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一世纪70年代韩国新村运动的辉煌成就体现在，通过水利设施和农业耕地的扩充，奠定了粮食生产的基本自给的基础，通过增加农民收入形成了科学种田的社会机制，培育了农家副业基础，保障了农产品价格体系，建设了一批新村金融机构和农产品加工厂，改善了农产品的流通结构与体系，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生活福利设施和条件。1974年开始，新村运动迅速扩散到城市厂矿、学校等，成为泛国民的新国家建设运动，1980年12月成立了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包括新村指导员、妇女联合会、工作单位、工厂等6个会员团体和2个研修院，成为非赢利的社团法人组织，从运动初期的“官主导”向“官民一体”和“民主导”转型过渡，更加突出了新村运动的主题理念，即始终以农民、市民、国民为运动的主体，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广大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建国初期或经济困难时期，农民做不到的事情政府帮助做；而在经济发展时期或社会成熟时期，政府做不到的事情，民众帮助做。如今在韩国有19.4万新村指导员和213万新村会员，都起到志愿者服务作用，NGO、NPO等非政府组织成员和志愿者服务人员在社会的每个角落履行着政府做不到的事情，从上一世纪90 年代到21世纪初，努力构筑社会互助安全网，克服社会阴暗、消极因素，保护生态环境，振兴社区经济，努力构筑和谐、诚信、文明的国内和国际新秩序，这是新村运动在新世纪的历史使命之一。上一世纪80年代，虽然因当时的政权腐败经历过运动的低谷徘徊期，但从90年代开始经过国民的重新反思，重新评价了新村运动的正面意义。经韩国《朝鲜日报》、《东亚日报》《经乡新闻》的民意调查，在政府与国民最值得自豪的成就新村运动运动都排在第一位，根据首尔大学的民意调查回答应继续继承和发展新村运动的人占总人数的73.8%，而持否定态度的人只占19%。尽管如此，韩国的学者们在一片赞扬声中还是比较冷静地反思新村运动的失误和教训。
1、政府过于干预，农民过于依赖政府。韩国学者强调，学习和借鉴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时，尤其在初期政府启动和领导时要注意防止运动行政化倾向。政府干预在运动初期可以起到强有力的推进作用，但从决定、施行到评价往往比较匆忙，难免助长长官意志和决策失误，缺乏科学、周密的论证、听政和反馈程序，矫正起来成本与代价很高，有些社会效应是不可逆的，因而无法挽救和补救，损失也比较大。单一、单向的政府计划、政府行为导致和加剧了政府“实绩主导”和“办公室预案”的倾向和后果，外观上显眼的政绩多，对农民没有多大帮助的工程项目也不少，浪费了国家的人财物，也有学者批评过于强制动员农民劳力，这种事情在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也是比较罕见，显然抑制了农民自主性、创造性的发挥。
2、过于注重物化建设，环境、文化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实绩主导”的政府行为，有时缺乏远景规划和长远设想，过于注重物化的硬件建设，在现代化的名义下破坏环境，低估甚至破坏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与自然景观，有些损失是不可逆的。
3、产生农业污染。在提高农产品产量、改善产业结构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施入大量农药、化肥，产生农业水土与环境污染，在土壤与环境中留下大量农药、重金属残留物，短时间内很难消除，影响了国民的身心健康。虽然发展环境友好型有机农业，在当时解决农民温饱问题时，显得有些过早和奢侈，但是国际上已经形成的发展生态农业和可持续农业的理念，并没有引起政府官员和学者的足够注意，是值得吸取的教训之一。
4、过于注重农村住房的改善，引发农民负债累累。当时的韩国政府内务部过于把住房改造当作新村运动的主要工作，超越了当时农民的承受能力，导致农民开始负债经营和生活，把好不容易消除的城乡收入差距又拉大了。到目前，韩国农民的负债率还很高，虽然还有其他原因，但成为限制农民收入增长和消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障碍之一。
