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洪杰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以灿烂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著称于世，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大量的考古新发现，有力的印证了在地球上作为独立起源的四大古代文明，即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中华文明中，最具生命力、凝聚力和影响力的要属我们的中华文明。这是因为其它的几种文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不是散失就是夭折了，唯有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中断，时至今日还生机勃勃，这是我们每个中国人为之自豪的。
说到古代文明，我们不能不想起中华民族的先祖们，我们中的许多人都知道，黄帝和炎帝是我们民族的远古先祖，“海内外炎黄子孙”的说法，概由此而来。我们中许多人也曾亲临陕西桥山的黄帝陵拜碣和祭祀过远古先祖黄帝，但很少有人知道5000多年前的黄帝曾亲自在黄河中游的黄河和汾河交汇处的“汾阴脽上”、“扫地为坛”祭祀母系社会的伟大先祖——后土圣母。作为远古先祖的先祖——后土圣母，当然是我们的中华始祖。
本文就这一问题作点探讨。
一 后土是母系社会的最高君王
1、 后土二字的产生和原始含义
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文明程度的产物。它不仅记录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同时也促进了文字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这个过程也正是人类自身认识和发展的过程。由远古时期的象形字发展而来的汉字，几乎每一个字都有一段精彩的故事，“后土”二字也不例外。我们的远古祖先从禽兽的印痕中得到启示发明象形字以来，逐步代替了“结绳记事”，如距今5000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已经出现了方块式文字，规划整齐，有的绘彩，分布在千里之内，说明它是在一定范围内通行的文字，作为传递社会信息或宗教意念的符号。这些文字都刻在祭器陶尊上，说明这些文字与祭司有关。事实上，祭司是为了记述历史、族谱，进行宗教活动，不仅精于雕刻、绘画，还发明了自己的文字。
龙山文化时期已出现了与甲骨文相近的陶文，它与传说中的仓颉发明文字相去不远。
今天我们能看到的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已经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作为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的甲骨文，还较多保留着远古象形字的特点，从而也较多保留了远古人类生存繁衍的信息。这些点滴信息对我们今天的现代人来说，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可贵啊！
“后”字最初的象形字，是一个女人半蹲式的产子形状， 字形如 。
《说文》云：“象人之形，从口”。王国维先生在解读甲骨文时也指出：“后从母，从 （倒子），产生之形；其从点者，则象产子之有水液也。或从后与从母同义。故以字形言，此即《说文》育之或体毓字，然卜辞假此为后字”。
这个象形字极为形象的表达了后字的主要特点，即生育孩子的母亲。这种产子形状不像现代女人在生育时多采用仰卧或半仰卧式的生产，而是半蹲式，这更说明了在远古时代所保留的某种兽类的痕迹。从而也告诉今天的人们，后字象形字的古老和原始。
“土”字也是一样，土字的象形字 女人的乳房，并有几个点，象征着乳汁，可以想象土字的原始字意，就是哺育婴儿生长，提供食物。
《释名·译天》云：“土者，吐也，吐生万物者称母”。
《说文》云：“土，地之吐生万物者也。”
《国语·鲁语下》云：“祖识地德。”
虞翻注：“地德，所以广生。”
《书·禹贡》云：“厥田惟中中。”
孔疏引郑玄注曰：“能吐生万物者曰土。”
从这样一个朴素认识出发，当看到大地上长着的植物茎叶或果实，人们可以采集食用时，土地好像有着母亲乳房的功能，自然就会想到由同一个象形字来代替，由此产生了“母”字的同义字。由此可见，“土”字和“后”字一样原始和古老。
我们从女人产子状而产生的“后”的象形字，从女人哺育婴儿的乳房和土地生长植物供人采集食用的联想而产生的“土”的象形字看，这正是完成了一个人从出生到成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关系人的自身繁衍和壮大，关系到族群的生存和发展。这个过程，正是女人的生殖器完成的，是母亲给予的，原始的人们并不能科学的解释这一现象和过程，自然就产生了对生殖器的崇拜、生殖的崇拜、生命之源的崇拜，即“母祖神”的崇拜。
在人类的成长和进化史上这个过程经历了很长时间，许多古人类学家都承认人类的历史上却曾有过一个生殖器崇拜、生殖崇拜和母祖崇拜的重要阶段。生殖崇拜是世界文化初始共同的重要表现形态之一。生殖器有两大神奇的功能：一是它能产生出活泼的生命，繁衍人类；二是它能给个体生命带来铄骨销魂的快感，使男女相互神秘地结合在一起。由此它成了人类早期最亲切、最实在的崇拜对象。在世界各民族最古老的艺术中，在各地的古老风俗中，在宗教文化中，几乎都可以找到生殖器崇拜的痕迹。
远古时期的先民们由于对生殖器崇拜、生殖崇拜和母祖崇拜，并由此造出了两个象形字，“后”和“土”字。这两个字在字形上好象毫不相干，但在含义上确有着密切地内在联系，因为这两个字都是指女性的生殖器官，是人类生育繁衍壮大必不可少的，直接构成了母祖崇拜的实质内容。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组成一个词，表达了一个与此相关的，但不完全相同的特定的含义，一个极重要的称谓。这个称谓关系到人类远古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代，即后土时代。
