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山西长在山西，一直以来却对时下越来越升温的“晋商热”不曾有多少关注。也去过祁县乔家大院、灵石王家大院，惊叹其宏大精美又颇富有文化内涵的建筑，对大院主人当年如何经营乃至发达的了解仅限于导游的解说词，停留在听故事的层面。私下以为就是几个乡下人被生计所迫走西口，逢机遇后一番辛苦发了大财，而后为光宗耀祖炫耀自己盖起了几座大院。其对游客的吸引力无非是古代建筑艺术、大院主人创业故事、封建家规等等，别无其它可炫耀了。一直到最近，闲暇之余一口气读完了朱秀海先生的《乔家大院》，我的心被震撼了，才知道，明清时几个为代表的晋中商人在富甲天下、豪宅大院的背后更有着迥别于一般商人的胸怀、抱负，感到特别愧对这些商界的精英。于是便一头扎进书店，搜寻所有能见到的有关晋商方面的书，随后又到晋中接触了几位晋商研究方面的专家。这种愧对感越发增强了。想必余秋雨先生也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写了那篇著名的《抱愧山西》吧，笔者也效仿余先生大作的题目写了这篇《抱愧晋商》，无意也无法与大师的作品对比，只是愿意将自己的看见与大家分享。需要说明两点：一是题为晋商，实以明清时的晋中商人为主要对象，许多观点不一定仅限于晋中商人，只是晋中商人比较集中体现了这些观点，二是题为“抱愧”，但我们不应只停留在这个层面，其实，所有对于晋商精神或文化的探讨研究，都是意在从晋商的崛起和衰落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为我们的现实服务，正所谓了解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现在的路。

　　一 

    聚财谋利是天下商人之本性，但基于什么的心志去聚财谋利，富甲天下之后他们又在做什么。笔者以为，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其现实意义比研究晋商如何经营乃至富甲天下更重要。因为晋商真正的人格魅力，晋商精神真正的闪光点，堪称为一代儒商、义商的真正内涵都能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有所看见。

　　入清以来，对俄的茶业贸易是晋商经营的一个重要项目，历经几代人的艰辛开辟了多条由江南产茶地(主要集中在福建武夷山、湖北、湖南)水陆兼运，辗转至山西。再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经戈壁滩，抵达中俄边界之恰克图，进而经西伯里亚运往欧洲腹地的国际茶路，辗转数万里。由晋商开辟的这条茶道，其贸易不仅养活着江南大批茶农，所经之处，沿途百姓都因此受益。太平军判乱始，隔断长江防线，茶路不通数年之久，晋商茶叶大户每年损失不下百万两银子，江南茶农则到了逃荒要饭，甚至卖儿卖女的地步。清廷腐败，国运不济，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煎熬，非常时期需要非常之商人，乔致庸这个满腹经纶胸有报国之志的祁县乔家的少东家似乎是应运而生。他立志疏通先辈开辟的茶道，力排众拦，以乔家产业作低，说服几个茶商大户出银子，而后冒着九死一生之凶险，在没有几个商家会相信他能活着回来的情况下出发了。一路小心谨慎，非常幸运地穿过条长毛(太平军)控制区平安到达武夷山。茶农们见到了从山西来的大商人，敲锣打鼓报佳音，夹道欢迎，其中多有跪地而迎贵客者，隐居在此的湘阴才子左宗棠，这位令林则徐相见恨晚、一批朝廷重臣连篇累牍向皇上推荐的江南奇才，见到乔致庸深有感慨地说：“以乔家之富，乔东家不来江南贩茶，谅也不至于有饥寒之忧，可是乔家还是不避生死地来了，此事仅仅用商家重到本性解释是不够的……，自古茶路通则天下路通，茶事昌则天下事昌。这几年茶路不通，在下以为天下事不可为也，惟有藏身此中，读书饮茶，遁世避祸。今日乔东家冒死来武夷山贩茶，茶路复通。在下以为，天下事还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引自朱秀海《乔家大院》250页)。当天左宗棠即放弃隐居，投奔两江总督总领六省军政的胡沅浦大帅，助其剿灭叛军以平天下。林则徐当年曾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以祸福趋避之”名联劝左公出山，而今乔致庸的英勇之举显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独此，胡沅浦大帅感言：这个乔致庸，他此行南下疏通茶路对稳定天下民心起的作用，不比我们小。

　　源自朱秀海先生所著《乔家大院》中的这件事的主人公及相关细节笔者没有细查其相关史料之实际，但清代晋商历尽艰险开辟茶路则是真正的史实，乔家在长毛作乱期间疏道茶路亦有记载。作为商人赚钱谋利是第一要务，但若不避生死而为之，则不是一般商人之所为，显然已超出了作为商人重利聚财之单纯动机。他们有着更广阔的胸怀、更高尚的情结。这胸怀是胸怀天下，这情结是忧国忧民。仔细翻阅明清晋商研究方面的史料、书籍，这样的儒商、义商，这样的非常之举不只一次地震撼笔者的心！