5、未能克服小农经济和农业继续衰弱的困局。东北亚地区日本、我国、韩国的国情相近，农村人多地少，资源匮乏，农业生产规模小、农业生产率和效益偏低，这是很难逾越的自然客观因素。虽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也不可能克服这种天然屏障，即使是韩国的新村运动也未能挽救这种局面。1970年，农民收入为城市居民的61%，而1993年提高到95.5%。2004年韩国人均GDP为1.46万美元，农村居民的户均收入为2900万韩圆，是城市居民的户均收入3736万韩圆农的77.6%，相当于2000年的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虽然有改善的趋向，但比上一世纪90年代拉大了差距。通过新村运动一时拉近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还会拉大差距。入世后和经济全球化更加剧了这种小农经济的困局，因此，韩国学者们在反思新村运动的局限性的同时，把振兴区域经济，如城市支援农村，促进“都农相生”活动作为21世纪初新村运动的发展方向。
6、理论研究滞后于社会实践。虽然我们看起来韩国的理论研究并不滞后于社会实践，仅在1974年到1995年的时间内完成的有关新村运动的论文就达1860篇，190多所大学参加新村建设。但韩国学者们这样看问题的原因在于他们非常重视韩国的新村运动是农民自主、自助运动，强调“民主导”的作用，这是对运动中期政府过于干预的反思，如果学者们早一点看到问题，经科学分析，提出解决对策和措施，运动可能进展得更理想一些，失误会更少一些，农民的生活可能比现在更好一些。这是韩国在开展新村运动20多年后的1994年总结、提出的教训，我们不能听之任之。
“自助者天助也”，韩国国民深信这一道理，他们深信靠自强不息和社会共同体不断革新与创造的新村精神，能够最大限度地克服这些试行错误和以后的各种艰难险阻而达到成功的彼岸。
2006-2-1
（二）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国务院运用科学的发展观对我国“三农”问题的更加科学、准确、全面的认识和系统运作，是一次思想认识上的飞跃和制度性革新，会得到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我国广大农村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城乡、区域之间将逐步形成均衡、和谐发展的文明社会。但是，我们从一些专家、学者们和政府官员们的热情洋溢的分析和论述中不难发现，我们可能疏忽了一些关键性问题，那就是制度性革新和创造。
1、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人公。我们始终不能忘记“以人为本”的时代主题，如果广大的人民群众并没有在新农村建设浪潮中受益，反而受到上下折腾，在不知不觉中形成“政府热闹、折腾农民、部门受益”的尴尬场面。在这一问题上，韩国至今还有诸多学者批评国家的农业政策，政府“倒入”大把资金，一些政府部门兴奋异常，却并没有使广大农民受益，使农村彻底改观，就是政府的单相思和“办公室预案”脱离实际所致。很多行业部门和专家学者们以极快的速度测算和制定本部门的工作方案和投入预算，难免简单、机械、套路的运作模式，一头热和脱离实际的做法，或者是以高超的逻辑思维和恩赐般的胸怀，急切为农民做主、设计和推进，这种运动式的攀比，将成为农民的新负担。人们不怀疑会出现世界上最好的村庄，最富裕的农民，最好的样板，但是广大农村和农民怎样了，是不是变好了，这才是关键。再好的设计和运作，如果没有感动农民这个“上帝”，忘记了农民是新旧农村建设的主人公这一常理，不能激发和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反而破坏了农村的生态环境、自然景观和民俗文化，热闹的场面慢慢会走向低谷和形式化，最后不得不低调收场。
2、防止新瓶装旧醋。在农业与农村政策、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技术层面没有新的革新与突破，缺乏清晰而有力的组织路线和技术路线，只是停留在一般性号召，再把各部委正在做的行政业务或工程计划捆绑汇总，各职能部门再把自己的蛋糕做大，缺乏科学的分析与评价，专家、学者不能真正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去，发挥他们的智慧，只是被动图解和解读政府意图，还是难免被各级庞杂的“行政战线”拖跨。当年的改革开放是以农村土地承包和乡镇企业为主线开展的，如果没有这项划时代的制度变革，还是通过“一大二公”的体制改革、修补，就不可能有今天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瓶装旧醋的原因在于调查研究滞后，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规划，再则是旧的管理体制的惯性和利益集团的干扰。只有调查研究，发挥专家、学者的智慧，立足于科学研究的成果，才能有理论、制度、政策上的革新、创造和新的突破。
