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称“江南才子”的国民党元老叶天声，虽年逾九十六，但精神矍铄，思路清晰
大陆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二十多年来政治昌明，经济发展，人心思治，社会安定；香港、澳门先后回归祖国怀抱，政绩有目共睹。但反观台湾，自登辉及水扁先后执政以来，违逆民意，急欲使台湾断裂中华文脉，强力推行分裂国土之“ 独”政策，遂使原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日渐沉沦，经济下滑，社会一片混乱；致令爱国志士痛心疾首。年逾九六的叶天声（又名叶竞民），虔虔赤子之心，目睹两岸时局，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担心危及国脉民命；对大局变化时刻萦怀，期望两岸尽快实现统一，共建美好中华。
深恶痛绝“ 独” 忧虑台湾现状
记者日前在香港拜候国民党元老叶天声。在简朴却不失书卷气的客厅，叶公虽届耄耋之年却是精神矍铄，思路清晰，谈吐健旺。记者听说叶公曾任过多家报纸的社长，便请他谈谈办报的经验。叶公谦虚地说，他只是半路出家，但他认为，报纸是社会的公器，不是私人的工具。报纸的言论，代表了特定阶层的政见；代表了社会的一种倾向。记者、编辑和主持者不可以把个人的情感和利益，羼杂到报纸的新闻言论中。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报格有多高，则视主持人的人格有多高。同时，在经营方面，应以商业经营的手段，达到文化服务的目的。
叶公原籍浙江，年轻时风流倜傥，人称“江南才子”。早在一九三九年，已与蒋经国共事多年。当年，蒋经国担任江西省赣州行政专员，叶天声则任党务专员兼国民党喉舌《民国日报》的社长。自从国民党一九四九年迁台，叶天声便留在香港，继续国民党在香港的活动；担任“亚洲人民反gong联盟主席”，可算是国民党在港的领袖人物。
世事沧桑，波兴浪涌，五十七载时光流逝，叶天声纵览云卷云舒。自从登辉上台，台湾当局奉行“ 独”的倾向，叶公对此深恶痛绝并与台湾的关系日渐疏远。叶公对近年民进党治下的台湾现状甚为忧虑，特别是“ 独”势力日益猖獗，这对海峡两岸的和平，会造成极大的威胁。他认为，大陆应与国民党及各界有心人合作，共同对抗“ 独”。以和平方法最终完成中国的统一。到时，究竟是用“一国两制”，抑或采取海外风行的联邦制，即可以慢慢讨论商量。
时至今日，叶天声依然服膺国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深明民族大义，期盼国家统一，诚心竭力，天地可监。他对现在共产党为中国开创了一个新局面而颇感欣慰。“刻下可算是中华民族千载一遇的复兴机会。全世界的眼光都会投向中国。”
虔虔赤子之心 关注香港时政
叶公居港五十余载，衣食住行，寒来暑往，历经多少风云变幻。问及当前香港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叶公指当前香港大多数市民最关注的，应该是经济问题。相信没有人可以否认，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转型仍然缓慢，贫苦阶层生活的状况仍然没有多大的改善。因此政府施政重点应该以“全方位发展经济为主轴”，但是要加强和巩固竞争优势，必须有团结和谐的社会来推动。
叶公认为，中央严格遵守了当年的承诺，从未插手香港内部事务。香港回归八年多以来，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保留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及生活方式。马照跑、舞照跳、麻将照打。虽有驻军，鸡犬不扰，实堪称许。至于第五号报告的“政改方案”，特首曾荫权已尽了最大努力。如今是一子落索，满盘皆墨。政改“原地踏步”，实属令人惋惜。叶公认为香港市民以往并无民主训练，且认识不深，他认为民主亦非万应灵丹，如果市民对民主的认识与运用仍未成熟，进程不应太过激进，以免造成社会混乱。香港作为国际都市、亚洲金融中心的形象非常重要，如要吸收外来投资及人才，必须有一个好形象才有吸引力。
虽是九六高寿，叶公尚是耳聪目明，思路清晰；他每天浏览披阅多份报刊，在电视节目中关注港澳台和大陆新闻；跟踪国际的突发事件；因而对时政有独特的见地。对旧时对手共产党的评价，他是颇为客观的。对胡温体制赞誉有加，他说：“胡锦涛、温家宝都是彬彬有礼的注重实际的斯文人。”中国十三亿人首先要解决温饱，因为人先得温饱，后才知荣辱。也就是古语的“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他认为大陆现行的开放改革政策，实行市场经济，发展科学技术是顺应国际潮流，以人为本的开明政治。
“胡锦涛、温家宝开明务实，正心诚意，苦干实干，为国为民；内政外交，方向正确；不卑不亢，作风稳健。我国近千年来，饱受外强侵凌，创钜痛深。中央经二十多年的改弦易辙，经济发展，一日千里；民生改善，民气大盛。目前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中国，正是我中华民族振兴的千载一时的好机会。凡我国人都应该支持政府，团结一致，奋发有为，再过二十年之后，中华民族当可与世界强国并驾齐驱。”
谈到对国是还有什么建议？叶公表示：“我最重要的建议是希望迅速大量起用人才，以天下人才为我所用。我中华民族，人才辈出，若是投闲置散，未得其用，这是浪费国家最大的资源。执政者要胸怀广阔，气度恢宏；在起用人才方面，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不分党派、地域、宗教，大量挖掘、起用人才，各得其所，则国将大治。”
叶公博古通今，引经据典，以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作勉励。认为大陆现时实行的土地国有制及金融控制模式是成功之道。并在社会法治及公众道德上有所突破；叶公切望善用儒家精华，“则中国的再兴，举日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