外延无限广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个人举止到国家行为，从产品交换到文学艺术，从思维方式到生活方式，无不追求和谐。饮食讲求五味调和：“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尚书?说命下》）“亦有和羹，既戒既平。”（《诗?商颂?烈祖》）郑玄笺：“和羹者，五味调，腥熟得节，食之于人性安和，喻诸侯有和顺之德也。”从羹汤的五味调和讲到人性安和，再引伸为执政者应有和顺之德。故中国古代以“和羹”一词指代宰相，比喻宰相辅佐帝王总理朝政。音乐讲求和谐之美：“既和且平，依我馨声。”（《诗?商颂?那》）“故乐……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荀子?乐论》）和谐的乐声能够激发父子兄弟和睦亲爱的感情。买卖讲求公平，故有“和售”一词。人际关系讲求和气，和气生财，和气致祥。社会风气是否祥和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汉书?刘向传》）和谐意味着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完美结合。追求和谐并非无视客观存在的诸多矛盾，而是要以宽和的态度、和解的精神、和平的目的，努力化解各种矛盾冲突。如果社会发生动乱，当政者应以德政平息祸乱，恢复和平：“致德其民，和平以静。”（《管子?正》）如果有爆发国与国之间战争的危险，应以攻心为上，通过运用谋略或外交斗争，“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谋攻篇》）。即使不得已发生了战争，也不应穷兵黩武，以力服人；而应诉诸道义，包括运用和议、和亲等策略手段罢兵息武，以德服人，从而实现持久和平。中国古代哲人以和谐为准则总结出一条治国之道：“故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荀子?王制篇》）杨倞注：“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故能百事无过，中和，谓宽猛得中也。”《淮南子》中说：“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与成，必得和之精。故圣人之道，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淮南子?氾论训》）由此可见，公平、中正、和谐，是社会安定团结的重要标志和根本保证，也是衡量执政者得失成败的准绳。

　　从历史文献的有关论述中，我们体会到，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是一项多层次、全方位的系统工程，需要层层推进、全面展开。《尚书》中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大意是称颂尧任用贤德之士，藉以亲和宗室九族，进而使百官和睦，再进而协和万国之民，最终使天下民风高度和谐。这实际上揭示了中国古代贤君尧帝自上而下、由内及外的治国平天下的方略。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里的亲、睦、平、协、雍等字都含有和的意思，可见尧的治国方略，核心是一个和字。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描绘了和谐社会、大同世界的理想目标，而且昭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途径，即以和谐观为指导，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身心内外关系。当然，这种描绘和昭示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在阶级压迫的社会里是不可能实现的。

　　注重普遍联系的整体思维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万物应和谐相处，亲密无间。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调。《周易》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乾卦?文言》）《礼记》中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礼记?中庸》）宋代哲学家张载说：“乾称父，坤称母，于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西铭》）正因为人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人就应当亲近自然，认识自然，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改造自然，为人类造福，而决不可任意摧残自然，毫无节制地向自然界粗暴索取，人为破坏大自然的和谐状态。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唯其如此，人类的生存环境才能不被破坏，自然生态才能保持平衡，社会才能可持续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中心环节是正确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中国先哲认为，在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中，人和最关键、最重要。人和才能增强社会凝聚力和战斗力。《周易》中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周易?系辞上》）《国语》中说：“众心成城，众口铄金。”（《国语?周语下》）吴起说：“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吴子?图国》）人和贯穿于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国家关系等不同层次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是社会安定的基础。中国古代十分重视“齐家”，提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恩爱。汉代大儒刘向说：“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说苑?敬慎》）因此，“孝悌和亲”成为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观念；“家和万事成”、“家和万事兴”，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传世格言。推而广之，对朋友、对他人也要讲求和谐、和睦：“内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济。”（林逋：《省心录》）“懂得同别人和睦相处，才是有识之士。”（萨班?贡噶坚赞：《萨迦格言》）再推而广之，国与国之间更要以和为贵，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人。墨子主张“非攻”，斥责不义战争。《左传》中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左传?隐公六年》）中国先贤追求“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礼记?礼运》）的理想，遵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的信念，显示了广阔博大的胸襟。当今中国推行以邻为伴、以邻为善、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提倡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强调国与国之间和则两利，斗则俱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合乎规律的继承和发扬.

    以注重伦理文化为特点的中华文明，特别重视个人的修身养性。而修身养性的重要内容和理想境界就是身处困境而能保持心态的平和，使身心内外达到和谐状态，即宋明理学家所宣扬的“孔颜乐处”。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称赞贤弟子颜回能够安贫乐道，而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后来，儒家以孔颜为榜样，特别注重内心和谐愉悦的精神享受。宋明理学明确指出孔颜乐处是一种精神境界，其集中表现就是通过自我道德修养达到身心内外无所窒碍的和谐状态。

    上述种种表明，追求和谐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这一“传统观念”作为一种宝贵的思想资源，经过批判继承，并与新的时代精神相融合，对于当代和后代人努力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将会日益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一点正在被广大的中国人民所认识，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世界人民所认识。两位巴西学者说得好：“由于很多人认为孔子是通过伦理体系来致力于社会和谐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人本主义哲学家之一，在新世界的建设中，儒学无疑要起很大的作用。这一说法于1988年在巴黎得到了一群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支持，瑞典的阿尔文博士声明，‘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00年前的孔子那里去汲取智慧。’”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外文化交流至今仍呈现严重失衡的状态。一般说来，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知之不多，知之不深，甚至还有种种误解或曲解。为了使中外文化更好的交流、互补，为了使中华文化优秀遗产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北京大学的几位著名学者提出了一些主张，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认同和赞赏。费孝通先生提倡“文化自觉”。他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7年前我在80岁生日那天在东京和老朋友欢叙会上，曾瞻望人类学的前途，说了下面这一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句话我想也就是对我今天提出的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2季羡林先生提倡“送去主义”。他说：“对西方的文化，鲁迅先生曾主张‘拿来主义’。这个主义至今也没有过时。……今天，在拿来主义的同时，我们应该提倡‘送去主义’，而且应该定为重点。为了全体人类的福利，为了全体人类的未来，我们有义务要送去的，但我们决不会把糟粕和垃圾送给西方。”3袁行霈先生提倡“文化馈赠”。他说：“我愿在这里提出一个处理世界各民族之间文化关系的想法，这就是‘文化的馈赠’。‘馈赠’这个词，是冯之浚教授在一次有关中国文化的研讨会上用过的，恰当地表达了我考虑已久而不知如何表达的想法。我认为：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差异不一定导致冲突。差异是否导致冲突，取决于彼此的态度。如果抱着强加于人的态度，就会导致冲突；如果抱着馈赠于人的态度，就不会导致冲突。馈赠的关系是双向的，既把自己的好东西馈赠给别人，也乐意接受别人的馈赠。馈赠的态度是彼此尊重，尊重对方的选择，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馈赠的结果是多种文化的互相交融、共同繁荣。”4笔者认为，这些主张有一个基本共同点，那就是：让多元文明和谐交融，让世界人民共享太平。人们有理由相信，当各国用对话取代对抗，当人类以理智和良知主宰自己，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理想就将实现。

　　注释：

　　1凯文?德拉图尔、西蒙娜?德拉图尔：《和平之道即进化之道》，载《孔子研究》2006年第一期

　　2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载《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第166页，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

　　3季羡林：《<东方文化集成>总序》，载《东西文化议论集》上册第10－11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4袁行霈：《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开幕辞》，载《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语言文学卷第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