3、新农村建设要与制度性革新紧密结合。在韩国新村运动初期，没有实质上的农民合作组织，农民也没有自己的银行，美其名曰的农业银行实际上还是商业银行，对农民没有多大帮助。民间高利贷加上粮食短缺，成为每年春季一些农民“迈不过的大麦岭”（当时在韩国实行稻麦轮作栽培，有些农民等不到大麦收获就饿死）。随着新村运动的深入发展，农民合作组织迅速发展，改组后农协银行真正成为农民自己的银行，城乡居民以比其他银行高的利息存入，农民以低于其他银行的利息贷款，可以用于农业生产，也可以用于其他生活。虽然，后来农协自成体系，讲究过多利润成为一些问题，但比其他商业银行更低的利息贷给农民用于生产、生活、保险、福利，解决了农村金融难题。现在，韩国农协承担全国农产品物流量的50%左右，有上百万亿资产的农协银行，有农协自己的大学和农民研修院，免费开展农民教育培训。还有韩国农史博物馆，开展中小学和青少年传统教育和农史教育，并没有其他商业性展销活动。物美价廉的农产品超市坐落全国各地，方便了市民。农民合作组织是世界农业的制度文明，我们必须要正视和研究。
4、韩国新村运动孕育出的成功典范之一就是不同于其他国家农业科学院体制的农村振兴厅，这是韩国在借鉴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先进经验和教训，建立和完善符合韩国国情和农情的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体制，需要认真研究和借鉴。集韩国农林部科技教育局、农业科学院、农民教育中心、技术推广组织等政府与科技、教育、推广和生活指导（设有农村生活指导所）职能（准部级）的这一组织体系非常科学、合理、有效，解决了农业、科技、教育、推广分离脱节的制度性障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农科教结合”。这一名词诞生于上一世纪80年代的我国，而韩国在上一世纪70、80年代通过体制改进和实际运作，并获得成功，目前还在改进（详见：李水山专题研究报告）。通过新村运动带来了精神积淀和文明社会，如今建设公民社会和志愿者服务成为新时期的主要内涵，而政府投入、农民合作组织??全国农协、农协银行和农村振兴厅成为制度革新和保障，全国农协与农协银行延伸到全国范围，成为国民的精神家园，而农村振兴厅对农村和农民的变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韩国今后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主要依靠这两者的制度保障和运作机制继续深入研究和妥善解决。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公民社会，满足广大农民生活需求和扩大内需，建设和谐、诚信、文明的国内、国际新秩序的需要。制度革新和创造，要比简单整合资源和职能更重要。
（三）
韩国对我们来说，曾经是既遥远又陌生的国家，自小看着电影《奇袭》、《战友》长大的新中国的少先队员们，一听南朝鲜就会联想着傀儡和反动派。上一世纪70年代，在农村的广阔田地，知识青年们高唱着《鲜花盛开的村庄》、《摘苹果的姑娘》等朝鲜歌曲，私下再悄悄传着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虽然物质生活极度贫乏，意识形态冒着烟云，但有了这些微不足道且有些偏离的精神食粮还显得充满激情而浪漫。
我们的周围开始发生变化，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开始卷铺返城，村里的人们开始传诵着过去所没有听到过的消息。土地承包、右派平反、恢复高考，旅居美国的大爷来信了，支部书记家里也从南朝鲜来了一封信。后来才知道：这还是邓小平同志发了话，南朝鲜人民绕过香港和我国大陆开始通邮，才找到分离几十年亲骨肉。后来，即使在美国、日本见到一些韩国农业科学家，也不敢靠近和交流。1985年，在接送日本东北大学角田重三郎教授时，国内一所农业大学的教授说，他在日本北海道大学学习时，一位韩国访问学者对中国留学生非常友好，时常帮助他们，后来知道他的父亲还在朝鲜战争中去世。这才慢慢对邻国南朝鲜开始关注，也知道韩国这一称呼早在几千年前就有过，近代史上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称呼，虽然绕嘴但开始矫正对邻国的称呼。我们第一次去韩国时，多次听韩国农业大学的教授们提起韩国新村运动的发起者朴正熙总统，还觉得转不过弯来。后来，看到他关于发展养牛业的亲笔信和深入农村体察民情的照片开始转过弯来。更为感人的还是韩国学者从内心深处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从骨髓深处崇尚儒学文化的精神，尽管有些文化差异，但是中韩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精神、愿望、热情源源不断。前几天，还收到韩国学者的信，衷心祝愿中国新农村建设成功。