　　同治十三年，已是陕甘总督兼新疆督办的左宗棠受命平定新疆叛乱。朝廷无力支付高达数上千万两银子的巨额军粮马草款，左大人四处筹措，因无利可图，又担风险，商家少有人愿意垫付。向乔致庸求助时，得到了乔的全力支持。他答应了乔家倾其所有家产也无力支付的首批粮草款，接下来，乔致庸要做的便是向其他商家筹借银两，当时的晋商在这样的国事面前从来都不吝啬。他们的爱国情怀并没有因清政府的腐败盘剥而淡化，乔致庸的冒险承诺，是为了满足自已一颗报效国家之大志。他和那时众多有志晋商之作为，实在让我们看到了一代儒商之风范。这是一件真实的历史事件，细节也许有出入，乔家大院门前的百寿图上的那副对子，便是后来左宗棠来拜访乔致庸时留下的：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横额为：履和。据史料记载，从同治五年(1866年)到光绪九年(1883年)，左宗棠收复新疆期间，共向民间票号借款11653730两白银，其中晋商为8823730两白银，占全部借款的75%以上，主要通过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两个票号运转垫付。入清以来，从康熙到光绪，历朝大规模的军事活动都离不开晋商慷慨解囊，少则数十万，多则成百上千万，清朝国力强盛时，晋商筹集的银两尚能偿还，尚能有利可图。到同治、光绪年间，清廷腐败、国力衰微，筹集军饷支援军队，很可能有去无回。如此风险面前，晋商的支援依然占着绝对的比例。

　　光绪的二十四年(1898年)，英商福公司与清朝山西官方秘密签订了开采山西平定、盂县、潞安、泽州、平阳的煤铁矿藏合同。1905年，英商开始在平定占山开矿、查禁民窑。平定各界人士奋起反抗，继而省城各界人士，后留日山西籍学生都进行了保卫矿权、争回矿权的斗争和活动。1908年，英福公司被迫同意终止合同，但坚持要山西赔偿“原合同应索之款，并多项损失之利益”共计275万两白银，并限定一个月内交清50%，山西当局无力支付。山西祁县商业巨族渠氏第18世孙渠本翘出面向各票号筹集银两，所有票号在连年战乱，经营日渐衰微的状况下，依然积极响应，积极代垫赎矿款。最终赎回了采矿权(这275万两银子，由省地亩捐项下拨150万两，山西各票号垫付125万两)。

　　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百年不遇的旱情持续三年之久，山西受灾最严重，全省有三分之一人口死亡。值此天灾三年，我们的晋商富户以不同方式尽表仁爱之心。祁县乔家的乔致庸亲自做出决定：家中所有人一律不许做新衣服、不许吃山珍海味；凡乔家堡人按人头发给足以维持生活的粮食；在街上设施粥锅，所熬粥一定要达到“插上筷子不倒，解开布包不散”的标准，但凡来者，就不能让饿着。而榆次常家则想出了让村人盖戏楼的办法，希望让这些人有尊严地吃下用自己劳动所换来的一餐一饭，按规定，只要搬一块砖就可以管一天饭，大灾持续三年，戏楼也盖了三年，常家的免费餐饭也供应了三年。而太谷巨商曹家每年都要施舍衣服和粥饭给穷人，曹家门前也总有许多讨吃要饭者靠曹家施舍度日。参与这次救灾的不仅是几个大家富户，而是整个晋商群体，短短几个月就捐款12万两，还需说明的是：晋商各票号还承担了捐款的募集、汇兑和发放，协助政府进行救灾工作。各票号遍布灾区的分号也尽其所能地参与了当地的救灾工作。上述善行足见晋商富户在富可敌国的同时对民生的关注，而这种行为也绝不仅仅只体现在大灾三年。在当时晋商所有富户中几乎都成了一种不成文的惯例，其事例实在是多得不胜枚举。所以笔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这种现象可能更好些：土地革命时期，全国各地斗地主富豪成风，而在晋中的富户，却少有农户起来斗他们的。问其故，则曰，如果没有这些富户几辈们对我们的照顾，我们还不知活成什么样，斗他们除非我们缺了德。九十多岁的乔家当年的伙计王俊至今仍把自己看成是“乔家人”，提起乔家无限亲热。据说当时，太谷一王姓富户家里常年养着一百多号讨饭吃的叫化子。在这样的爱心和关怀里，产生不了“仇富心态”，连阶级斗争也搞不起来，不独此，乔家还摒弃对外国人的(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赶尽杀绝之无知，在义和团起义时救过意大利修女，意大利政府给了一面国旗，以资表彰。日本进入山西后，乔家把这面意大利国旗挂上，日本人看到是盟国国旗就未破坏。(本段文字，部分内容取自梁小民先生的《小民看晋商》297至303页之间)。

　　明清时的晋商在富甲天下之后，十分重视教育，兴办私塾、学堂，重金聘请文人名仕，视为座上嘉宾贵客，捐献大量珍贵藏书于学堂。也乐于在公共设施建设上投资，凡此种种，不一而举。在一切可能的领域总是尽其所能地造福乡邻。故尔，几百年晋商故里，虽贫富悬殊，却也能和谐相处。

　　明清时山西商人，他们首先是纯粹的商人，在纯粹的商人中他们是优秀者，仗义疏财，君子生财取之有道，他们持守信和义，从信和义中取利，几百年努力把生意做得富甲天下持续不衰。但他们又不完全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他们中的优秀者德高品优、文韬武略、胸怀天下、行公义好怜悯。非常之时，能举其财帮助政府治理国家，扶贫济困造福人民，身在商界却希望也能有为于江山社稷，与晚清官场腐败卖国求荣之丑态形成鲜明的对比。诚然，做为商人，明清时晋商有着保守、封闭自私的一面，但做为商人能有上述后者之胸怀已实属可贵，令人景仰。