后土称谓，是指母系社会里生育全族的最高的“大祖母”，或本部落或部落联盟里最高、最具权威的族长，也就是母系社会里最高的女性君王。这应该是最初的、原始的后土称谓的真实含义。正如郭沫若先生在《甲骨文字研究》上册《释祖妣》中所指出的：
“后乃母权时代女性酋长之称谓。母权时代族中最高之主宰为母，而母氏最高之属德为毓（后），故以毓（后）为王母之称”。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出“后土”二字是多么的原始！是多么的古老！又隐含着多少远古先祖的秘密！我们说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的“后土”二字是记录和传递人类远古信息的“活化石”一点也不为过分，一点也不算夸张。
2、汉字是记录人类远古信息的文化宝库。
我们从上面“后土”二字解释上，就可以看出汉字的博大精深，它不仅记录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而且也满载着人类的智慧。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讲讲汉字问题，汉字经历数千年而不衰败，是人类文化史上十分罕见的现象，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十分独特的地位。
汉字的主要特点有三：
第一，汉字的持久和相对不变性
汉字又称方块字，是由象形字发展而来的。而且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下，汉字以及汉语对于时间（历史）和空间（地域）的相对不变性，远远高于迄今为止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文字。这种相对的不变性很可能是维系我们民族历经数千年而不溃散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知道欧洲的面积与我们国家的版图相近，然而，欧洲的国家比中国的省份还多，尤其是每个国家的语言不同、文字不同，国界也喻示着语言的障碍。中国则不然，尽管方言众多，但只要能识汉字，即使字音、方言的障碍也可一一迎刃而解。道理很简单，汉字是象形、会意的文字，不同于欧洲拼音文字的字随音转，而是相反，音随字转。声音的语言，因方言之异造成文字之异，日变月异，而愈益成为难以跨越的语文障碍，这是拼音文字促成人类族群分裂的大弊，而汉字则不然，字音随形，方言虽变异，只要认字，便万变不离其宗。正是因此，今天英国的普通成人读不懂600年前英国著名诗人乔叟的诗篇。英国人的英语听不懂美国人的英语。而中国的儿童，却能理会2500年前孔夫子的《论语》。这正是汉字的持久的相对不变性的结果。
也正因为如此，有人预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全人类文化趋于统一的时日必不会太久，届时必将会要求选定一种共同的语文，作为全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比较现今世界上最通行的几种语文，汉、英、西、法、俄等，其中尤以汉语和英语，一个用的人数最多，一个涵盖的地域最广，但最终值得首选的，非汉语、汉字莫属。正像我国的一位著名学者所讲的，“我们现在努力学英语，为的是将来全世界学汉语。”我认为这个讲法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坚信这个时刻一定会到来。这是汉字的第一大特点。
第二，汉字内涵的信息量大。
汉字有形，形在二维空间上展布，不像绝大多数国家的拼音文字，只是线性的延展，因此汉字的形中可以有象，象中有义。汉字有音，音为单音，每音含声，共有四声，每个字仅一个音声，且一字一词，一词一义，并常可转注、假借，不象拼音文字，一词多音、一义多声。汉字的这一大特点，将使之成为声控计算机的第一语言。
正像英国《新科技》杂志原著名主编麦克·普鲁斯先生所指出的，汉语只有四百多个音节，而英语则多达一万个以上，汉语每个音节最多有四个音素（四声），声调变化规律有序，而英语的音节声调变化则复杂的多。为此，他得出结论：
“汉语将成为声控计算机的第一语言。”并说：“我坚信，总有一天，全世界的人们将必修汉语，因为清晰可辩的具有独立音节的汉语语音最适用于声控电子计算机。”
他还预言，汉语将成为21世纪的第一语言。普鲁斯先生的论断，说明汉字、汉语，在相同信息意义下的时间占有率最低。
我国的语言专家袁晓园先生曾在联合国用五种不同文字分别印刷的同一种文献作比较说明，其中汉字文献最薄，这也说明汉字在相同信息意义下的空间占有率最少。这是汉字的第二大特点。
第三，汉字新词汇的容纳量大。
汉字得型、音、义三方的纯一集约之利，更集具象、想象、抽象于一体，从而可以全面、有效地发挥人类感官、大脑两半球的天赋潜能，既有利于人类从前人、他人接受的文化信息，又利于人类向他人传递、表达、隐含文化信息，并在此基础上，更有利于人类不断创造新的文化信息。
所以，汉字造新词的容纳量远远大于拼音的西方文字。
拼音文字制造新词的办法基本上只有增加音节，也就是增加拼写的字母数量。可以想见，用愈来愈多的字母组成的新词将在人们的接受和理解上增加了多少不便。
拼音字母只有26个，而基本汉字至少比它大一百倍。用这大于其字母一百多倍的汉字可以造出多少新的词组来，稍有一点数学知识的人都不难想见，造两个词组的能力比拼音文字大一万倍，造三字词组的能力则大一百万倍，要造四字词组的能力则更大的多了，以此推算汉字造新词汇的容纳量简直大的不可想象，是任何一种文字都不能比拟的。
由于汉字具备持久性、信息量和容纳量大的特点，被越来越多的古史学家所研究，被越来越多的文字、语言学家所看重，被越来越多的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创新者所青睐。
