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见证论”对耶稣生平的人文主义解释，他们思考的时候所面对的“基督信仰”只是西方神学体系的基督信仰。而在我看来，西方神学仅仅是希腊罗马文化母体接纳耶稣而生出的果子，耶稣也照样可以在中华文化母体中孕育出新的果子来。

　　在人文主义耶稣信仰的所有内涵里，其实最能够震动我心的要素乃是：“发挥生命始得永生，不结果子则永无果子”的生命“马太效应”。几年前，对“因信称义”之庸俗解释已经颇为不满的我最初意识到这个信息时还是难免惊讶，这信息对我的震撼恐怕不亚于清代末年知识分子接触到达尔文进化论时的心灵感受。这信息不止是催促我个人努力，更在内心深处生发出对处于列国严峻竞争中的中华民族的未来文化命运的关注，我们的文化若不能够在走向全球化的世人面前结出有光辉魅力的果子，前途不言自明。最让我吃惊的是，我逐渐意识到：结出以“仁爱”为首的生命果子（《加拉太书》5章22、23节）不止是个人生命得救的必要前提，也不止是一个民族文化生命能够延续光大的必要前提，而且还是全人类能够在上帝面前永久和平发展的必要前提。施洗约翰的话在我看来不止是说给古代犹太人听的，也是对全人类每个个体乃至全人类这个整体的严厉而诚恳的警告：“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路加福音》3章7—9节）在这个核武时代，这才是真正令我焦虑的比巴特时代更迫切更真切的“危机神学”信息。我相信，上帝是充分尊重人类的自由意志的，人类走向毁灭还是走向光明都不是必然预定的，神圣的预知出于对我们选择的尊重甚至会像约拿故事里那样成为不断调整的预知，预定也会成为“动态的预定”。当黑暗遍地甚至“奥斯维辛”之类的事件发生之时，人们指责“上帝在哪里、天理何在”是徒劳的。从超越时空的真理见证论象征视角可以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所表明的上帝因为对人类的爱而在人世间时常委屈备至，甚至当人们愚昧无知的时候常常不得不在人类的黑暗中与人类一同受难，拒绝强行干预人类自由意志而忍耐苦难并期盼人类的回转。人类选择毁灭前景还是生机希望最根本上取决于全人类的是否觉醒，那些对人类前途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和领袖的觉醒尤其重要，即使很多人已经觉醒而手握重权的人类社会首脑人物却没有觉醒也仍然不能使人类摆脱自我毁灭的阴影，正如《约拿书》里所展示出的那样的：君王若不醒悟就必定葬送全城民众的生命，君王觉醒就可能挽救全城。作为拥有以汉字为载体的数千年不曾中断的文明史和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中国的政治应当义不容辞地肩负起对人类前途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使命，否则就是全民族的愧对祖先和亏欠上帝，中国的具有体制能力者对此都有必要了然于心。你的宅院若灯火通明发出光来，贼寇就一定不敢行动；若一味韬光养晦，即使你拥有战胜贼寇的实力也难免诱惑得贼寇蠢蠢欲动。归结到一点就是，在人类个性解放潮流的普遍蔓延和人类灵性的普遍觉醒之间存在着一个危险的时间段，中国若不能够精神健康地强大起来，人类社会这个大湖面就是缺乏中流砥柱的，就是动荡不安的。这些就是我期望从根本精神上为更新国人面貌做些贡献的现实动力所在。因而儒家神学所包括的“觉悟神学”（人文主义耶稣信仰）也可以另外说成是“发光神学、励志神学”，儒家神学所包括的“政治神学”（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也可以另外说成是直面现实问题的“危机神学”。逻辑上不能排除，这种“接纳耶稣的儒家神学”会示范性地更加推动那些非基督教的文化环境里的哲学与宗教自主地接纳耶稣，这是应当欢迎的。人类若不能够首先在无形的精神文化层面实现有个性的和谐，就决不可能在有形的现实社会层面实现有尊严的融合。这种“接纳耶稣的儒家神学”和其他文化系统里可能出现的“接纳耶稣的印度教神学”、“接纳耶稣的伊斯兰神学”、“接纳耶稣的犹太教神学”等等，若能够做到有文化尊严、有文化个性的成立，都必须奠基于这样一个信仰共识：耶稣不是仅仅属于基督教会的耶稣，也是人类各种文明里自古以来真理性信息的见证者。这种把耶稣信仰从西方神学体系的捆绑中单独解释出来的“真理见证论”思路是具有极其重大的文化理论价值的，这样，具有多样文化背景的全人类在接纳耶稣之前提下始有真正深刻联合的可能性，这会使全人类做到儒家期望的“和而不同”，既和谐和平又不失个性，人类的前途通过此视角在文化层面就看到了曙光。

　　需要声明的是，本书仅仅是我个人近年来从儒家基督徒立场作出的一些思考的概括，根本不能代表当前中国教会神学思想建设的声音和态度（我根本不追求代表体制教会说话，我只追求代表我自己），但是我想，追求深刻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中国教会神学思想建设肯定能够容许我发出这一点声音的。而刚刚经历过“儒家是否宗教”和“政治儒学”两次热烈讨论的儒学界的前辈和朋友们也肯定更加能够理解我。很显然，“基督教的中国化”与“儒学的神学化”的充分展开决不是仅仅靠哪一两个人就能够完成的。如果我能够为后来的更加有作为的更多的学者们拉开这个序幕，就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了。本书之所以用“新议”而不是“新论”为题，原因就在这里。

　　本书曾有的副题是“重树现代中国人的精神支柱”，我清楚自己决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做到这个宣示，但是这个写作宗旨仍是不会退却的追求。记得本书整体初步成型的那一天恰巧是2005年的端午节（6月11日），想来，本书的出版也许是作为一介书生的我个人所能够作出的对于屈原大人在天之灵的最好告慰吧。如同犹太人流浪了两千年终得回归故土一样，中华民族自从董仲舒时代开始的长达两千年之久的精神文化流浪也应该结束了！虽然不同于《神学的觉悟》的广泛适读性，本书是写给那些具有体制能力者看的，但是“内圣”却是人人当追求的，“外王”也是可以扩展到现世一切创造性劳动的。对于各位读者而言，我所希望的则是：放下本书，立刻行动！——因为在上帝永恒的恩典天空里最终只有你自己的创造性的生命行动能够为你的得救负责，在现世也只有更多的个人把人格觉醒付诸创造性之行动才能够有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我在书中的讲论也难免不当之处，相信真正觉悟者一定能够在实践中清楚鉴别的。

2005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