　　二

　　明清时的山西，尤其是晋中，商风盛行，从商之念甚于其它，淡于科举，弃儒从商者众。表面看起来，大有“学而优则商”之定位。然究其实，这还只是表象，当财富不断积累，民间生活殷实之后，对功名显贵的渴求则显露无遗。损官之事盛行，于是既商又仕(虚职)的双重身份商人在晋商中屡见不鲜。另一方面，为求取功名的好学之风也使得晋商中多才俊，这些满腹经纶之儒商，骨子里有着更大的抱负。

　　雍正二年，山西巡抚刘于义在给雍正皇帝的奏折中写道：“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皇帝在对刘于义这一奏折的朱批中有一句：“……习俗殊为可笑。”其实，这个令雍正感到可笑的奏折所反映的事实与当时山西社会现状是相符合的。当地流传于民间的许多谚语更能说明重商之风的民众基础：“有儿开商店，强如坐(做)知县”，“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生子有才可做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平遥谚语：“人养好儿子，只要有三人，大子雷履泰，二子毛鸿？三子无出息，也是程清泮”(雷、毛、程分别是日升昌票号的大、二、三掌柜)……

　　实际上，当时山西重商之风不仅停留在这些谚语上，有些非常典型的事例则从实际上印证了这些谚语和刘于义奏折的真实性。

　　清末太原举人刘大鹏在其日记中写道：“去日在徐沟县考试之事十分萧疏，士皆无甚精神，而应童生试者甚少，太原、交城、清源三处均有余额，榆次甫足额，祁县、徐沟二处皆不足额，冒籍大半，使足其额……”。这与当时的江、浙一带形成鲜明对比，刘文柄在《徐沟县志》中记载：“清丰光绪间各省应试，文童入江、浙、鄂、湘之县，有取中不过十数名而来数千人者……”晋中当地有一句广为流传的歇后语：“秀才进字号―――改邪归正”，这是有事实依据的，如祁县乔家大德恒票庄里翟翔岳、郭校韩等三名秀才，平遥有范椿年等八名秀才在票号任职。这样的事在当时晋中这片巨商家族中极为普遍。于是刘大鹏叹言道：士为四民之首，现在穷困者十之八九，故凡聪慧子弟悉为商贾，不令读书。古今来读书为人生第一要务，乃视为畏途，人情风俗，不知迁流伊于胡底耳。

　　上述记载是大量关于晋商重商之谚语、史料中极少的一部分，即使如此，从表面看来，“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教训还是被颠覆了，于是许多研究晋商的人都认可这样一种观点：明清时的晋商突破了儒家文化“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定位，使“学而优则商”在山西大行其道。雍正皇帝在山西巡扶刘于义奏折上的朱批：“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犹肯力家，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习俗殊可笑”被反复引用，笔者总感到这是雍正在感到好笔时的随手一批而矣，个中“大约”二字显然是不确定之意，当然做为一个皇帝他不可能调查核实此事，但在“晋商热”不断升温的今天，我们有必要让这个“大约”、“可笑”还原其本来真实的事实。

　　商业之于仕途其最明显的优势在于，它能满足老百姓最基本的生计进而是致富过上好日子，有了生计和一定经济基础保障，才能专心于仕途。仕途越往上，比如到了科举，就如博彩中奖一样，中奖者寥寥无几，更多的应试者最终还要归于平民百姓，务农又不能发家致富，所以从商是最现实的选择。立足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再来看晋商时代的山西社会：土地贫瘠、生计所迫是晋商当初离别亲人踏上漫漫经商路的直接原因，而成功商人富裕的生活无疑是一般贫民羡慕并渴慕拥有的，于是当那些巨商大户需要更多人手发展其产业时，一般贫民自然乐意从之。走出去之人不断有新商出现，产业由小到大，商业的发展带动更多人致富，拥有财富也是一种收获和荣耀。这对于那些有志于求取功名却又屡试不中亦然清贫穷困之人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于是弃儒从商者曰众。五百年晋商不衰，而且是越到后期越兴盛，优越的生活、不薄的收入让更多平民百姓感到这比让孩子去奔那不确定的仕途更可靠，于是写字打算盘成了孩子们的必修课，姑娘找对象也盯着票号掌柜、伙计，以此为荣。这样，巨商富户越集中，商业越发达之地，人们就越淡于仕途。但是，商人终究还是商人，纵有金山银山，相对官而言，商人还是一介草民，见了官员还要俯首下跪。所以商人有再多的钱还是不能满足不能平衡。于是，到了清代，清政府允许捐输(就是用银子买个虚职官衔)，捐官之风在晋商中盛行，仅榆次常家从乾隆年间常干(常家八世)开始到清朝覆灭，常家男子获得功名的有132位，受封的妇女有百人之多，仅诰命夫人就多达17位。除了活着的人捐官，给已故的祖辈捐官在晋商中也十分流行，成为一种产业。在巨商人贾云集的晋中，拥有顶戴者不可胜数。正如清《徐沟县志》中所言：“光宣之季，稍温饱者多有顶戴”。从“经商风”到“捐官风”，充分暴露了被压抑了很久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功名的渴慕和拥有，对“仕”的仰慕和追求。这是北方文化背景所赋予晋商骨子里面的东西，抹不掉也挥不去。其实从前面重商的谚语不难读出另一种情结―――对不能步入仕途无奈之余的一种自我安慰、自我解脱。在山西人世世代代心目中，那高堂的官座始终是第一位的。唯有披红戴花、身着官服、前呼后拥方称得上是真正光宗耀祖。所以，“学而优则商”只是一种无奈之余的权宜之策，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即使今天，在一切向“钱”看的市场经济时代，山西人对跑官依然热衷，屡禁不止，从政意识依然不减。这种历史的遗存有着很深的文化背景)。所以，经商成功之后的晋商普遍重视科举功名，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以图让子孙仕途有为，光宗耀祖！

