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问题与儒学当代创新”杭州论坛，群儒舌战 

追问一：何为儒学创新？

“知足常乐”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精华，怎么叫“足”？生存欲望上的“足”如何规定？吃喝玩乐而无损他人是不是就应该被轻视？人的创造性追求有没有“足”的问题？

讲究“述而不作”的儒学是否有创新的必要？学者们一致认为，创新是思想的常态，儒学的发展过程正是不断创新的过程。而在如何理解创新的内涵与方法的问题上，不同学者之间既有明确的共识，也存在深刻的分歧。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主任周桂钿教授认为，创新是由碰撞产生的思想火花，这碰撞既有思想与实践的碰撞，也有儒学与其他思想的碰撞。他特别强调了思想与实践的关系，在他看来，儒学现代化的问题不是这个时代的问题，而是中国儒学发展史的基本问题。

最无益的态度，就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古代典籍，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很多精华变成了糟粕，相反，不少原来被认为过时的东西却能化腐朽为神奇。所以创新的关键在于认清时代的要求，使儒学发展和时代变革紧密结合在一起。

省儒学学会吴光教授认为，当今世界文化交流日益深化，价值观念的趋同化正在发展之中，类似“自由”、“民主”、“法制”很难再说只是西方观念，同理，“仁爱”、“民本”、“中庸”等观念也已从中国走向世界。这也正是儒学发展和创新的基本状态，事实上，谭嗣同、康有为、马一浮等人的儒学都是古今中外兼收并蓄，而并非固守儒家传统教义。今天儒学创新的基本方向，应是以民主仁爱为本，以科技法制为用，从道德仁学走向民主仁学。如果离开仁爱思想，以德治人，儒学也就不是儒学；如果不引入民主思想，也就不成其为新儒学。

吴炫教授认为，以往中国儒学研究的根本盲视，是把注意力放在辨识古代思想的精华与糟粕上，而忘记了儒学是一个整体，要保持其内在活力，使其获得当代价值，必须对那些最基本、最核心的思想观念进行改造，这不仅是要扬弃其糟粕，而且是要改造其精华。比方说“知足常乐”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但对此观念可以进行一系列的追问，比方说怎么就叫“足”？生存欲望上的“足”如何规定？吃喝玩乐而无损他人是不是就应该被轻视？人的创造性追求有没有“足”的问题？

进行这类追问，不是要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而是使已有的文化观念重新成为问题，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创造性的回答。吴炫教授认为，传统文化要实现现代化，必须经过“个体独立”、“生命意识”、“创造力”的三重过滤，这不是简单的挑选，而是以古代思想观念为材料，致力于文化的个体化创造。这种个体不是以己之所欲去“齐天下”，而是以自身影响世界，宋代的苏轼、今天的黄永玉就是这类独立个体的典型。所以我们首要的问题不是哪些传统观念在当代社会仍有价值，而是当代中国人何以能恢复活力，以一种放松、健康而又富于创造性的生活，对世界文化产生影响。

追问二：儒学何以获得当代价值？

推广儒家式人格教育；为民众讲授生死学、爱情学等课程；以儒家生死观帮助现代人排遣心灵焦虑，改善人际关系。

儒学如何真正进入现代生活，自始至终都是与会专家最感兴趣的问题。

就此问题，台湾籍学者龚鹏程教授的看法引发了与会者浓厚的兴趣。他的演讲题目为“生活儒学的面向”，这是他多年来从事儒学理论与实践工作的总思路。他反对儒学研究者一味在概念上做文章，把理论体系越做越精密，却忽略了儒学实践，忽略了儒学对当代生活的现实承担。他本人及台湾学者一直在做相当具体的工作，如建立健全社区大学体系，推广儒家式人格教育；为民众讲授生死学、爱情学等课程，以儒家生死观帮助现代人排遣心灵焦虑，以儒家仁爱观、家庭观促进现代人际关系质量的改善；挖掘儒家思想中文化美学的资源，指导民众在具体的文化生活中营造美感等等。这些工作既顺应了大众的需求，也是儒学实现其“济世”、“致用”宗旨的重要途径。

