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你若和他探讨中国哲学或儒学的问题，让他为有关的著作写个序言等，他总是说你“问路于盲”，委婉地谢绝你

　　●季先生虽然是学贯中西的大师并早年就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但是若在十几、二十年前，你若和他探讨中国哲学或儒学的问题，让他为有关的著作写个序言等，他总是说你“问路于盲”，委婉地谢绝你。这固然是季先生的谦虚，但也确实表达了他的真情，他当时总是毫不隐晦的说，自己不善“义理”之学，对“义理”之学没有兴趣。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季先生开始对“义理之学”发生兴趣———诚然，季先生谈“义理”，没有高深玄妙的词句，行文有如他一贯的文风，平实、生动、吸引人，绝无矫揉造作之词。他也从不妄下结论，而是重事实、重资料，往往大段引证同道者的文章或观点———这也是他有意涉及儒学的开始。自上世纪90年代始，他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天人合一”问题的著述，阐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系统思考。季先生并不跟风，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上，但他又始终站在学术前沿，把握时代脉搏，不是一个脱离时代潮流的“古董”学者。

　　●季先生关注儒学和中国哲学，自有他的知识背景和独特视角

　　季先生关注儒学和中国哲学，自有他的知识背景和独特视角，自有他的大思路和宽广胸怀。他讲“天人合一”，“不限于思孟，也不限于儒家”，并且，不限于中国，甚至不限于东方。在探讨有关“天人合一”的文章中，他不仅讲了儒家先秦、汉代、宋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及道家老子、墨子的有关思想，并且讲了印度“梵我一如”的人与自然合一的思想，朝鲜李朝时期权近的“天人心性合一之图”的“天人合一”思想，日本当代哲学和日本问题专家仓泽行洋博士对“天人合一”的诠释和理解等等。由此，季先生认为“‘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东方思想的普遍而又基本的表露”，“这种思想是有别于西方分析的思维模式的东方综合的思维模式的具体表现”。他还把“天人合一”这种东方的哲学思维与西方雪莱《诗辨》中的诗人思维进行对照，从而印证了东、西方各注重综合的和注重分析的两大不同思维模式。季先生对“天人合一”的研究正是基于东方综合的思维模式进行的。

　　●季先生审慎地提出了著名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论断

　　季先生审慎地提出了他著名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论断。他是以东、西文化历史性交流的大思路来提出这一观点的。从近代以来“西风”流行、西方文化无情地冲击东方文化，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东方传统、东方文化在国际上重新受到世人重视，季先生以他的经验和阅历，以他的知识和学养提出这个问题，可以说他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而儒学作为东方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近代在东方的普遍衰落到当今的重又复苏，也恰巧印证了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这种历史变迁。这大概也就是季先生与儒学“结缘”的深刻原因吧。

　　我1965年入北大东语系，次年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1970年毕业离开北大。“文革”前对季先生惟有的一次深刻印象就是在系里新生大会上，他作为东语系系主任和我们新生见面并讲话，我的5年大学生涯，仅只第一、二学期学了8个月的阿拉伯语，以后，由于被迫非专业对口分配和后来改行研究中国哲学的经历，使得头脑里仅存的一点阿拉伯文记忆几乎全还给老师了。所以我总是愧对东语系，更不敢忝列于季先生弟子的行列中。

　　●季先生研究儒学并非偶然，他早为今天东方儒学的研究做了不少理论和资料上的铺垫

　　“东方学”经历了这些年的发展，现在已初具规模了。2001年我正主持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东方儒学”，曾写过《东方文化与东方儒学》一文，目的是要使近年来颇受世人瞩目的儒学，名正言顺地加入到东方学的研究对象行列中，这一点也似乎得到了同行的认可。而东方学这个学科在中国，大家都知道，是由1946年开始，季羡林先生在北大创办东语系时才正式创立的。我为自己在大学毕业后，绕了一个大圈，现在又能回到季先生学生的行列中而感到欣慰。

　　虽然儒学这个概念众人并不陌生，但是东方儒学作为一个囊括东亚、东南亚地区中的中国、朝鲜、日本、越南、新加坡、泰国、印尼、马来西亚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儒学和儒学研究状况的学科概念，要树立起来，还需要很多理论的论证。这些论证包括东方、东方文化类型和文化圈的概念，以及东方文化的特点，东西方文化交流、东方文化体系内部各国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融，还有东方价值观等各个方面。季先生对上述许多问题都有精到的论述，特别是季先生的《中印文化交流史》（新华出版社，1991年）中披露的《慈恩传》卷五记载的玄奘在印度与戒日王初次会面时的谈话，其中涉及到《秦王破阵乐》，玄奘介绍秦王的一段话，很鲜明地表现了儒家的圣人观和中国传统的帝王思想等。这段中印交流的史话对早期的东方儒学研究无疑是非常珍贵的资料。由此，我才知道，季羡林先生研究儒学并非偶然，他对东方学学科的创立，以及多年来他对东方文化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研究，早已为今天东方儒学的研究做了不少理论和资料上的铺垫。

　　●人称季先生为“杂家”，但他又不是“游骑无归”，其实“杂家”二字总是划引号的

　　现在人们称季先生为大师，所谓大师就要学识渊博、学贯中西，但他又不是“游骑无归”，而是有自己的学问根底。所以人称季先生为“杂家”，其实“杂家”二字总是划引号的。我看到高鸿先生写的《季羡林先生学术小传》，上面列举季先生涉足的学术领域有14项。其中有11-12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古代文学、佛教史、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中西文化比较等）大体可以归为当今东方学的范畴。所以，我认为季先生亦可以算作是一个东方学家，他在中国创立的东方学学科至今在世界上也是处于学科前沿地位的。由此我想到我们今天创学科往往只着眼于“建”，就是搭架子，而忽视了“做”，其实真正的学科是靠扎扎实实的学问功底，老老实实地做学问而“做”出来的。为此，就要有求实学之意，而戒务虚名之心。这也是我从季先生用毕生心血来做学问，并创立了中国的东方学学科的不平凡经历中，得到的一点小小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