　　祁县乔家发家后十分重视教育，为让子孙能接受好的教育，乔家对聘请的名师予以厚礼：年薪200大洋，逢年过节还有红包敬上；每位教师有两名书童侍候，饮食以家中最高标准，每顿饭有一位主人陪同；宴请亲朋教师坐正席，逢年过节专门宴请老师；教师回家，有轿车接送，乔家主人们一字排开送到大门外，等教师上轿后方才回去。(张巩德《山西票号综览》200页)。如此重视之下，乔家子孙也不负众望，仅保元堂就有三个举人一个武痒生。榆次常家重视教育一是办私熟学堂最多，每支都有书房和书院，私塾有17所之多。二是不断与时俱进，废私塾办学堂后又办起了私立中学、女子学堂，课程也不断随时代革新，由经、史、子、集到后来的文学、历史、算术、英语、物理、化学、地理、图画、体操等等。在名师精心教导下，常家子弟、学者如林，常家200余年经商生涯中，有170多人得秀才、举人、进士，新式教育后出大学毕业生19人，专科生25人，留日学生4人。

　　另外，太谷曹家、祁县渠家等众多巨商大贾无不重视教育，可谓继“经商风”、“捐官风”之后的又一股“教育风”。

　　这股“教育风”刮得是实实在在，刮出了一批人中才杰，刮出了晋商的不俗与超越！恐怕在当时十大商帮中，这是比富甲天下的财富更有深意的又一个“第一”了。

　　赵铁山(1877-1945)。近代著名书法家，素有“南吴(吴昌硕)北赵(赵铁山)”之称，被康有为誉为“大江南北，无出其右”。诗、书皆精，尤以书出名。太谷赵氏商业世家。

　　曹润堂(1853-1904)。清末举人，著名诗人，太谷巨商曹氏家族二十一世，商业巨子，其诗以关注人民疾苦而著称，常有“甘为国驰驱”之志。

　　常赞春、常旭春。榆次巨商常家十四世北常兄弟二人，同榜中举，名声遐尔。常赞春，精于书画，国学名家，毕生主要致力于家族教育和社会教育；常旭春，精于诗歌、书法，曾在京任法部员外郎，解放后任山西大学教授，保晋公司第四任经理。常家还有博学多才，著书颇多的举人常麟书，书画篆刻也享誉三晋，先后于山西大学、山右大学执教。

　　渠本翘。清末进士，曾居内阁中书，驻日本横滨领事，后山西大学堂监督，曾领导山西争矿运动，保晋公司第一任总经理、祁县巨商渠氏之后。

　　这只是晋商精英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还有一大批直接进入商界而未参加科举或不得已而弃儒从商饱学之士。他们中不乏有胸怀天下、报效国家、造福百姓的仁人志士。这些饱受儒家思想,陶的学士在商人阶层的沉滞，除了利于商业本身发展之外，使晋商整体更趋向于对国家、对社会、对百姓负责任的方向发展。正所谓：“民既富有，读书识字之人必多，人民知识既富，则公益之事业易举，急公好义之风必盛”(刘容亭《新农村》第22期第39页)。

　　《乔家大院》所刻划的乔致庸胸怀天下，忧国忧民，行公义好怜悯的形象，其实是整个晋商群体形象的集中体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千古教导，在他们每个人的心中激荡，他们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现着这千年古训所托付给他们的。于是一颗颗不甘于平庸的心灵穷其一生，用他们所创立的事业谱写了一个时代的辉煌―――五百年晋商传奇。

　　三

　　在政治资源占有上的绝对优势，使得晋商的商业行为带有明显的垄断性。票号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大大减弱了晋商在实业上的精力和专注，对朝廷官员的攻关甚至成了晋商票号发达的关键环节。对政权的过分依赖，得到了暂时的令晋商自己也未曾预料的高回报。但实际上已偏离了经商的正道，走上了畸性的发展之路。过于注重权力带来的垄断暴力，忽视了对正常商业经营应有的探索、积累和准备，最终，政权这外在因素忽然消失时，自己却迷失了方向。辉煌几百年，与浙商、广东商相比，忽然发现自已还不曾学会走路。

