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荀子文化 打造人文平台

----第二届中国（山西·安泽）荀子文化高层论坛发言摘要

    2007年10月13日至10月14日，第二届中国（山西·安泽）荀子文化高层论坛在荀子故里——山西省安泽县举行。这是继去年首届中国（山西·安泽）荀子文化高层论坛后荀学研究的又一次盛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西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山东社科院、山西社科院等全国20多所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荀子思想的当代价值”这一主题展开广泛、热烈、深入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作为先秦时期百家争鸣集大成者和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荀子思想在当代社会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深远的影响，尤其在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仍能从荀子思想中找到理论依据以指导我们的实践。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我们总结几千年来人类制度的发展，会看到一个奇怪的逻辑悖反现象。一般来说，信奉性善论的国度，它的制度安排逐渐走向性善的反面，这个概率比较大；而信奉性恶论的国度、民族、地区，不能说它避免专制，但从概率上来讲，它走向民主、走向宪制、走向法制的概率要大于前者。在中国古代春秋战国璀璨如星的思想群落当中，我觉得最接近同时代古希腊、古罗马思想的政治思想家恰恰就是荀子。荀子在当时敢于正面批驳孔子，尤其是对孟子的性善论，直截了当地指出其荒谬，提出他的很多看法，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一个思想史事件，直到现在也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他提出了“人之初，性本恶”，他来解释文明的起源实际上是“化性为伪”，即文明是一个人工努力的过程。这个解释在当时春秋战国思想家当中可以说是独辟蹊径。如果按照这个思想发展下去的话，那么自然而然就会推导出西方的原罪论，并以此推导出霍布斯所说的“权力要对权力牵制”。正是因为掌握权力的人都是有性恶成分的，才会推导出制度性的安排，而不是道德性的说教。那么在荀子的这两大思想成果当中，我觉得是可以找到在21世纪的中国怎么落实法制，怎么走出民主这些思想之源的。在荀子两千多年前的论述当中，我们可以找到文艺复兴时期马可雅维里的思想因子，可以找到17世纪英国革命前夕霍布斯的一些思想因子，而这两个大思想家对后来西方民主制度的出现所起的作用是了不起的，是里程碑式的人物。在中国，类似的人物有没有呢？把马可雅维里和霍布斯合二为一的话，我觉得最接近的人就是荀子。

    周桂钿（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春秋战国时代有两个治国方向的争论：一是以德治国，一是以法治国。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荀子提出“隆礼重法”，实际上是把礼和法两个重要方面综合起来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基本上走的是这条路线，事实上，是荀子为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意识形态确立了一个标准。

    在汉代的时候应该说荀子的地位比孟子高，因为汉代的思想家提到这两个人时说“荀孟”，荀子比孟子晚100多年，但是并提时把荀子放在前面，说明在此时荀子的地位比较高。到了唐代，韩愈只提孟子而不提荀子，宋代则把孟子提到亚圣地位。因为孟子讲人性善，荀子说人性恶，观点跟孟子相反，所以荀子常受批评。苏东坡就专门写了一篇《荀卿论》，批评荀子的性恶论。但是，西方的观念基本上认为人性是恶的，所以用法制比较合理。荀子的观点就为以法制治国提供了一个理论根据，这应该说是很高明的。荀子所指的恶是说最后的结果不好，并不是说人一出生下来尽想干坏事，这个性恶是说人的本性必须有制约。西方讲没有制约的任何权力都会腐败，我认为这正是荀子的思想。所以说荀子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从秦汉时代到清代这2000多年中起的作用是比较大的，影响是比较深的。如果有较多生活经验的人读荀子的文章，可能会发现现代社会的不足之处荀子都说过了，我们现在的一些成就荀子也谈到过。他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所以，我认为对荀子的定位应该定在他是百家争鸣的总结者或集大成者。

    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我们继承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如果单单从伦理方面或个人修养方面来说，可以吸取不少的东西，但是要使中国传统思想在制度安排上适应中国建设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它的不足之处就会显现出来。在这种意义上，很多人认识到把传统儒学仅仅归结为孔孟之道，那问题就会比较多。实际上，中国的传统思想是非常丰富的。比如我们现在凸显荀子思想，那我们就可能把中国的传统思想与中国的现代化任务，尤其是要达到一个民主和法制国家的思想结合在一起，从中吸取一些资源，而不至于仅限在孔孟之道中。