我们的常用汉字大约有几千个，加上古代和现代汉字大约有几万个，每个汉字及汉字体系从产生、完善、发展已经历了数千年，一路走来，携带大量信息。事实已经证明，必将继续证明，汉字是传递远古人类信息的、取之不竭的文化宝库。而“后土”二字，正是这一宝库中的“活化石”。这大概是从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中，中国始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一百多年前中国也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辽阔的大国，更有甚者，中国是迄今为止，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中，唯一具有不曾间断过的文明记录的历史大国的真正的奥妙所在。
3、后土含义的演化
随着母系社会的兴旺和衰败，父系社会的兴起既父权制的建立，后土的涵义也在不断演化，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后土君王向神的方向演化。
后土在母系社会里作为最高君王，被崇拜、被神化。首先出现的是“祖神”或“祖宗神”，即我们所说的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持续的时间最长，直到现代社会还存在着某种祖先崇拜的遗风。我们现代人清明节“扫墓”祭祖，长辈去世后，后人的焚香祭拜，就有这种意思。
后土从远古祖先崇拜，近而被神化成“地母”即，“大祖母大地”之简称，或“地母神”，或“大地之神”，或“后土皇地祇”等等。“大地之神”对我们中国人的影响非常之大，直到现在我们也常称“大地啊，母亲！”充满了对大地的赞美，对母亲的崇拜。
对大地母亲的崇拜不只是中华民族，几乎遍布世界各民族，这是因为万物生长于大地，拟之人类有母也，所以称地为母。如北欧芬兰拉甫人，中东古埃及人，皆以地母为最高尚之神。南美秘鲁人呼地曰：“姆姆巴差”，意即“母亲”。美洲印第安人采药时必以祭物献于“大祖母大地”。在号称文明优秀的安格鲁萨克逊民族亦有“大地，人的母亲”之称。如此广泛的对“母祖”即“地母”的崇拜，绝不是偶然的。这一切再次证明母系社会的后土时代，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同时也说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过一个从对母性祖先的崇拜，到对“地母之神”的崇拜，再到“人神合一”崇拜的一个历史过程。
随着母系社会的衰败，父系社会的兴起，这种崇拜也发生了变化，由母系先祖崇拜过渡到父系先祖崇拜，在我们民族发展史上较早出现的伏羲、黄帝等就是这样的大人物。同样由于对父祖的崇拜产生了对“天”的崇拜，近而把“父”、“母”，“天”、“地”，合二为一，产生了对“皇天后土”的崇拜。
《吠陀典》就明确记载：“人有二大父母，一为天父，一为地母”。
庄子·达生》云：“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
《管子·五行》云：“人道以六制，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开乎万物。”
《淮南子·精神》云：“精神者，天之有也；骨骸者，地之有也。故圣人以天为父，以地为母”。
《白虎通·爵篇》云：“主者父天地母，为天之子”，“大地为圣王之母”。
《左传·僖十五年》讲的更清楚，“晋大夫三拜嵇首曰履后土而载皇天，皇天后土，实闻君之言。”
这里大概是古文献中较早提到“皇天后土”这一概念的。皇天，例以皇祖皇考，则后土亦地母也。皇天后土实质上是祖先崇拜中“父”“母”，“天”“地”，“人”“神”合一的产物。在“地母”，“大地之神”产生后，又衍生出了掌管某一地域的“社神”，掌管幽都的“冥神”，掌管某一地方的“土地神”，“城隍神”以及“山神”、“河神”、“海神”等等，这些都可在后土“母祖神”那里找到渊源。
第二、后土君王向王后或皇后方面演化。
由于父系社会的兴起，母系社会的最高的女性君王后土逐渐失去了她的最高地位。父权社会确立之后，原来的后土也逐渐演化成王后，即对偶婚时的王后或一夫多妻制的国王的长妻。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封建帝王时代的皇后，即皇帝的长妻。由于地位的变化，她的权利也不可同日而语，由掌管天下的最高君王，演变成了男性帝王的长妻，掌管皇帝的家事。当然也有皇后掌权乃至自称为皇帝的，但那是极少数。
此时后土的原始含义几乎已不存在，君王后土的概念也渐渐地淡去，以至被人们遗忘。特别是中华民族2000多年来主流文化的儒家，对妇女的诸多的限制和歧视，更加速了人们对后土原始含义的淡忘。以至今天的许多人谈到“后土”一词时，不知为何义。
第三、后土君王向掌管土地的官职方面演化
后土的原始含义在父系社会已经有了较大变化，演化成了一种掌管土地的官称。在古文献中有较多记载：
《左传·文公十八年》载：“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敱、檮戭、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
《五礼通考》载：“此以后土为土官”。
孔疏：“共工后世子孙，为后土之官”。
《礼记·月令》载：“后土颛顼之子，曰黎民，并兼为土官”。
这些古文献上讲的后土，只是作为掌管土地的一种官的称谓，而且这种官有多人当过。这只是后土的原始含义的部分职能的演化而已。
但有的学者对此存有异议，认为“后土”作为“官称”的演化，并不存在，只是古代一种官称的转音，是古文献上文字的误写。
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丁山先生认为，“《说文》载：‘（后字的反写），司臣司事于外者，从反后’。以卜辞字例不分左右向为证，‘后’和‘司’当本一字”。“所谓后土者，若以官名言，当为司徒之误。司徒之徒，载籍相传，虽通作徒，其见金文者，则通作土”。“杜《注》：‘后土，地官。’地官，《周官》正谓之司徒。故以官名考之，知后土即司徒。”他还指出：《左传》中讲到的句龙“‘后土为社’，概谓平水土之官，生为司徒，死则为社神。”①
