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的知识学养，先秦的题目，我没有能力碰

　　记者：怎么选择讲《论语》？

　　于丹：讲《论语》，是百家讲坛早有的计划，他们一直在全国找主讲人。我和大家在做策划的时候，一直在探讨以什么样的角度讲，然后他们可能觉得我讲合适吧，就希望我出来讲。

　　记者：历来关于《论语》的研究太多了，各种集注、读解、译注、别裁等等。也曾有一些人，致力在现代生活中推广应用中国古代经典哲学思想，比如台湾有一个被称为“麻辣教授”的台大哲学系教授傅佩荣，他是用现代观念把《论语》20章的每一句每一个字详解，极受欢迎，还做成有声读物，畅销不衰。

　　而你讲《论语》，并没有逐章解读，总题目叫“心得”，分为《天地人之道》、《心灵之道》、《处世之道》、《君子之道》、《交友之道》、《理想之道》、《人生之道》七讲，除第一讲是总括，其他六讲其实跳脱了《论语》的篇章，而自成六个角度。

　　于丹：像你说的那样，我何尝不想，但是以我的知识学养，以我现在作为一个传媒学者的身份——传媒界的很多题目，就是再高端的，我现在可以不客气地说，我是敢碰的，但是，你说先秦的题目，我是断断不敢，我没有这个能力。孔子教人敬天知命，心中有敬，有时候就会有畏，很多事你是不敢做的。

　　其实所谓心得，它不是在阐释《论语》的内涵，而是在拓展它的外延。也就是所谓见仁见智，就是从你的角度，在你的生命经验里，寓合了一种你最需要的东西。我是把我这种解读，解释为一种体验式的、感悟式的阐发。什么是体验？我的大学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所谓体验就是“以身体之，以血验之”，那是一种非常深刻的浸润。我是以一种非常感性的方式进入论语，又以感性的方式，并且借助我熟悉的传播学的东西，把它给稀释成了当今的故事。所以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个角度。

　　我那天讲做人的分寸，讲到孔子告诉弟子，以直报怨。之后给我打电话的都不是小年轻，没有一个低于五十岁，而且全是些事业有成的人。这些人就大加感慨跟我说：我要是早知道这句话，人生会少走很多弯路，我一直以为善良是最大的美德，人就要以德报怨，西方的经典说，人打你的左脸，你要把右脸送过去。哪儿知道孔夫子还有原则，说以直报怨就行了。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以我现在的年龄和阅历来解读《论语》，我也太年轻。我现在可以有中年的感受，但是什么叫真正的知天命，什么是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就敢说我明白了吗？

　　生命的成长就是不断地觉与悟，觉是一个时刻，醍醐灌顶一样，忽然地明白。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断地参悟、历练，就是你心中有一种仪式。所以我相信，每个年龄读《论语》都是不一样的。随着你自己的成长，它也是一个成长的经验。

　　记者：对孔子学说的传承上，历来有传经之儒、传道之儒的区别，您这种算别具一格？

　　于丹：用我的表述呢，我不希望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什么是六经注我呢，所有的经典，你不见得全懂，但一定会有一些东西对你有启发，会让你的人生拥有效率，而且能让你有幸福感。

　　经典的意义有两个角度，一个是作用于全社会的，比如说孔子学说被主流意识形态化，或者赵普说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另一个是作用于生命个体的。在我看来，庄子也罢，孔子也罢，所有作用于生命个体的古圣先贤学说，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最大地提升人的幸福感，只要你的内心觉得你是清醒的、充盈的，你有幸福感，那我觉得这就是先贤的一种意义了。

  ■我不会拿电视这样一个大众传播平台做学术研究

　　记者：在网上人们讨论你讲《论语》的方式，有人说，“就像心理医生”，有人接道：“同意，以后心理学专业应该开设《论语》课”。也有媒体的评论中，把你理解成讲孔子如何讲励志了。你原本的出发点是什么？

　　于丹：任何东西的价值都不是一元的，一块砖头，你可以说是用来盖房子的，但如果有人抡着砖头去砸人、去打架，它就变成了凶器。你不能因为后一种可能就不生产砖了，那用什么去盖房子呢？

　　我要讲的东西就是直接作用于心灵的。那么不管它是心理的角度还是励志的角度，对人有好处总归是好的吧。

　　我在大学里其实也讲了十几年的《论语》了，因为我要给学生上古典文学课。大学里我要从鲁国开始，从版本考据开始，因为那是大学。但是在电视上我不能这么讲，如果我这么讲的话，是对媒体资源不负责任，对公众不负责任，也就是说，我不会拿电视这样一个大众传播平台去做学术研究。

　　讲完之后我收到许多信让我挺感动的，有一个孩子从监狱里给我写信，是个大学生，再有四个半月就要出狱了，他说本来觉得出狱后人生更茫然了，听了你讲的，不是过而不改才为过吗，我有信心了，人生还长呢。还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老伴才去世，她说十一的长假，儿女都不在身边，过得特别的寂寞，就是这个节目陪伴她过了十一。我收的信里，农民写给我的，锅炉工写给我的，都有。这些人，没读过什么《论语》，你不可能在学术的角度上跟他探讨，但他能从一个电视节目中获益，能感到一种欣慰，那不是好事吗？