苏州大学蒋国保教授是研究现代新儒家思想的专家，但是与罗义俊研究员对现代新儒家高度肯定的态度不同，在他看来，新儒家有过分精致化、贵族化的弊病。新儒家的初衷本是重建儒学与社会的关联，但结果却背道而驰。儒学的现代化就是要发挥儒学在现代社会的作用，离开了民众的认同绝无可能。所以主要的工作是把儒学化为群众的情感认同，而不只是高深的道理。儒学要告别贵族化，走向世俗化。但是世俗化并不等于庸俗化，后者是迎合世俗欲望的无限膨胀，前者则是对正面的世俗价值的承认。

另一些学者着力于对儒学思想中某些仍有生命力的观念进行创造性阐发。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来教授从一个具体问题即“价值的多元普遍性问题”入手，展示了儒学传统观念的现代意义。他指出，现代世界的文化逻辑一直处于“普遍性”与“地方性”不可调和的矛盾中，而儒学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观念，即“多元普遍性”。多元普遍性是指多元并存的状态并不意味着特殊性、地方性，它本身正是普遍性的表现方式。在我们为普世化是否就是西方化而苦恼之时，应该记起中国儒学中“理一分殊”、“和而不同”的智慧。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以及其他文化的关系，不是争夺作为普世文化的地位，而应该是在良性互动中形成一种“承认的文化”。

追问三：儒学成了包治百病的良药？

今天的学者对儒学有种种不满，这是创新的原动力；但是在表达这种不满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这种不满是什么。

儒学讨论往往会面临一种矛盾：一方面，儒学是思想体系的构建，需要知识学的深入考察；另一方面，由于儒学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中国文化，所以有关儒学前景的探讨往往会被直接引向对文化问题的宏观探讨，以至于不能向某一核心的理论问题集中。参与本次论坛的学者对此状况有着高度自觉。

吉林大学法学院邓正来教授认为，我们今天讨论儒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知识社会学的考察，否则既容易使讨论陷入空谈，也很难把握住知识的增量点。他肯定了吴炫教授有关现代个体独立的看法，认为这与古希腊伊壁鸠鲁学派的思想创造有些接近，后者在“公民”身份之外，以对日常生活（包括“吃喝玩乐”）的关注开出“个人”概念，这就是知识的增量。今天的学者对儒学有种种不满，这是创新的原动力；但是在表达这种不满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这种不满是什么，要结合特定的知识背景和理论框架谈问题，而不能像是在讨论“超时空”的观念，否则一是不容易谈深入，甚至有可能走入理论的误区；二是容易把现实生活的所有问题都笼统地推给儒学，结果使儒学成为包治百病的良药了。儒学并不能够救世，研究儒学的学者首先是要做好知识学的工作，一是问知识的来龙去脉如何，二是问知识的增量点在哪里。

当知识学的维度凸现出来时，学者们的探讨越来越深入，一些学理化的交锋与碰撞不断出现。陈家琪教授认为，把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放在一起讨论的确是种很好的做法，它有助于我们认清这一状况：当学者们研究西方思想时，他始终脱离不了对中国问题的关切；反之，当学者们研究中国问题时，他也应该主动从西学中求取有益的借鉴。比方西方解释学，就是我们探讨经典问题时重要的理论工具，而道德的依据等问题，也正是在西学中才被充分强调。从西学中求取恰当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支持，应该成为当代儒学学者进行创新性思考时的自觉意识。

但是，董平教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哲学思维有自己的路线，并不一定要按照西方模式去思考。比方道德起源问题，传统儒学是以天道为道德之源，这与康德所说的良知律令、黑格尔所说的社群道德都不一样。我们现在要思考的，只是古代自成一体的思维模式究竟能在今天的哲学思考中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本报通讯员 王晓华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