　　我们不妨把明清时山西商人崛起现象放到整个山西历史过程简单审视一下：在几千年封建帝制时期，重农抑商的儒家文化始终占主导，人们从商意识淡薄，商业一直不做为主业被重视，经商之人虽不间断，但从来没有出现商帮。相反，山西政治人文气息很浓，晋人对功名的追求与付出(以及权力情结)始终是主流意识形态。新中国成立至今，山西对外印象是政治大省，在南方人的心目中尤其如此。这样看来，在这样一个政治大省忽然兴起一个长达五百年之久的晋商商帮，而且还做得富甲天下、海内最富，实在也是个特例。林语堂先生曾有过一个著名的猜想：假如北方和南方各出一个不肖之子，都被父母逐出家门，20年后都浪子回头，衣锦还乡，那么北方和南方各回来一个什么样的人。答案是：北方回来一个高头大马的将军，南方回来一个腰缠万贯的商人。林语堂先生做为一个国学大师得出这样的结论，其依据必然是几千年南北文化截然不同的背景。从统计学上看，中国古代帝王将相大多出在北方，而名商巨贾大多出在南方。一帮会做生意的南方人在经商方面输给了只重功名权力的北方人，似乎就象一个武林高手在擂台上输给了一个文弱书生，其中必有值得探讨的奥秘。因为这毕竟不是一个个体的反差，而是一个商帮、一个群体长达数百年的反常现象。我们不妨将这个问题放到南北不同文化背景差异里审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凸显了，这就是权力，而且是封建专制独裁的权力，再从这个角度去探索晋商现象时，似乎问题就明朗起来了。

　　首先，晋商的兴起与政治有关。明初的“开中制”(明初，边塞军需吃紧，运费昂贵明政府鼓励商人向边塞运粮，给予“盐引”―――即一直属国家专卖的盐、铁买卖)。加上晋南运城的那片盐池，“政策+资料”诞生了晋南的盐商，这是明清晋商的起始了。盐池作为自然资源自古就有，所以，明政府的“开中制”是晋人“下海”、晋商兴起的直接原因，于是晋商贩运粮食至塞外“九边”(散布长城沿线的九处边关要塞)，这条贯穿了山西南北的大商道，使众多山西人投入其中。明隆庆年间，政府又开放了边塞贸易市场，即著名的“封贡通市”，从此，土地贫瘠“竭丰年而不足食”的山西人被迫踏上了“走西口”的悲情商路。此时，晋中商人因得地理之优而逐渐成为晋商的主力。自此一直到入清再到清末，晋商把条商道不断向南北延伸，商品不断丰富，生意越做越大。不过，笔者在这里重点强调的是：晋商一开始从事的贸易就和军队、军事有关，越到后来，和政权接触亲密，开始依赖政权发起了战争财。如著名的介休范家为首的八家晋商，明末即和女真人(满人)来往密切，商人从贸易中获利，女真人则获得物品外更从商人处获得明朝的情报，后女真人入关建立清王朝，这八家被立为“皇商”，行商大得便利。康雍乾三朝，范家一直为朝廷运送军粮，经常随军出征，在发战争财的同时，大得清统治者赏赐，在以后特准的盐业和铜业领域大发其财，将范家生意推向最高峰。不仅如此，其家族中先后五十多人在朝廷任各种官职，其祖上、家中妇女亦有被封号的，可谓名利双收。大量的史料记载显示，明清时期只要有战事、就有晋商贩运粮草的身影相伴，为此，晋商们不惜花重金接触朝廷高官，只为获战事商机。《乔家大院》中仇家的崔掌柜拿上银子去北京求见兵部侍郎王显证实乔家所传西北有战事消息真伪便是晋商当时在战事上煞费苦心的生动写照。一旦获取消息，他们可以倾其所有而为之，足见在他们心目中这才是大买卖。

　　票号建立，在中国商业史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当众多的人因此为晋商骄傲时，笔者从另一个意义上却感到：票号使晋商更偏离了商业的正道，被高高架起，脚却着不了地。这并不是说票号业本身不正，只是晋商在操作时偏离了轨道。应该说，随着票号在全国各地铺天盖地的设分号、钱庄的同时，晋商和朝廷官员的接触从上到下更加广泛了。遍布全国的票号分号，其丰厚的收成都离不开当地政府官员暗中协助。比如乔家大德通北京分号经理高钰和内阁学士桂春关系密切。慈禧西行连山西巡抚不不知情时，乔家大德通已在做准备接待工作了，而慈禧这么一住，给大德通、乔家带来的好处何止30万两的银子，整个晋商票号都沾了大光！平遥日升昌则和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等王爷高官来往甚密。听说袁世凯想求见李鸿章，苦于无门，最后竟然由三晋源票号掌柜出面安排，就在该票号帐房里袁拜见了李，可见晋商票号和清廷关系何等密切！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作为一个封建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绝对的权力垄断着全国的资源，攀上这样的主子不想发也由不了自己了。在商业领域，垄断一旦出现就必然伴随不公平竞争。慈禧西逃回宫后，各省上交朝廷的官银、《辛丑条约》的赔款，达官显贵的私房钱潮水般流进了晋商们的票号，仅庚子赔款一项就10亿两白银。1900年到1910年十年间列强入侵，天下大乱商业萧条，按理商家处境都十分艰难，甚至朝不保夕。但晋商票号的利润收成却达到有票号以来的极盛时期。唯一的解释便是绝对权利下的垄断暴利，这样子，晋商能不富甲天下，雄居当时十大商帮之冠吗？