　　我在《论语心得》这本书的后记里，说了一个比喻，北方一个以温泉著称的小城，据说有一口泉特别神，叫问病泉，谁有什么病，泡在这个问病泉里就让你的病灶有感觉，而且你就会受益于它。我不知道这个泉是不是那么神，但是如果真有这种现象存在，我觉得《论语》就是中国人的一眼问病泉。每个机体，病理是不同的，浸润其中的时候，感知都是不同的。有的人为权所困，有的人为钱所困，有的人为情所困，这就是一个人的心结。这些东西在《论语》里如果能迎刃而解，哪怕有一点冲淡或者启发，它不是好事吗？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经典一定是宽容的，它不会被我们简单界定，它一定是对人有益的，不管它是学术的还是大众的。在大众传媒上，完成一次跨越古今的心灵体验，叫它重新回到大众的幸福感，这就是我的目的。

　　■传播的前提是“傻瓜”

　　记者：可我不明白，孔子如果对生活哲学悟到这么通透的程度，他的人生为什么并不顺遂，很难实现他的理想，甚至可以说狼狈不堪，这怎么解释呢？

　　于丹：孔子的那个时代，是春秋乱世，有一句话叫“春秋无义战”，诸侯割据，孔子到处奔波，惶惶如丧家之犬，为什么？就是想推行他的美政理想，但是他的理想是不切实的。孔子一生二事，一个是奔走列国，一个是教书育人。结果他这三千学生中出了72贤人，这件事成了，他就成了万世师表，而那件事败了，大家就说他很失败。其实这两件事混合在一起，支撑了他在儒家的立场上对于“士”的价值的基本判断，这就是曾子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也就是说，士做事，只求过程，不问目的，不是那么功利的，可以不实现，但他不放弃。所以孟子阐述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杜甫茅屋可以为秋风所破，心里还在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士阶层就是自己可以什么都没有，还说，“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其实孔子就是这样一个人，你可以说他失败，但失败不意味着他内心不幸福，是因为他追求的是这个过程。也许他的理想在那个当下是不能实现的，但是他做了就是价值。

　　记者：有人因为这些就说，您现在讲这些……

　　于丹：就是麻痹大家什么的。

　　记者：就不要管什么公平不公平，随遇而安，只要求得内心的平衡。

　　于丹：实际上让每一个人都寻找内心的平衡，这是我的目的，但是我本意上没想着“随遇而安”。

　　假如给我20讲，我可能会去碰触其中一些灰色的东西。可是，这次给我的任务就是在长假期间，只有七讲，你找七个角度，把《论语》里最有价值的东西拿出来。其实，小到一个节目，大到一个人生，我们都很有限，在最有限的空间和时间里，我们能发掘积极的价值，干吗要浪费这个时空去发现一些对我们无益的东西呢？

　　我不是“研究”，是“心得”，所谓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人生的这种感慨，可以是桃李春风，也可以是江湖夜雨。

　　记者：你举的大量例子都不是说古人的，现在的实例极多，有很多现代概念像GNH（幸福指数），有西方的故事，还有很多寓言故事，主角是豪猪、小老鼠什么的。

　　电视这种大众媒体，要求采用明白晓畅的语言，但是会不会也让大家接受一种错误的传递，就是经典被简单化了。

　　于丹：真正的文化经典，都是那种可以无比深刻，但也可以无限简单的东西，它的深刻是它的精神内涵，简单是它表面的形式。简单与深刻有时候并不矛盾。

　　我是从4岁开始接触《论语》的，大人给我讲，让我背。所以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本来还觉得，这有什么可难的啊，小时候我不都背过了吗？但其实走到今天，有很多东西，你会恍然明白其中的意味。最朴素的真理——我就把《论语》称为简单真理，我相信所有最简单的真理，都不是从外在灌输的，而是从内心唤醒的。所谓简单真理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有口中无的东西，你有时候会发现，听一首流行歌曲，哎哟，一句歌词怦然入心，就是你某个时刻的感受。

　　可以说我是自觉地给它一个简单角度，因为我被选择是在大众传媒上。我是研究传播的，在传播学上有一个原则，就是你要永远保持它那种特别简单甚至是傻傻的笨笨的样子，这才易传播，你把它整得特别深邃的话，就传不出去了。再传播的前提就是使它简单、傻瓜。大众传媒最重要的不是沉迷于一种媒体自恋，在那儿宣讲文化宣言，而是你的语言要被老百姓口耳相传。

　　怎么让经典保持简单的面孔呢，就必须用当下的故事去稀释经典。应该说我研究传媒这一点对我讲《论语》挺有好处的，我确实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易传播。

■人生就是木桶效应，最低的板最该去考虑

　　记者：您现在专业方向是广播电视媒介学，您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影视传媒系主任。其实您本科学的中文，读硕士时师从聂石樵先生，读的是先秦文学，读博士的时候怎么改为读影视学了？