    如果要建立一个法制国家，就会有一个假设，就是荀子所提出的人性恶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举办荀子文化节就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荀子思想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对接机会。我们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法制社会似乎总要从西方传统来寻找资源，这一点上大家认为是有问题的。因为中国历史非常悠久，文化非常丰富。如果建设现代化国家，我们的文化资源没有可以利用的东西，如果全盘从西方找东西的话，一定是非常尴尬的。这个时候，我们把荀子思想凸显出来，不局限于孔孟之道，就能够完成一个很好的任务，证明我们建设现代化这个当代的任务与传统文化没有中断。

    曹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我觉得当我们讨论性善还是性恶的时候，我们是在做一个价值判断，也就是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同时我们也在做一个道德判断，他的人性应该是什么，不应该是什么。但是我们发现，在谈性善、性恶的时候，可能混淆了两个层次：第一，人性事实上是什么，也就是说，人性事实上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第二，荀子以为人性事实上是利己的，但是他不认为人性应该是恶的、利己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荀子也是主张性善的。

    和谐社会最主要的伦理基础是什么？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道理是什么？现在一般意义上特别强调现代社会是一个契约社会，人跟人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互利互惠关系，人民跟国家的关系也是一种契约关系，这种契约的力量太大了，乃至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夫妻也变成了一种契约，甚至父子也要签订一种契约。这使我想到了荀子说“人之性不能不群，群而不分则乱，乱则争，争则穷已”。当然，我是在从哲学的角度来做一个演绎。为什么说“群而不分则乱”呢？这个分，分在哪里呢？和谐社会的伦理基础要有边界，如果我们把契约这样一种人和人之间的利益经济关系扩展到公共领域、扩展到我们家庭里面的话，它是会有争的，它是会有乱的。

    邓宝剑（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教授）：在当代，我们除了在不断争取民主、法制之外，是不是还应该返回到内心，不断激活我们的道德生命呢？这个正是儒家学说的当代价值。荀子说：“涂之人可以为禹”，孟子说：“人皆可为尧舜”，这是完全相通的。孟子和荀子的意思是说，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一种道德的修身，去达到像尧、舜、禹那样的道德境界。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荀子文化、儒家文化在当代就有其特殊价值。我们可以在追求自己应当得到的权利的同时，不断反省自己的道德，不断激活自己的道德生命，这样才能和中国的文化传统真正地契合起来。

    宫长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荀子文化的内涵主要是荀子思想或荀子学说，外延应包括荀子的生平事迹、影响以及各地留下的遗迹等等，还包括我们今天在这里的研究和探讨。荀子文化本身是儒家文化或者说是赵文化，荀子在先秦诸子或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应该是很明确的，他是诸子百家集大成者。为什么荀子就是集大成者呢？这有他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荀子是赵国人，赵文化对荀子应有影响。赵文化有三种精神取向：1.赵文化具有进取精神；2.赵文化具有开放精神；3.赵文化具有包容精神。荀子强调隆礼重法，这一点正好和赵文化相吻合。今天我们强调荀子文化、荀子精神，就要结合赵文化精神来讲，怎么发扬、进取、开放、包容，怎样构建和谐社会、开发地方经济。

    张进（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儒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我们把荀子看作一个唯物主义者，他的天命观是“天理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人们普遍认为荀子所说的“天”是大自然、规律的意思。但是，我觉得荀子遵循的是儒家的传统，特别是礼，在他认识的“天”中，与礼乐文化是密切相关的。从哲学意义上理解的儒家文化，根本上来讲是一种为人之道、做人的学问，或者说是一种伦理学说或道德学说。荀子讲了那么多，写了那么多著作，他的目的仍然是改变人性，使人向善，做一个圣贤，起到教化的作用。他有“化性起伪”的思想，也有“神道慑教”的主张，“神道”是上帝、祖先，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祖先崇拜，好像荀子不信神，又希望用神来吓唬人，但事实上我们换一种思路重读荀子著作，会发现荀子同样对天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有人说，中国文化是一种神传文化，荀子讲“天行有常”，“常”是规律，古人的“规”是由圣人制定的，能通天的才是圣人，与早期的宗教是分不开的。我们不能否认中国儒学有一定的人文倾向，但从主流来看有很多宗教精神融在里面，了解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扬弃儒家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特别是优秀的民族文化，它都具有欣赏的价值，还有一种市场传播的潜力，所以儒家文化应该走向市场，在欣赏与被接受的过程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同样，通过走向市场，能够吸收更多的资金投入，对它的整理和发掘工作提供更好支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宣传荀子文化、儒家文化，也是弘扬传统文化的一个途径。要寻求荀子文化与市场的结合点，打造一个科技含量较高的文化产品。举办文化节，光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不够的，荀子文化本身就是发展文化产业的资本，本身就是有价值的，要打造文化产品品牌，走向大众，要加强研究，要有新观点、新思路。安泽县在器物方面的资源没有明显优势，但在荀子思想、荀子文化方面却大有可为，可以让荀子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得以延续，成为安泽、临汾、山西乃至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亮点。