我认为丁山先生的见解是很有道理的。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周代的官称中有掌管土地的官，就称“司徒”，“司徒”又和“后土”的意和音有相同之处，后来成书的《左传》中有可能将“司徒”误写为“后土”。另一方面，我国较多保留远古信息的道教的著作中，从没有出现过官称的后土等，而是只以“后土皇地祇”出现，即“地母”、“后土皇母”、“后土娘娘”、“大地之神”等。后土圣母娘娘在道教中享有极高地位，是道教四御（道教中统治天界的三位天帝和一位天后）尊神之一。至于为什么四御尊神中有三位男性，一位女性的说法，很有可能隐含了远古母系社会后土君王的一妻多夫的痕迹。
二 女娲是后土的杰出代表
1、神话传说中的女娲
女娲是我国远古时期最伟大的女神，是中华之母。她同伏羲、神农氏并称华夏民族的始祖，是史传的“三皇”。无论是在我国的古代文献中，还是在民间都有大量的记载和传说，而且数千年经久不衰，代代相传，这主要是因为女娲的巨大历史功绩，她作为人类远古始祖功绩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三大功绩：
第一大功绩是“补天”。
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云：“女娲氏亦风姓，蛇身人首，有神圣之德，代宓牺立号，曰女希氏。无革造，惟作笙簧，故《易》不载，不承五运。一曰，女娲亦木德王，盖宓牺之后，已经数世，金木轮环，周而复始，特举女娲，以其功高，而充三皇，故频木王也。当其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鳖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以济冀州。于是地平天成，不改旧物。”
战国楚帛书（甲篇）云：“曰故（古）大熊包戏（伏羲），出血□（震），居于睢（脽）□。厥□，□□□女。梦梦墨墨，亡章弼弼。□每（晦）水□，风雨是於。乃取（娶）□□子之子，曰女（娲），是生子四。□是襄而，是各（格）参化法（度）。为禹为契，以司域襄，咎而步廷。乃上下朕（腾）传（转），山陵丕疏。乃上下朕（腾）传（转），山陵丕疏。乃命山川四海， （熏、阳）气百（魄、阴）气，以为其疏，以涉山陵、泷、汩、益、厉。未有日月，四神相戈（代），乃步以为岁，是惟四时：长曰青干，二曰朱四单，三曰白大橪，四曰□墨干。
千有百岁，日月生，九州丕塝（平），山陵备（侐）。四神乃作，至于覆（天盖），天旁动，扞蔽之青木、赤木、黄木、白木、墨木之精。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 □思 （保）， 奠四极，曰非九天则大（侐），则毋敢蔑天灵，帝乃为日月之行。
共攻（工）□步十日四时，□神则闰，四□毋思，百神风雨，辰 袆乱作，乃□日月，以传相□思，又霄又朝，又昼又夕。”
《淮南子·览冥训》云：“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烂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鳖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和春阳夏，杀秋约冬，枕方寝绳，阴阳之所雍沉不通者，窍理之；逆气戾物，伤民厚积者，绝止之。当此之时，□倨倨，兴眄眄，一自以为马，一自以为牛，其行蹎蹎，其视暝暝，侗然皆得其和，奠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魉不知所往。当此之时，禽兽蝮蛇无不匿其爪牙，藏其鳌毒，无有攫噬之心。”
正是由于女娲这样补天救民，辛苦劳作才使得她的功劳，上可以达到九天，下可以达到地府。显然，女娲的出现是救助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而且女娲“背方州，抱圆天”的形象酷似母亲背抱孩子的模样。
可见，女娲是以天地之母的创世形象被记载、被描写的。
第二大功绩是“造人”。
《山海经·大荒西经》云：“女娲功烈，非仅造人，又兼补天。如天地初辟摩肩盘古大神也”。又云：“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
《说文》云：“（女）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
《太平御览》卷78云：“《风俗通》曰：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絙于泥中，举以为人。”
《淮南子·说林训》云：“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
上述的引文说明，天地万物间的一切物类，均出自女娲，她是万物的化育者，人类只不过是万物中的一员，是女娲抟黄土捏的，或是“引絙于泥中，举以为人”的。这就明确告诉人们，女娲是天地万物之神母，是世界的始初创造者。有关女娲“化万物”、“七十化”“抟黄土造人”等都是生育的象征说法。人类源于黄土之说，仅见于女娲神话。说明女娲可能与黄土——黄河——黄皮肤——黄色人种，以及黄土大地的另一位化身——黄帝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女娲有可能是黄色人种的母亲。
唐代大诗人李白《上云乐》诗中咏道：
女娲戏黄土， 抟作愚下人。
散在六合间， 蒙蒙如沙尘。
女娲还不只是人的创造者，而且神也是由“女娲之肠”所化，这种讲法好像为突出女娲的肚子，或肚子里的肠子，似乎应指妇女怀孕的形象。这就更突出了女娲为了人类，为了后世子孙甘愿献出一切的伟大圣母的情怀。
第三大功绩是“置婚姻”。
女娲造人后，为了让造出来的人通过婚姻繁衍后代，便创立了人类的媒妁嫁娶婚姻制度。
《路史·后记二》云：“《风俗通》云：女娲祷神祠，祈而为女禖，因置昏（婚）姻”。又云：“以其（女娲）载禖，是以后世有国，是祀为皋（高）禖之神。”
又有传说：女娲和伏羲实行兄妹婚，生殖了人类，后来她又废黜这种婚姻制，制定婚礼，被祀为高禖之神。高禖的“高”，在古汉语中与皋通用，是古神名。祭祀之即可求及子嗣。
唐·李冗《独异志》云：“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其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谴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时人取妇执扇，象其事也。”