　　笔者有时想，晋商之所以称之为晋商，也就是因为他们更善于利用政权为自己的商业服务，这是符合北方文化背景的特色之举。但毕竟商业的发展有其经济学的规律，政权并不能注定经济规律按它的意志运行，违背了规律，再大的辉煌也要“无可奈何花落去”。回顾500年晋商从来只在贩运上做文章，被称为“国际倒爷”的鼻祖，这种“运输式”的繁荣带动了本地消费市场的极度繁荣，太谷被称为“小北京”便是这种繁荣的真实写照。但这种繁荣对当地生产方式的转变和生产力的提升没有产生多大作用，农业、工业依然单一而落后，这种没有一、二产业的发展为基础的商业繁荣，被称为“悬空式”的繁荣，有悖于经济规律，是一种畸性的经济形态。从这个意义上看浙商、广东商，虽没有晋商的暴利，却走得很稳健，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稳步进入近代工业，组建银行业。这时的晋商已从根本上输了，连最后唯一所拥有的雄厚的资本优势也在封闲、保守的迟钝中贻误时机，流失殆尽。有人说对封建政权的过分依赖，造成了晋商与封建王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败局。这话不无道理，就如老抱着救生圈总也学不会游泳，老爬在母鹰背上的小鹰永远也不能自己翱翔于天空一样。

　　从历史回到今天的山西，似乎我们还没能走出林语堂先生猜想所蕴含的深义。当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时，冲锋在前的市场弄潮儿不再是山西商人了，当浙江人将生意做遍整个地球，在好多专业市场领跑和掌控整个世界的时候，山西人才发现离了拐仗自己还不曾怎么会走路，更不要说象浙商那样领跑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山西盛名于外的是挖煤倒煤的煤老板，似乎是“国际倒爷”的遗风犹存，山西人想方设法偷机钻营从政府官员手里获取采矿权，至今也难以根除的盘根错节利益牵扯下的官煤勾结，这似乎和明清的官商勾结如出一辙。而曾经辉煌一时销售遍及全国29个省市的海棠洗衣机厂的破产至今发人深思！自我反思和南北对比之下，一个问题，一个根本问题凸显了：浙江人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成绩归功于有一个好的政治环境，浙江的官员顺应民意，一开始就“摸着石头”冒着风险图谋发展了。结果浙江成了全国改革开放的实验田，成了全国学习的楷模。而在号称“政治大省”的山西，为何步履缓慢？2007年，本届政府提出了“转变作风，狠抓落实”，作为年度目标和今后长期的任务来抓，实可谓切中要害！省委书记张宝顺、省长于幼军多次强调要从根本上制止“官本位”思想，《山西日报》最近也发表评论：要彻底摈弃一切官场“潜规则”，这是山西的顽疾！但愿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顽梗千年的权力情结、官本位思想能开始冰裂。则林语堂的猜想也就成为历史了，山西发展的步履也就轻快了！那样，谁又能断言：时代的晋商不能创造新的辉煌呢！

　　四

　　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信仰的功利性是造成晋商商业行为在健康状态不能长久运行的根本原因，而信仰的缺失则直接导致晋商后代道德沦丧，奢华堕落最终丧失了祖先基业。与犹太商人相比，晋商的大起大落都可以在信仰文化里找到问题的答案。

　　读了梁小民先生《太谷灯下的悲剧―――晋商后人的堕落》一文，心底有一种深深的感伤。与他们的祖辈肩挑背扛，千里奔波艰苦创业的精神相比，令人伤感的反差真值得我们这晋商的后代好好深思了。

　　前不久，听朋友说起晋南某大型私营企业年轻的掌门人，新晋商排行榜名列前茅，身价几十亿(人民币)的某老总出出进进都是三辆一模一样的的“大奔驰”，其派头颇引人注目。笔者想，也许是出于安全考虑吧。但和世界五百强前茅的沃尔玛集团总裁去北京出差住三星级宾馆坐一般的公务车相比还是让人觉得难以理解，沃尔玛总裁的身价应在四百亿美金之上了，何故如此“抠门”？汪中求先生的《细节决定成败》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沃尔玛超市取胜的秘诀就是一分一厘的成本节约。笔者忽然想到莫非山姆.沃尔顿先生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做生意从来都是一分一厘地扣着算的。犹太商人把生意做遍了整个地球。总共不到世界人口1%的这个民族，却掌握着世界经济的命脉。正所谓：世界上的钱大多装在美国人的口袋里，而美国人的钱大都装在犹太人的口袋里。但是即使如此富有的犹太人，近两千年的商业经营从来不曾衰落，更主要的，犹太人的子孙后代从来没有出现过晋商后代那样子群体性的堕落，堕落到了让人难以相信的地步！

　　张正明教授在其所著的《明清晋商及民风》一书中专门就明清晋商与犹太商人作了比较研究。从中看出犹太商人和晋商有好多相似之处，如重信守约、慎重交往、掌握多种语言以及各自的文化之于商业的作用。既如此，晋商为何只在短短五百年之后出现了如此大的反差呢？这个问题还要从文化的角度去解读，中华文化和犹太文化确实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有一点却有着本质的差异，这就是信仰文化：犹太人对上帝的信仰是骨子里的，是让上帝在主观意识里占主导的，是完全以上帝的教导来生活的，是可以为信仰付出生命的代价的；而中国人拜神是出于一种功利性的目的，是一种近乎等价交换以求双赢的商业行为。犹太人从来只敬拜一位上帝，而且坚信只有他们信的才是独一真神；中国人是多神论、泛神论，只要是有利于自己都可拜，据统计，中国各民族信的神加起来差不多近四万个之多。那么这种信仰文化的差异之于商业行为究竟有什么作用呢？