　　于丹：这个，要从头说起。我父亲是搞文史出身的，读中文系是我的兴趣爱好。到读硕士的时候，按我的兴趣，是要读古典诗词的。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特别小，还不到21岁呢，我爸爸就跟我讲，如果把先秦两汉啃下来的话，你后面就全通了。

　　我爸对我的教育就是，一切要从源头开始。我从三岁练字，我爸就一定让我练魏碑，那字多难看啊，我那时候就喜欢柳体字，多漂亮啊，爸爸不允许，说你一定要从间架练起。现在看，其实我特别感谢我爸爸，他让我在一个最朴素的东西上没有走偏，而且有一种大气作根基。

　　读完硕士以后工作，心里就有很多的迷惑：我还这么年轻，难道就仅仅搞这种研究吗？我为什么选择艺术系，不再回中文系？是因为那个时候，上世纪90年代中期嘛，正是中国传媒业开始兴起，（中央电视台）1993年有了新闻评论部，1994年有了《焦点访谈》，1995年有了《新闻调查》，我就发现，中国正值价值转型时期，因为价值断层，人特别迷惑，传媒业突然之间开始有一种深入人心的东西了，记录变革中的中国。那个时候我给中央台写了大量的东西，撰稿获星光奖的专题片，包括《香港沧桑》，都是那个时候写的。

　　我喜欢把生活分成两个层面：生命层面，生存层面，而且越长大越能分得清了。所谓生命层面，就是自己的内心要有所执守的东西；而所谓生存层面，就是你在现实中建功立业的东西。

　　你去讲解古圣先贤的道理，是把它转化为一种有效的生活方式，让你自己能够在古人的经验中活得更清晰，更有效率。在我的生命层面上，非常贴近和热爱的都是庄子。但是在我生存层面上，孔子对我影响挺大的，他让我觉得，一个人，在你很年轻的时候，你有责任把你的知识转化为生产力，你不能说在你很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就逍遥游去了。其实，这种不入世，会让人没有一种价值实现感，而且你也挺不负责任的。

　　记者：这些先贤的经典，还真在具体指导您的生活？

　　于丹：人三十而立是什么概念？而立之年你还懵懵懂懂的，既没有安家，也没有立业，处于漂泊状态，我觉得再才华横溢，你都是瞎了，最基本的事没有安顿好。所以我会选择，二十多岁一定结婚，三十岁之前职业一定要稳定。我评价我的生活，我不说它多好，但我起码正常。

　　你可以思想有锋芒，你可以生活得挺另类，你可以非常时尚，但我一直在说人生其实就是木桶效应，你永远不要追问你那块最高的板——你什么地方更优秀，而你最低的板，最该去考虑。

　　■他愿意误解你，那也是一种在乎

　　记者：看过一些你关于电视的专业论点，比如“把文化平面解读变成纵向的带有个人趣味的消费体验，将会使得栏目的核心价值得到全面体现”。以您对电视媒体的了解深度，很明白现今在百家讲坛里做节目，会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狂热的粉丝和品评指摘都会呼啸而至，你对此就没有过犹豫吗？

　　于丹：我是挺忐忑的。主要是因为，怎么说呢，我的学养资历不够。但是我并不怕别人议论，因为《庄子》里面我很喜欢的一段话是：“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

　　外部世界有一千个声音也是一种，内心就一个声音，也是一种，就看你有没有定力，这就够了。

　　记者：你碰到不如意，或者感觉被误解，怎么化解？

　　于丹：不必跟他较真，不必想当然非要让别人明白，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有时就是盲人摸象，各说各话，你如果知道全象是什么，也没必要非得去解释。一个人生命的坦然是无须证明的，你不要喋喋不休，给自己找麻烦。他愿意误解你，那也是一种在乎，你就权且放在那儿吧。

　　记者：搜你的简历，不看不知道，看了真觉得吓一跳，任中央台《东方时空》、《社会经纬》、《今日说法》、《精品赏析》、《电视你我他》、《新闻调查》、《对话》、《艺术人生》等栏目策划，有的版本说是12个频道50多个栏目的策划，是北京电视台首席策划顾问，澳大利亚新闻集团首席顾问等等。更有一个版本的简历，光罗列兼职和获奖就有2000字。

　　于丹：那些兼职的简历都是阶段性的。我现在做的事情，明确地说，第一，最看重的，我是一个大学老师，我的第一要务是讲课，还要带研究生；第二，我作为影视传媒系的系主任，系里的公务不能怠慢；排在第三的就是传媒研究，我的本行，这种研究一方面是书斋里你要写文章，另一方面你要跑出去，要作实证。我现在每个星期飞两个省。年底，很多台在改版，酝酿推出一些新频道。其实我做嘉宾、出镜来讲啊，非常少，就是玩票、客串的事儿，我本行是作媒介运营研究。

　　现在有很多媒体问我，你是不是就从幕后走到前台了？这是不可能的，我的本行就是幕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