《礼记·月令》载：“择之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母肆掠，止狱讼。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 ，授以弓失，于高禖之前。”
从女娲、伏羲兄妹的结合，在仲春之月让男女相会，我们可以看出，女娲不但造了人类，而且还是人类的婚姻之神。女娲不仅补天、造人、置婚姻，而且还以得化人、制笙簧、创舞乐。
《淮南子·览冥训》云：“夫钳且、大丙不施绺街而以善御闻于天下，伏戏（羲）、女娲不设法度而以至德遗于后世，何则？至虚无纯一，而不□喋苛事也。”
《世本·帝系篇》（清张澍稡集补注本）云：“女娲氏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命圣氏为斑管，合日月星辰，名日充乐。既成，天下无不得理。”又云：“女娲作笙簧。笙，生也，象物贯地而生，以匏为之，其中空而受簧也”。
《帝王世纪》云：“女娲氏，风姓，承包（伏）羲制度，始作笙簧”。
《唐乐志》云：“女娲作笙，列管于匏上，纳簧其中。”
说明女娲是发明创造笙簧的人，同时也隐约指出了女娲作笙簧亦与人类的生命繁衍滋生密不可分，“象物贯地而生”。
可见处处都体现着女娲是中华始祖——后土圣母的形象。
此外还有：《抱扑子·释滞》云：“女娲地出。”
《路史·发挥一》注引《尹子·盘古篇》云：“女娲补天，射十日。”
《鲁语》：“昔少典有娇（娲）氏，生黄帝、炎帝。”
是为女娲神话之异闻。
2、母系社会里的女娲
神话传说中的女娲，可谓功勋卓著，多姿多彩。我们透过神话传说，似乎也多少看出了一点真人的影子，但毕竟年代久远，对史前的一些人物仅仅是一点推想而已。
第一，有关女娲为女皇的传说
《史记·本纪氏姓篇》：“天皇封弟□于汾水之阳，后为天子，因称女皇。”
《太平御览》卷78卷载：“《帝王世纪》云：女娲氏亦风姓，承疱牺（伏羲）制度，……一号女希，是为女皇。”
《山海经·大荒西经》郭璞注云：“女娲，古神女而帝者。”
淮南子·览冥篇》高诱注云：“女娲阴帝，佐虑戏治者也。”
《太平御览》卷78引曹植《女娲赞》云：“古之国君”。
《论衡·顺鼓篇》引董仲舒语“雨不霁，祭女娲”，并指出其意“殆谓女娲古妇人帝王者也”。
《开辟演义》云：“伏羲氏崩，群臣推女娲氏即位，号为女皇，建都于中皇之册”。
这些记载表明，远古母系社会有一个统一华夏各部落的杰出首领，这个首领就是女娲。具体说女娲是伏羲的继承人，很明显这是后世父权社会里的男子优先观念在作祟。这种观念的影响在其它一些典籍中也有表现：
《汉书人表考》卷二引《春秋世谱》云：“华胥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女娲。”
《补史记·三皇本纪》云：“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
《史记索引》云：“《系本》曰：涂山氏名女娲。是禹娶涂山氏，号女娲也。”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云：“禹娶涂山，谓之女娇（娲）。”
《史记正义》云：“帝系曰：涂山氏之子，谓之女娲，是生启。”
这也说明，在远古时期确曾有一个女娲氏的显赫部落。真实的情况大概是在远古母系社会里可能出现过一位娲皇。她在当女皇期间，致力于繁衍人口，创制了嫁娶制度，奠定了中国文明社会的基础，即将人类的性行为和生育结合起来，并作为制度予以沿袭。
第二，有关女娲名字的文献记载
《楚辞·天问》载：“登立为帝，孰道尚之？女娲有体，孰制匠之？”
屈原的问题，作为后人，很难给予确切的回答，只能是猜测和探究。不过我们可以相信屈原这里提到的女娲，不会是编造，而是当时一定有女娲传说的广泛流传，不然他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与在其后出现的有关女娲的大量神话应该是有所不同的。有关女娲名字的出现，闻一多先生有过一种解释，他在《伏羲考》□一文中说过：
“伏羲与女娲的名字，都是战国时才开始出现于记载中的……女娲见于《楚辞·天问》、《礼记·明堂位篇》、《山海经·大荒西经》，但后二者只能算汉代的典籍，虽则其中容有先秦的材料。”
以后的人们基本上都采用了这一说法，并以此为基础，研究、探讨有关女娲的问题，但事实说明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早在西周末年成书的《史籀篇》就有记载。
《说文》载：“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从女呙声。，籀文娲从。”从《说文》中对“娲”字解释可以看出，“娲”是“女娲”的简称，也是女娲的名字，是最原始的称呼。“女”是后来加上的，用以表明性别，大约是出现于父系社会确立以后，这里最有价值的是保留了“娲”字的籀文写法。籀文是古汉语中的一种书法，又叫大篆，起源于西周后期，盛行于春秋战国时秦国，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车同轨，书同文”，籀文被废弃不用。现在所能看到的籀文主要保留在《说文解字》和后来出土的《石鼓文》、《诅楚文》中，许慎撰写《说文解字》时，《石鼓文》、《诅楚文》尚未出土，籀文材料仅存于《史籀篇》，“娲”字在有籀文字体的写法，说明相传于周宣王太史籀所著录的《史籀篇》中已载有女娲之名。
还有，就是甲骨文中也有女娲名字的记载。甲骨文是我国20世纪考古的最重大发现之一，一种较成熟的文字体系，刻在甲骨上得已保存了3000多年，这是世界文字史上十分罕见的孤例，目前已出土的甲骨文有4000多个单字，而我们能读识的只有1500个左右，这其中就有“娲”字。不过这个字的写法不同，甲骨文中有个名字是“”，郭沫若先生在《卜辞通篆》中根据罗振玉先生的考证，识此字为“娥”，谓即是女娲（《卜辞通纂·世系》第360篇）。日本学者赤冢忠也曾考证指出，“”即女娲（日本《甲骨学》1961年8月第9号，第39页）。
我们从籀文和甲骨文中出现女娲名字的情况，是不是可以推断出在远古时代有可能有一位声名最为显赫的叫“娲”的女首领呢。