　　比如说诚信。犹太人的诚信是基于一种信仰，是对上帝负责，是履行和上帝基于信仰的约，守信必蒙赐福，违约必遭罚，在这样的信仰文化里，犹太人民族几乎人人都是“一诺千金”的布季，这是世界公认的；而中国人讲诚信是基于一种文化，只需对自己(顶多是组织)负责，从功利出发，只是为更好地吸引顾客维持自己的生意持久，在这样的文化里，“一诺千金”的布季，只是一个群体努力效法楷模，是个特例。这样，中国人敬奉“关公”只是为了用关公忠义来约束伙计或掌柜的败德行为，从而保证商业的成功。而犹太人为了捍卫他们神圣的信仰付出了许多生命的代价，金钱在信仰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

　　“关公”的忠义诚信在五百年晋商发展史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晋商信仰的功利性，当功利之目的达到了甚至形势好得让东家想也没想到时，这种文化的约束力不经意间被忽略了，当各门店的“关公”越来越成为一种摆设时，各种败德行为就日渐显露了：掺假、刁蛮顾客、私分、贪污、内部人控制、欺瞒东家……经商业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这是晋商后期衰落前的普遍现象。就如当今学生考大学。如果你的目标是考大学，则十年寒窗苦读煞是用功，而一旦考上大学如愿了，那股劲头也劲减，于是通过上网、读恋爱来消磨时光。错在你的目标是考大学，而不是象富兰克林，他穷其大半生精力是为了揭开“雷电之谜”。一个是探索真理，一个是求取功名。

　　奠定西方社会基础的法理精神和契约精神也是从犹太人继承过来的。旧约《圣经》中上帝先后与亚当、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大卫、所罗门立约，这是犹太人更是犹太商人契约精神的源起，所以，犹太商人一旦和谁定了契约，即便赔个倾家荡产他肯定地履约，因为在犹太商人那边，他首先是已和上帝有约，违背对方就是违背上帝。而旧约《圣经》出埃记中记载上帝将律法写在两块石板上令摩西传于以色列人世代遵行便是犹太人法理精神的起源，这也是西方法制观念的源头。犹太商人正是凭着法制和契约(现在的制度和合同)在和全世界各族人民做生意，无往不胜，犹太商人可以用所有种族的人为他们服务，而晋商只用本乡当地人，其根源是：晋商所制定的一系列制度的基础是人治，这是基于儒家文化而产生的。必须是“知根知底”，这样晋商用人具有明显的地域限制，“得三晋英才而经商”，而犹太商人可以立于完善的制度“得天下英才而经商”。人才优势在经商中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了。

　　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教授一句话很有意思：“相信永恒的西方人敬畏上帝，只注重今生的中国人惟恐得罪宝座上的皇帝”。这句话最明显地让人看到晋商信仰功利性的根本原因是“只注重今生”，似乎也让我们看到了晋商后代奢华堕落的合理解释：今朝有酒今朝醉，管他三七二十一。让我们再回到犹太人。近两千年的流浪，所到之处经常遭受逼迫、蹂躏、残杀，几近灭绝却都起死回生，之所以没有被同化，之所以始终象一家人，是因为无论飘到哪里，无论遭受怎样的逼迫，他们都保存着两本在他们看来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书，《圣经》(旧约)和《犹太法典》。每一个犹太小孩子在刚懂事时，大人将蜂蜜涂在《圣经》上让小孩舔，告诉他们这是上帝对你的祝福，这是美好的礼物，让孩子从小喜爱读书，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几乎所有的犹太人穷其一生都是研读这两本书。这种教育使祖祖辈辈世世代代的犹太人都敬畏上帝，遵行上帝的旨意，度完短暂的人生回到天父的怀抱！这种信仰使他们从小就憎恶、远离一切上帝所不喜悦的，竭力追求上帝所喜悦的。这种永恒的追求、永恒的价值观念融入他们的生命。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在这样力量作用下犹太商人再富裕也不至于堕落到晋商后代那样的光景。在犹太人的信仰里，挥霍和浪费都是极大地不敬畏上帝。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不难看出：信仰的缺失是晋商后代奢华堕落的根本原因。人之堕落，其业必败。所以，笔者认同梁小民先生的观点：“一个商帮只要不断地思变，外部环境再恶劣，也可以找到出路，只有自身已不再思变，不再前进时，才会‘无可奈何花落去’”。所以把晋商的衰落仅仅归因于清王朝的崩溃和辛亥革命的冲击，显然不足以说明问题的根本，这只是外因。如果说这样的外因，况怕没有那一个民族的遭遇比犹太人更糟了，但犹太商人何时衰落到一蹶不振，不再复起之绝境！