对做过几十年行政机关工作的人来说，调查和研究是我的生命，尽管有些人对研究不屑一顾，但是我至今认为调查研究的能力和意识差的人即使官职很高也不称职，因为他们制定的政策没有根基，没有调查研究，就不可能有创意、创造，只能照葫芦画瓢，重复说别人说过的话，搞形式主义花架子，他们的行动计划很有可能劳民伤财。全国人大原常委、中国农业大学第一任校长、农业部原教育司司长毛达如先生时常关心和支持教育研究工作，他的观点就是用研究成果奠定政策基础。上一世纪80、90年代，尽管事业费少得可怜，但创意和设计出的运作平台和相关政策，如农业大学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农村大学生、农民绿色证书教育、农科教结合、科教兴村、农业干部培训、农业大学的“农民科技日”至今发挥着勃勃生机，如农村绿色证书教育在全国教育部门开展得有声有色，每年有300多万农村学生接受这种实学教育，走上新农村和新城市建设大军的行列。
当从媒体上看到党中央在16届5中全会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无比兴奋和激动。我国的农村、农业、农民将旧貌变新颜，迎来美好的明天。我国的农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和支持下，有了更多的选择和出路，可以进城务工，成为城市新居民，也可以留在家乡，继续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也许过若干年，那些进城的人，落叶归根，回到家乡居住，那时的农村已经成为空气新鲜、环境优美、居住舒适、交通方便的新农村。人们都说，农村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舒适环境，那里有田园风光、山水景观、蓝天白云和新鲜食品，宽敞舒适的居住条件和朴实、温馨的民风民俗，更是人们休闲陶冶的好去处。怪不得，在发达国家80%以上的国民都居住在乡村。今天，党中央、国务院为我们提供了最美丽的蓝图，那就是坚定不移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这一宏伟蓝图，需要专家、学者、公务员和广大农民的不懈努力。广大农民要相信自己，依靠自己的双手辛勤劳动和创造，改变家乡农村的面貌，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在新村运动的研究过程中，不仅了解到新农村建设的长远意义，也了解到现代农业和现代文明的发展历程。农村、农业不仅是为了解决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而存在，更重要的是国家、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国家的大脑也许在知识密集区，心脏也许在能源和技术供源区，但是呼吸循环系统在农村，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滋润和周转的时空区，从这意义上说，农村寄托着未来。我们在解决农村问题的时候，更多地领悟到的不是尽快使农村变成城市，农业变成工业，农民变为市民，而是人类不能失去什么，考虑得更周到、更长远。对人类来说，资源、环境、人文可能比任何短暂功利和效率更加重要和长远。我们在迅速成长的时候，又察觉到邻里与合作的重要性，和谐、诚信、文明比对物质的争夺和满足显得更为高尚和重要，缺乏人文的肆意竞争显得那样野蛮和无知。当我们关注到农村问题时，地区、城乡的均衡发展、资源的节约、环境的友好发展便摆到一时日程上来了，便有了新的社会共同体意识，这是认识上的跨越、时代的进步。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我们通过上一世纪80年代的农村土地承包，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今天，我们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着手，开启与建设和谐、诚信、文明的新国家，构建和谐的世界文明新秩序。我们在热情洋溢地推进一项伟业时，正在酝酿着更多意外的收获。
2006-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