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兴起于北宋知识分子的自觉，知识分子自觉人的庄严与对社会文化的使命，以上续民族慧命、重振“内圣外王”之学为己任，外辟佛老而建立起民族的真正文化。他们讲明心性与天道，使人生理想有个深远的源头；主静主敬，以收敛翕聚生命而有力外抗物欲；注重道德修养，作为人群的表率和模范；四处讲学，鼓舞民族生命；建立“家规”“乡约”“学规”等，使中国人小而日常生活，大而进德修业，都有宗旨和途径可循。他们努力的结果，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正统思想，“良心”“天理”超越法律习俗成为人心的主宰，伦理纲常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中心力量。他们的工作确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工作，理想极崇高，成果也极伟大。如果说，北宋以后的中国社会是以新儒学为思想基础的社会，一点也不过分。

    新儒学的人物也极精彩动人。有光风霁月的周濂溪，有隐逸深远的邵尧夫，有物来顺应的程明道，有严毅不苟的程伊川，有民胞物与的张横渠，有博大精深的朱晦翁，有专提本心的陆象山，有自然自得的陈白沙，有功德不朽的王阳明。他们无不尽自己的性情，成就一种典型，使后人每一思之，振奋不已。今人很难想象，中国历史上没有这些人物，会失去多少光彩。即令次要的人物，如赤手搏鲸的王门弟子，冷风热血的东林君子，也莫不独立特行，他们虽近狂近侠，但皆有气概，为中国历史添了不少声光。如果产生怎样的人物是评论一派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则新儒学人物之盛，品质之高，真可算是中国文化的最佳结晶。

    当然，新儒学也不是没有缺失，笔者认为，第一失之于隘，第二失之于迂。

    新儒学者专宗孔孟，抵斥佛老，然而在修养方法上得之于禅佛不少，在形而上学上得之于道家也多，新儒学者阴纳而阳攻之，在争法席、免流弊上，或有不得不然之势，然在态度上大可光明磊落，在学理上深入研究后，明指其失。可是新儒学者攻击禅佛，只及皮相，反倒自己在“某人是禅”下纠缠不已，尤其不该墨守孔孟，把荀子与先秦诸子一概摒弃在外，这样自隘自限的结果，使新儒学纯净似乎纯净了，但吸收异学以滋养加厚变为不可能。这与中华文化素有的包容力大的特质相违背，也忘了先秦诸子也是“六经之支与流裔”。而程朱一派的末学尤甚，连文学、艺术、音乐等也排斥，生命得不到滋润，此思想观念得不到扩充更易僵化。

    狭隘的结果是故步自封，迂阔的结果则是忽略实际、不通人情。这点正是清儒颜元、戴东原等人指责新儒学的地方。虽然新儒学者旨在提升民族生命，建立民族文化，不能以照顾现实社会人生为满足，但学术思想过分重理想，忽略现实社会人生，终是弊病。有人问程颐：“学者志于大何如？”他答：“志无大小，且莫说道将第一等让于别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说，便是自弃。”这样自励勉人没有错，错在程朱末流把人的最高理想和成就，强求于人人，忽略人人气质有异，环境有别，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因此，必导致苛责贤者，使天下无好人，君子无完行；导致有权有势的人“以理杀人”，无真学问的人作伪自饰。其实，成圣成贤固然是人的最高理想，但社会上惇一行、守一节的人，也有他的地位，甚至于守一业、敏一事的人也该受到敬重，如此整个世界才宽平起来，人人才得以自立自守。新儒学者泥古太甚，把现实看得太简单，也是迂阔的表现，像张载说：“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笞一人而定。”便是很好的例子。

    如今，若反省1000年来新儒学的发展历史，会觉得当初北宋诸子对民族文化的使命感与人的庄严的自觉，仍然在今日有极重大的意义。今天，我们要建立民主政治，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如果没有人的庄严的觉悟，自觉与周围的人痛痒相关，民主政治很难脱出庸俗、物欲、盲从的陷阱。如果没有民族文化作基础，则随科技而来的种种弊害也必弄得人人无法生存。做一个知识分子，尤其不可忽略宋明新儒学者重道德心的自觉，从而化解个人生命中非理性与反理性的成分，以仁心覆育群伦的努力，这样的知识分子，不论从事哪门哪业，都将是民族文化复兴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