　　如果再往深处探讨，我们会发现真正的信仰对于一个民族和一个群体往往具有永恒的价值和决定性的作用。研究犹太商人若不从信仰入手，所得结论可能只停留在皮毛或完全是一种不知所云的自圆其说。正如前面所言，金钱若和信仰比起来，在犹太人看来实在算不了什么。《塔木德》使金钱服从了犹太人的安排，但这一事实存在的前提是《圣经》(旧约)使犹太人服从了上帝的安排。了解《塔木德》的人都知道，其智慧的源头来自《圣经》(旧约)。犹太人在残遭逼迫。几近灭绝的情况下，却从不抛弃传统的生活规范和信仰文化，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这并不是依赖金钱的作用，而是基于一种比自己生命更重要的信仰的力量。信仰之于商业、经济的重要性即使放在今天，仍然具有非常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的弄潮儿―――温州商人历来有“小犹太人”之美誉，有一个现象似乎经常被研究温州商人的学者所忽略。这就是，温州是中国的基督教最兴盛的地方，大大小小的教堂和聚会家庭遍布温州城乡。温州商人不管将生意做到那里，都必不可少地有一个聚会―――敬拜上帝的基督教聚会。这一现象在福建商人中也比较明显。这一信仰大约从近代鸦片战争时已开始，而经几代人已形成了地方特色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信仰文化之于商业行为的作用，从经济学家赵晓的理论探讨中可以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以理性著称的经济学家赵晓在对美国的市场经济深入考察之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需要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他发现，美国与中国的市场经济相比最大的差异在于美国有教堂，更重要的是基于基督教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市场伦理。中国也有教堂，但中国的市场经济缺乏一套成熟的市场伦理。中国的学者更多的是看到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却忽略了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前者是基于功利主义，后者则立足利他主义。正如赵晓所言：市场经济能叫人不偷懒却不能叫人不撒谎、不害人。市场博弈可以有效降低撒谎人的行为，法律武器也有利于交易行为的规范。但如果主要依靠这些，市场经济运行的成本将很高，高到甚至难以运行。这种缺乏自我约束，主要靠外部高压来运作的昂贵的市场经济与建立在基督教信仰文化基础上的基于一种自发的道德约束的低成本的西方市场经济形成鲜明的对比。市场经济源于市场伦理，市场经济成熟的动力机制取决于市场伦理，市场经济的低成本运行有赖于市场伦理，社会和谐与转型离不开市场伦理……赵晓多次指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基本上是经济改革单兵突进，而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则明显构成了中国现代转型中“最短的板”。诸多社会问题：如仇富心态；富人阶层对社会福利事业和对弱势群体的关心的轻描淡写甚至漠不关心而私下却挥金如土、大肆挥霍等等都与没有成熟的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有关，这点，现时山西富豪与明清时晋商富户相比亦相去甚远。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的剑，如果我们只注重其功利性的一面，一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忽略了利他性，这种缺乏平衡制约的市场经济必然产生许多不利其持续健康发展的因素。可喜的是：以德治国方略的大力倡导；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的逐步建立已经体现了中央决策层的远见与务实。

　　最近，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由于歌先生所著的《美国的本质》一书引起了学界尤其是网上的极大关注。书中用大量史实论述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外交政策、战争以及美国国民普遍的价值取向都是基于基督教(新教)之教旨(美国的市场经济伦理也不例外，正如赵晓所得出的结论)。这一事实基本驳倒了国内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美国以单纯经济利益扩张和外交的理论。细读《美国的本质》，深感对美国佬的愧对，而新近，笔者在读《中国人的人性》(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美国传教士阿瑟.亨德森.史密斯所著、鲁迅先生力谏的惊世之作)一书时，有一件事也颇让人感到信仰的力量：一个普通的美国在华传教士(即本书作者)的一席话让罗斯福总统当下决定将清政府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人自己的事业。一次面见让十亿两白银的命运发生根本转变的力量是不能用重利来解释的，这完全是一种信仰的力量，足见美国总统的信仰不仅限于手按《圣经》宣誓那般形式。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信仰文化之于商业、之于市场经济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再来审视明清晋商后代的堕落之现象，也就不难解读了。市场、金钱始终应该是表面的浅层的，而更深层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则是文化或是信仰。什么时候舍本逐末，都必将不能长久。明清晋商持续五百年辉煌的深层文化背景是置信、义于利之上，而晋商的衰落首先是文化的衰落，是信仰的丧失，这是根本。晋商的后代如能持守信、义至上的积极文化信念、持守胸怀天下、扶贫济困、行公义好怜悯之儒家风范则绝不至于丧失祖先基业，陷入万劫不复之绝境。立足于信仰文化，我们再来探讨另一个问题：

　　犹太人把钱视为上帝所赐的礼物时，中国的儒家文化何以把“商”列为四行之末呢？孔老夫子何以如此低看为商即谋利挣钱者呢？这里面一定也有历史文化的原因。

　　孔子曾叹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如今大道既隐，各私其私”，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大概“春秋以降，人心不古”之说也是从那时历史说起吧。但至少诸子向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上古。从诸子的许多言论中，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尧、舜、禹”时代，这个以“禅让”传为佳话，被孔子称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上古先贤时代，与后来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历史相比较，我们不能不为我们中华文化的源头感到欣慰。老子也盛赞尧、舜、禹时代是“敬天爱民”的敬虔时代，尽管他老人家留下一篇《道德经》后骑上骡子出西关不知了去向，但中国封建历史几千年中少有的几个开明盛世无不与老子有关，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王朝，这些开明盛世的君主都推崇老子，行尧、舜、禹之道。杜甫在盛赞贞观之治时有诗：“至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绕了这么远，笔者的意图只有一点：孔子并不是从骨子里小瞧“商”。只是那个人心不古的不敬虔时代，为商者“无奸不商”、“唯利是图”之风为商者蒙上了不文明色彩。但是五百年晋商却把“信、义”放在了“利”之上，行上古先民之道，把为商者演绎到儒商、义商之高度，让我们再次目睹了尧、舜、禹故里后人不俗的风采。大道之于君王则开辟盛世万民得福，大道于商则繁荣一方富裕一方百姓。

　　晋商虽然衰落了，但其兴盛时，他们中的精英勤奋好学，胸怀天下，忧国忧民，扶贫济困的优秀品格，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在一切向“钱”看，唯利是图的时代，依然是新晋商努力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