    郭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西学最重要的思想就是“五四”时期很响亮的民主和科学，而荀子思想中就具有丰富的科学和民主因素，对我们现代生活很有指导意义。当然，我们现在要建立的民主和科学跟西方是不一样的，要超越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发展我们自己的民主和科学，从荀子思想中挖掘资源是很重要的。

    许鹏（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在弘扬荀子文化过程中应该注意这样几个关系：一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荀子文化是一种精神遗产，它和物质遗产有着同样的重要性，但是对于继承和保护要遵循不同的规律。二是正确处理好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等其他方面建设的关系，既不要把它们对立起来，又不要完全等同起来。文化建设有其相对独立性，不应放在其他建设之外，它们是并行不悖的。三是应该处理好政府主导和民间参与之间的关系，如果要把荀子文化节长期办下去，恐怕不仅仅是政府努力的问题了，一定要使民间各种力量参与进来。最后还要注意本地与外部的关系，这种文化建设的意义绝不仅限于安泽县，这个工作做好了，它会影响全市、全省、全国，甚至可以走向世界。

    王楷（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关于荀子学派的归属争论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也因此，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方面讨论儒学发展史，荀子无疑是一个绕不开的思想重阵；另一方面，荀子本人的某些独特理论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成了儒学内部的一个家仇，比如说性恶论。尤其在宋明理学看来，这是一个事关道德的原则性问题，以至于荀子的儒家身份也成了疑问。荀子身处战国末期，他所处的这个时代使荀子能够对儒家本身以及儒家之外的各种学派进行整体性的反思和总结，并且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做出一个独特的回应，也就是说早期儒学以及整个诸子百家学说共同构成了荀子学说之所以发生、发展的思想背景和资源。荀子学说中无疑吸收了很多其他学派的因素，然而因此就把荀子视同为像《吕氏春秋》或者《淮南子》那样的杂家的话，显然是对荀子本人高度的精神反思能力与批判精神的一种无视。我认为，荀子精神追求的一个主旨，是在孔子之后重建儒家的正统。

荀子简介

    荀子姓荀、名况、字卿，世称荀况、荀卿或孙卿(古代荀、孙二字同音)。生卒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13年至公元前238年，是我国战国末期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赵国（今山西安泽县）人。在霍岳山脉进入安泽地界的路旁立有石碑，上刻“荀子故里”。荀子就是在沁水河畔长到了15岁，而后东出太行，横穿中原，来到齐国，在齐宣王时的稷下学宫，他“三为祭酒、最为老师”，以卓越的鉴别能力对儒、道、墨、兵、法等诸子百家思想既批判又继承，创立了稷下学派，成为史学界公认的集诸子百家之大成者。许多读书人都是从教科书上认识荀子的，是在他那篇《劝学》的劝勉下不断成长进步的。“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是学习的道理，也是做人和做事的道理。荀子生活的年代是战国末年七雄并峙局面即将结束、封建的大一统即将形成的时期，他所著《荀子》32篇，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哲学思想、政治理想、治学方法、立身处世之道、学术论辩等方面。《劝学》、《天论》、《解蔽》、《非十二子》和《王制》、《议兵》诸篇都具有代表性。他在我国古代哲学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的思想对我国两汉时期的哲学、学术思想发展有很大影响，对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也起过积极作用。他还以其“法治”精神和礼法并用的思想，开启了法家之门。他的两个优秀的学生韩非子和李斯，就是我国古代法家的主要代表。他同时还是一位富有创造精神的散文家。他的散文在战国诸子中是成就最高的，说理周密而又讲究文采，两千多年以来的政论文和学术论文都继承了这个优良的传统。他的赋篇开汉赋的先声，他的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较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