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天津，西临五河下梢，东靠渤海湾，是北方的重要出海口，历来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元代北京建都以后，天津作为首都的门户，其军事地位更加突出。因此到了明朝永乐二年（1404年）在天津正式设“卫”建城，以后又设“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据记载当时天津戍守的军人足额计算有16800多人，加上家属及随军移居的人口，其数量已经不在少数。这些军人户籍人口首先面临的就是子女的教育问题。 《天津卫志》记载了当时天津的这种社会状况：“盖天津近东海，故荒石芦荻处，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风俗不甚统一，心性少淳朴。官不读书，皆武流，且万灶沿河而居，日以戈矛弓矢为事，兵马倥偬之际，而欲其和辑小民，不亦难乎！既不读书，争相骄侈为高，日则事游猎，从歌舞，俱在绮缛纨绔之间，而欲其道德揖让, 不易难乎！”这种“日以戈矛弓矢为事”，“事游猎，从歌舞”，“争相骄侈为高”的社会现实，正是天津建卫之初，民不识字，“官不读书”的写照。 为了满足天津居民的文化生活，尤其是对教育的迫切需要，在建卫31年后的正统元年（1436年），提学御史程富首先提本上奏，要求设立天津地方学校——卫学。这一奏议得到天津左卫指挥使朱胜的支持，并将自己的一处住宅捐出，作为卫学校址，地点就在今南开区东门里（现在的文庙内）。据《重修天津府志》记载：“天津三卫前未有学，正统纪元，圣天子嗣位之初，以武臣子弟，皆将继其祖父之职业以效用于时，不可不素养而预教之，乃命天下凡武卫悉建武学而立之师，选武官与军事子弟之俊秀者充弟子员，于是天津及左右卫始有学。”这里所说的学校，是在明政府统一政令下，为满足三卫武臣和军事子弟的需要所设的。从此，天津开始了官办儒学的发展历史。 由于天津当地有重武轻文的社会传统，所以卫学开学以后，学子一时难脱粗野习气，教学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天津卫志》记载，“诸生率初就学，倥侗悍厉之气固自若也”。经过首任训导李赐、首任教授田甫（均为正统元年到任）等人六七年间“列教条，正句谈，导进退”之后，才“颇蹈矩镬”，情况大有改观。据当时《明伦堂碑记》的作者目击所称：“余尝以公暇诣学，诸生于明伦堂，见其循循雅饬，进止有序，无复骄悍粗砺之气，窃喜学校教育之有益于人者，固若是哉！”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天津城里还有专门培养武生的“武学”。“武学初设西南城角楼上，万历四十年（1612年）天津道高邦佐移建城内西北隅”，即移到“武庙”内，与卫学设在“文庙”内，寓意相同。武学内除了明伦堂，还有储英、毓秀、进德、修业四斋。每三年考试骑射、策论，选拔数十人入学。教员称“科正”，一般由武举来担任。武生中文才优秀的，仍可进文学（即卫学）深造。入清后的雍正年间，才取消了武学，一并“裁归儒学”。 雍正三年（1725年），天津卫改为天津州，属河间府管辖。到了雍正九年（1731年），又改天津州为天津府。与此同时，天津卫学也相应改为天津州学和天津府学。在天津升州为府以后，在附郭设置天津县，所以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又在天津府学西侧建立了天津县学。此后，天津的官办学校，就有“府学”和“县学”两级。府学成“上庠”，县学称“下庠”，二者机构平行，不相统属，只是学额有多少之分。现在的文庙建筑有东西两套，东面规模较大，西面略小，格局相同，正是这一学制的校址遗存。 学子考试的地方称“试院”，又称“贡院”。地点在东门内以南的提督学院衙门，与文庙隔街相对。天津府学所属七县的考生都要集中在此考试，同时天津县学的考试也在这里进行。据《重修天津试院集》所述：“城东旧有试院，为学使按临税驾之所，三载内两驻于此，由来久矣。”天津府学在试院考试的时候，唱名入场多在黎明时分，由于天黑，“以致拥挤争入，反多误名”。道光年间天津王镛、华光炜创制灯牌，发给每个考生，考生按名随牌而进。后来府、县考试均用此法，人们称之为“灯牌会”。关于灯牌，清人张焘的《津门杂记》中有一段专门的介绍：“同人特立灯牌，每五十人一牌，预于点名知先齐集场前，建有罩棚数间，设有板凳茶水，静候按牌送入辕门听点。既不错误、并可避风雨，且能鱼贯而入，较为体统。用项由学校中人公出。”灯牌，可以说是清代天津科举考试的发明，用之既久，则形成为天津的一种民间社会组织。 上面引文中还提到了“罩棚”。罩棚，又称“考棚”。使天津试院的一个辅助设施。所以《天津县新志》卷24有“重修考棚碑记”，谓“碑在旧考棚二门外，凡二石，各高一尺四寸，广二尺八寸”。可惜志书中只记载篇目，至于碑记内容没有详述。据《续天津县志》等书记载，雍正九年，天津始置府，李梅宾调任天津，“以兴废为急，多有善举”。“善举”之一，就是“捐资修建考棚”。此次修建各界捐银2440两。《天津政俗沿革记》则记天津考棚修建于光绪初年，参与其事有天津绅商娄举信、李春棣、李梦吉、高凌雯等。可见，天津地方官吏和地方绅商历来有支持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优良传统。 也正因为如此，明清时期天津的官办儒学教育是很有成绩的。据史料统计，正统十二年（1447年）天津产生了第一位举人，名叫王鹓。第一位进士则是成化二年（1466年）的刘钰。截至光绪三十年（1905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天津共有进士111人，其中乾隆朝最多，有30人金榜题名。史书记载天津周人龙“一门三进士”、李光先“兄弟五子登科”、厉杜纳“一家四世累代甲科”的科场佳话，均说明了天津古代儒学的教学成就。光绪末年，随着天津近代新式学堂的大量创建，天津旧式儒学教育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保留下来的则只是一座供人游览古迹、凭吊先贤、追述天津教育文化的文庙建筑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