第三，有关女娲的形象记载和画像
有关女娲的形象在民间流传的说法很多，在古文献上也有较多记载。
《楚辞·天问》王逸德云：“女娲人头蛇身”。
《文选·鲁灵光殿赋》云：“女娲蛇躯”。
《帝王世纪》云：“女娲氏……蛇身人首”。
《列子黄帝》云：“女娲氏……蛇身人面”。
《三皇本纪》、《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云：“女娲氏风姓，亦蛇身人首”。
《山海经·大荒西经》郭璞注云：“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
《淮南子·说林训》王逸注云：“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
这些古文献讲到的女娲的形象多是人首蛇身，这主要是蛇与女阴及生殖崇拜有关。
在汉代的石刻和砖画中，还发现了大量的女娲像，画像中女娲的上身呈人形，下身则拖着一条长长的蛇尾，还有的在尾部有一双动物的足（南阳出土的砖画）。这与传说中的“蛇身人首”略有不同，这可能是作画者想到的，从自然界走出的人类，随着人的意识的强化，动物性的那部分内容在逐渐的消退着的结果。
在疑是尧的都城的山西襄汾陶寺文化遗址（据万荣后土祠仅一百多公里）的墓地发掘中，还发现了象征女阴的“蟠蛇”（考古学家称之为“蟠龙”）。蟠蛇以红彩或红、白彩绘在陶盘上，蛇躯鳞身，方头圆目，巨口长舌，上下两排利牙，无角无爪，头向外，尾盘在中心。“蟠蛇”是在几座显贵的大型墓葬中发现的，而且是每座墓中只有一个，可见它是非同寻常的殉葬品。专家认为它是作为图腾而出现的，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是女娲氏的崇拜物呢。
还有女娲人首蛇身形象多是与伏羲（也是人首蛇身）交着尾而出现的，这就更突出了生殖崇拜的含义。在南阳出土的汉墓石刻画像及四川、山东等地出土的汉代石棺画像等实物都证明了古代华夏民族把女娲、伏羲尊为始祖偶像的信仰。
在女娲形象的演变中，在盛行女娲传说的河东大地，距今万荣后土祠一百多公里的黄河岸边的吉县柿子滩文化遗址，发现了距今10000年左右的女娲补天造人的岩画。靳之林先生认为画中的抓髻娃娃的原型，与女娲有关。刘毓庆先生也认为，这是一幅“女娲”的岩画。岩画上的人物乳房硕大下垂，表示是一个生育女性，岩画上部七个点，当代表的是北斗七星，表示天宇；画上人物右手高举一圆形物，上接苍天。画像中腹部有一圆孔，当是肚脐。在人类学资料中得知，在原始人观念中，肚脐是有生育意义的。画像下部两片花瓣状物，发掘报告与靳之林先生都认为是腿，其实是阴唇，在这里腿被略掉了。它是以硕大的生殖器来表示生育能力的。周围的几个点可能是代表生育人类的意思。画像上部表示的是“补天”，下部表示的是“造人”，这正是有关女娲补天造人传说的艺术表现。
这幅岩画应当是出现在图腾出现之前，它表示着人类早期对于生命之门的崇拜即生殖器崇拜。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对于生殖器由崇拜而产生了禁忌，并逐渐神秘化，于是出现了生殖器的象征物，出现了图腾物。而女娲的形象，其阴部便为图腾物——蛇所代替。正如《诗经·斯干》以蛇为女性的象征，其根源很可能就出在远古象征生殖器的蛇图腾上。②
女娲的形象从汉代的石刻、砖画到远古时期的柿子滩岩画，虽然时间相差数千年，表现手法也不一样，但他们的内在联系确十分密切，甚至是一脉相承，这决不是偶然的。
第四，有关女娲的遗址、遗存。
在中华大地上有关女娲的遗址和遗存多不胜数，特别在黄河中下游的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省更为集中，仅就古称河东的山西东、南部地区就有数十处之多。如：
吉县柿子滩女娲造人补天的岩画，以及“人祖山”、“人祖庙”；
汾阴脽上（今万荣县）女娲抟黄土造人处；
河津市连伯村的高禖庙；
芮城县风陵渡的“女娲陵”，由于相传女娲风姓，故风陵渡由此而得名；
垣曲县和阳城市交界处的万屋山，古称“皇母山”、“女娲山”， 也传有女娲炼石补天处；
洪洞县侯村的“女娲陵”；
长治市天台山的女娲炼石补天的“望天台”；
晋城市浮山北谷的女娲炼石补天的“娲皇窟”；
长子县发鸠山的女娲所化的“精卫填海”遗迹；
黎城县广志山的女娲足迹所至的“娲皇庙”；
平定县东浮化山的女娲补天的“补天台”；
阳城市南郊高禖神祠（百子庙）等等。
加之遍布各地的后土祠、后土庙、娘娘庙、圣母殿、奶奶庙等，以及以祭祀女娲为主要内容的节日、庙会和民间各种社火表演更是名目繁多，精彩缤纷。足见女娲在民间的巨大影响力。
3、女娲是后土的杰出代表
在母系社会称为后土的生育了全族的“高母”或“大祖母”，在本部落中具有绝对的权威，这是因为那时人们只知道有母亲，不知道还有父亲，对母亲的崇拜是自然而然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人们，母系社会里这样的“高母”、“大祖母”不可能是一个、两个，而必然多个，不然就不能称其为社会了。
但声望最高、影响最大、最久远的无疑是女娲部落，形成这种原因的情况可能有三：
第一，女娲部落可能是当时最强大的部落。
当时部落强大的重要标志是人口的增加，人口越多的部落越强大。这是因为人口越多，它抵御野兽的侵害、抵御各种自然灾害、抵御部落间的冲突的能力就越强。这也是形成生殖崇拜和女祖神崇拜的重要原因。正是这种崇拜构成母系社会的显著特色。
英国学者摩林·斯通在《上帝为女性时》一书中对女神宗教的起源、分布、衰落过程作了系统的论证。她认为女神宗教的崇拜中心是生殖崇拜——大母神崇拜；女神发展的最高形态是女性创世主神化概念；母神作为一切生物乃至无机物之母，是她生育出天地万物和人类。这样一种女性创世主的神话可见于苏美尔、巴比伦、埃及、非洲、澳大利亚和中国。③
法国学者伊·巴丹特尔在《男女论》中对史前生殖崇拜进行了精彩分析：勒鲁瓦——古昂常提醒人们注意当时艺术中缺少表现性行为的作品，没有起码的生育交配。这是不是说生育权为女性把持呢？也许男人自己也参与了生育，但当时生物意义上的父亲概念毕竟十分模糊，不像母亲那样显而易见。因此不排除当时的人们认为人类的所能适于一种孤雌繁殖，从而承认女性有创造生命的力量。④
