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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LS兄论内圣外王“曲通”“直通”书

米 湾 兄:

    前一阵看到兄在曲阜的演讲稿，写的很好，唯一有疑的地方就是“曲通”说，因为看起来似乎是有违儒学‘一以贯之’之道，兹事体大，还望兄三思之。。。。。。。匆忙之间，辞不达意，伏望见谅。                              弟  LS

LS兄:

    感谢来教。余以为如果要借鉴西方法治一套制度，即需“曲通”。盖法治乃一套应付世俗事物之相对独立性之事物，虽然不能脱离心性，然不能直接从心性中开出来，如科学不能直接从心性中开出来一样。心性乃形而上之存在，要落入世俗，都不能不“曲”一下。此意牟宗三先生言之甚详，我觉得颇有道理。蒋先生“实与文不与”等说，恐怕也不无此等意思。关于儒教等等，余始终认为心性为本，不从心性做工夫，不能真正理解儒教。上行下行，乃技术问题，非根本性问题。。。。。匆此答复，来日再商量。谨祝时祺！

    米 湾 拜启

米 湾 兄:
    “余以为如果要借鉴西方法治一套制度，即需“曲通”。盖法治乃一套应付世俗事物之相对独立性之事物，虽然不能脱离心性，然不能直接从心性中开出来，如科学不能直接从心性中开出来一样。” 兄看来比较倾向新儒家的外王说，我可能比较倾向于理学，“科学不能直接从心性中开出来”，然而，是否也必定不能从理学中开出来呢?余以为，法为必需，是因为任何时候，都会有人或杨或墨。关于西方制度，我是以孟子的政治儒学为框架，亨庭顿的伊斯兰文化圈可名之墨家政制，而基督教文化圈因其现代的政教分离的（伪）自由主义而名之杨朱式政制，中国则是儒家政制。孟子言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在心性儒学自是如此，在政治儒学亦如是。考诸中西历史，皆可言有此三阶段论，亨庭顿氏不知儒，故将中国儒家文化圈划上问号。

    蒋庆先生的三重合法性针对民主制，当然也可以针对传统中国的君主制，用一句话来说，可能就是君主制时的‘从道不从君’和民主制的‘从道不从民’，如果说君主制时的儒家内圣外王是贯通的，为什么民主制时不也如此呢?而墨-->杨--->儒的三阶段论，也使我认为传统意义的儒教是高于西方的宗教的，而不是其政教二分的对应物。现在若自贬身价，既是认识上的误区，也不合于未来。      一点想法，请多批评。                      LS

LS兄: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曲正所以求通。因此“曲通”是一种辩证性的展开，是通过曲折而求通。前儒云“笃恭而天下平”，这是“直通”，尧舜禹三代之治即此形态。三代之下，没有“笃恭而天下平”之事实可见。故有法制之创立。法制既出，在政治领域便是对“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心性之一种制约，从心性方面说，这就是一种“曲”，必不可免者也。今社会膨胀，人事之繁超越古代且不知几千万倍，故更需要法制。而且从中国传统政治之弊端看，仅有传统“法制”还不行，尚需借鉴西方“法治”之治国安民之策。“法治”更是心性之“曲”。不“曲”则“徒善不足以为政”，虽有圣人出，将奈天下国家何？愚意：“直通”的作用是“感格性的”，可用之于齐家、友朋之交等私生活领域，用于公共领域，心性必须假借“法治”等“规制性”事物方可落实于社会，此即一“曲”也，曲所以求申也。余所谓法治、科学不能从心性“直接”开出者，其意谓：不是说心性修养臻于圣人境界后，法治科学就不期然而然出现，无需人为。亦即，法治、科学不是道德心性之“直接”延伸，要成就法治、科学，需有“理智之心”以济之方可。然法治、科学于心性不是截然对立之物，可并行不悖。虽然并行不悖，然如果科学法治无心性为其超越之价值基础，则可能出现弊端，甚至流为祸患。故还是要上通“心性”方可。然此“通”非“笃恭而天下平”之形态也，乃曲通也。

    传统中国政治，远非儒学理想之治，问题多多，非真正之完全“直通”也。完全“直通”只见诸三代，其下历代之治，有“直通”之因素，有“曲通”之成分，有霸道，有私欲夹杂，有混乱泛滥，头绪多端，杂然并出矣！

    简言之，若能回归三代之治，则可言“直通”，否则只能求其次而言“曲通”矣。略伸鄙意如此，难详言也。请指正。

        米 湾 拜启 （ 2005-12-8）

米湾兄:

    多谢米湾兄指正，余所言者，“一以贯之”之通也，若曲通，何以通天地人?何为贯者也? 待我慢慢想来，有问题再向米湾兄继续请教。                                     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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