对女神的崇拜说白了就是对生命和生命再生产的崇拜，这种生殖能力越强越受到崇拜。同时，人类由采集、狩猎社会发展到农耕社会以后，女性又自然地同生养农作物的土地发展起象征对应的关系，于是又产生了“地母”崇拜，女性是农业种植发明的先驱，最早从事耕作的也是部落中不从事狩猎活动的女性，因此，早期的农耕文化一般具有母系社会的性质，女性由于给部落提供了较稳定的食物来源，其地位也相应获得了提高。这种生育和养育二者的混合使原始部落里的女首领成为至高无上的后土君王。
我国红山文化遗存发现的女性裸像和辽宁牛河梁“女神庙”，都以实物证明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确实盛行对女神的崇拜和祭祀。这些女神都以高腹丰臀、乳房硕大为特征，这与前面提到的吉县柿子滩文化遗址发现的女娲补天造人的岩画如出一辙。
所以，当时的女娲部落可能是生育能力最强，人口最多，农耕文明最早的部落，因而也是最强大的部落。这一点也为后来的有关女娲的众多的、久经不衰的传说所证实。
第二，女娲部落可能是人类巨大灾难的幸存者
在女娲神话所描述的大地震、大洪水造成的灾难中：天四周支撑天地的柱子折断了，大地崩裂了，大地上不是茫茫大水，就是熊熊大火，猛兽凶禽危害幸存人群。这是一幅多么可怕的情景！这对于生产力低下的原始人类自然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给幸存者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以至于数千年后，也难以消除内心的恐惧。
《列子·天瑞》中讲，有个杞国人忧愁天崩地裂，自己身无所寄，而惶惶不可终日。杞国是夏人之后，天塌地陷的传说正是产生在夏人中，杞人的忧虑正是历史的伤口隐隐作痛的反映。
生物学家的研究也证明，人类遗传基因之一便是恐惧！从呱呱落地的婴儿紧紧攥住的小拳头，就可以知晓先人精神世界中提防灾难的警戒之心有多么强烈。这不是耸人听闻。在人类的发展史上有可能遇到过毁灭性灾难。正像已经证实的两亿年前恐龙灭绝一样。女娲作为一场人类巨大灾难的幸存者，因为幸存了，才有了“补天”、“造人”的动人神话。
人类曾遇到过毁灭性的巨大灾难说法，不只是我们中华民族，其它民族也有记载。如：
亚迷——巴比伦神话中讲到风暴恩利耳不顾母亲女神伊纳娜的恳求，接受众神委托去毁灭对神不敬的人类。但是，水神恩克伊让正义的国王兹乌苏德拉及其家人乘“方舟”逃生了，兹乌苏德拉一家成了幸存者。
希伯莱的神话传说的“诺亚方舟”也与洪水对人类的毁灭有关，神欲通过幸存者诺亚重开人类的新纪元。
在美洲也有流传甚广的洪水故事，在洪水灭世前，伊拉玛斯人观察到群星的不祥排列后，发出了大难临头的预警，他带着儿女去山顶避难，幸存后重新开始在地上繁衍生息。
在澳洲的梦幻时代，也是因为洪水将前一个世界毁灭，由幸存的兄妹成婚开始新世界的生活。
在非洲约鲁巴人的神话里，海神俄洛昆曾一度发大水淹没陆地，不过，神俄仓弥拉带来《易法预言秘籍》救助了人类等等。
这些传说在印证着，人类发展史上确曾遇到过毁灭性的灾难，灾难过后的幸存者在继续着人类的生活，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女娲部落有可能是那场全球大灾难的幸存者。
关于女娲补天的神话，中国地震局第一观测中心研究员王若柏前不久有一个大胆的猜测，他认为，女娲补天的神话，实际上可能是来自远古时代的一次陨石雨引发的大地震灾害，他在研究了河北白洋淀流域区的历史地貌时发现，从任丘、河间到保定、望都一带，向西偏北的方向延伸，一直到完县、满城附近，存有大量的特殊地貌现象——碟形洼地及群体。经过反复研究，认为这是史前规模具大的陨石雨撞击后留下的遗迹。这次撞击发生的地域非常广，包括山西和河北大部分地区，其地理位置与历史地理学家提出的在华北大平原上，古文化空缺区不谋而合。
他还推测当时的情景，一颗彗星进入地球轨道，在华北大平原的高空爆炸，形成了规模宏大的陨石雨，在平原地区形成了大量的撞击坑，多个较大的撞击坑形成了华北明珠——白洋淀。
“女娲补天”可能就发生在这次陨石雨引发的地震灾难之后。
第三、女娲可能是众多部落联盟的大首领
在神话传说中，除“补天造人”的女娲氏之外，还有不少女神。如：
感履迹生伏羲的华胥氏；
感神龙生神农的任姒氏（又名女登、安登）；
感北斗枢星生黄帝的附宝氏；
感瑶光生颛顼的女枢氏（即高阳氏）；
感巨人迹生后稷的姜源氏；
感鸟卵生契的简狄氏；
感太白之精生挚（少昊）的常仪氏（又名皇娥、女节）；
感赤龙生尧的庆都氏；
感流星贯昂生禹的修卫氏（又叫女嬉、女志、女狄）；
感玄鸟生大业（赢秦祖先）的女修氏。
以及高塘氏、西王母、嫘祖等等。
这些女神有可能都是不同部落的“高母”或“大祖母”，她们所生育的孩子都是后来父系社会里的伟人，但同样也是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保留着母系社会的浓重色彩。这些女神的地位远不能和女娲相比。
这是因为，不要说她的历史功绩，就从人类最早的生育观看，也不在同一个时期。
人类最早的生育观大体有三种形式：即化生、感生和性生。它们标志着人类生育观发展过程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化生”。化生又称物生，是指人和万物都是自然物生的。人为自然之子。其中有天地生人、石头生人、水生人、动植物生人等形式。正如《抱朴子·释滞》载：“女娲地出”。说明女娲是天地自然“物生”或“化生”而成的。女娲最开始“抟黄土作人”、“化万物”、“七十化”、“化为神”等等。也是采用“物生”的形式，由一个伟大的母亲自己完成的。这是化先或物生阶段。
第二阶段是“感生”。感生，是指在自然生人的极简单的生育观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即人是母亲生育的，但这不是由女性自己完成的，而是受一种神灵感应后怀孕生育的。其中有人与动物感应，有人与植物感应，也有人与无生物感应。上面我们引的感应所生的那些伟人大都属于这种情况。
第三个阶段是“性生”。性生，比较好理解了，是指通过男女两性结合而生育。《景岳全书·子嗣类》云：“男女精构，万物化生，此造化自然之理也。”这种生育观，把生育归结于两方：一方为妇女，她们是生育的母体；另一方是男子，他们取代感生物或图腾物，通过与妇女性交，使之怀孕生育。女娲“造人”后，创“置婚姻”制度，组成个体家庭，生儿育女，就是“性生”的具体体现。
人类原始生育观的“化生、感生、性生”的三个阶段看，反映人们认识的深化，反映了人类生育史上从原始的生育本能的群婚制，到母系社会的“只知道母亲，不知道父亲”的一妻多夫制，再到父系社会的对偶婚或一夫多妻制的漫长过程。
同时从“化生、感生、性生”原始生育观认识的三个阶段，也告诉人们女娲氏是“化生”的，其后，才有了“只知其母”的“感生”，和后来的“知其母，也知其父”的“性生”。这种认识有两个特点：一是有女性祖先，无男性祖先，标志是母系社会时代；二是女性始祖与某种动植物或无生物感应生子，产生了男性始祖。男性始祖的出现，标志是父系社会时代。
如此看来，女娲成为民族之母是当之无愧的。
人类原始生育观的“感生”阶段与氏族部落图腾有着密切关系。图腾是原始宗教信仰的对象之一，“图腾”的概念，是北美印第安人鄂吉布瓦人的方言，意思是“他的亲族”。图腾信仰认为，人与某种动植物或无生物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每个氏族都起源于某种图腾，这种图腾是该氏族的源头、保护神，也是该氏族的象征和徽号，并且以心理、服饰、图案形式表露出来。这种信仰和氏族是同步出现的，只有如此才能解释母系氏族成员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生命来源。
资料显示，女娲部落的图腾物不只是一个，而至少有四个：
第一是“蛇”图腾。上面我们从已提到的女娲“人首蛇身”的多处古文献记载和大量出土的“岩画”、“砖画”看，“蛇”很可能是女娲部落的最初图腾物。从5000多年前黄河中、下游的古代气候资料显示，这一地区，在当时极适宜“蛇”类的生存与繁育，同时，从远古女性产子及产子时身体极似蛇形的扭曲状态而产生“生殖崇拜”的同时，产生“蛇”图腾崇拜是可能的。以致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常常把“蛇”喻比女性，就是这种最初图腾物的影响。
第二是“风”图腾。 “风”也是女娲部落的图腾，这主要来自一些古文献上关于女娲、伏羲风姓的记载，“风”字繁体作“風”，从“虫”、“凡”声，“虫”即蛇，字像长蛇之形。因此“风图腾”与“蛇图腾”有关。或者说，“风图腾”是“蛇图腾”之后出现的。女娲在“置婚姻”“设姓氏”时，她有可能把本部落的“风图腾”作为自己部落的“姓”，作为区别性标志。古文献记载在山西芮城县风陵渡有女娲陵，风陵渡正是因女娲“风”姓而得名。
第三是“花”图腾。“花”（华）也是女娲部落的图腾物。王增永先生考证出女娲部落以“花（华）”为图腾物，指出华夏的“华”，源自于“花”。特别是古文字及繁体字的“華，”很象一棵长满花的树。因为花及其果实，人们能食用，因而产生了对花的崇拜，从而把“花”作为部落的图腾物。
“感履迹生伏羲的华胥氏”，应是华氏部落的首领。华胥的文化含义：
陆思贤先生解释说：“华胥氏即花胥氏，华、花一字。本源于花图腾的鲜艳花朵，如日之晔。其名‘胥’。《说文》：‘胥，蟹醢也’华胥也即‘花醢’，今言‘花蜜’，华胥义为光华而又甜蜜的花朵，伏羲氏的母亲是一枝花”。⑤
由于“娲”和“花”的发音相似，考证出初始时的“娲”和“花”是一个音。女娲的“娲”，正是华族的“花”，说明了女娲是华族女祖的有力证据。⑥
第四是“蛙”图腾。还有的把生育繁殖能力极强的“蛙”作为女娲部落图腾。有人通过万年来的各种出土文物的造型或纹饰中多有蛙的造型为依据，以婴儿出生与蛙的相似形，尤其是婴儿发出的声音犹如蛙鸣，婴儿的哭声也酷似蛙叫，就以汉语称小儿为“娃”，发音恰恰和“蛙”相同，根据音近义通的语用原则，“蛙”与“娃”，蛙与人也就自然联系起来了。⑦ 如山西南部地区现在还把小孩称为“娃”，这正是远古语音的遗存。有的还说，“八卦”图的发明与蛙身上的纹饰有关。
我们从女娲部落几种不同的图腾中，可以看出女娲有可能是以不同图腾物的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的大首领。这是因为一个部落里有多种图腾物，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这个较大部落是由多个不同图腾物为标志的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这种情况在父系社会里就比较常见了，如黄帝战蚩尤时，黄帝的部队就是由打着多种图腾物旗帜而组成的部落联盟。
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多位远古女神形象中不同程度的看到女娲的影子。
由此可见，女娲已经成为远古母系社会的母祖总代表，是人们理想中的人物，是我们的民族之母。
三 祀后土见证母祖崇拜
由于女娲的杰出历史功绩对我们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力，作为后世子孙不断有人以各种方式，以不同规模祭祀和颂扬，以表达对她的崇敬和纪念之情。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在相传是女娲“抟黄土作人”的汾阴脽上，大规模的祭祀活动主要有三个时期。
1、轩辕黄帝“扫地为坛”祀后土
我们要了解黄帝“扫地为坛”祭后土的情况，就要首先了解一下汾阴脽上这块“抟土造人”圣地的情况，以回答黄帝为什么要在这里建坛祭母祖。
第一、汾阴脽上抟土造人的圣地
汾阴脽上，地处黄河中游与汾河交汇处南边的一个名叫脽上的河中之岛。按我国传统分法，河的北面为阳，河的南面为阴，这是由太阳照射位置决定的。今天的脽上已不复存在，变成了浩瀚的河面和万亩滩涂。这块逝去的地方，由于古文献的多处记载和民间的美丽传说，加上河边的大量古文化遗址和遗存，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少专家学者也把目光投向了这里，想通过对这块神奇地方的了解，以追寻中华民族远古祖先的生活足迹。
“脽”（音谁）和“睢”同音同意，“脽”使用“月”字旁更突出了生理的含义，仅此而已。脽字从辞源的解释看，一是丘类，即小土山；二是人的臀部，也有的解释为女人的阴部。汾阴脽上就是一座形状象人的臀部或女人的阴部的河中之丘或河中之岛。说来也奇，从大的范围看，咆哮的黄河挟着万里雄风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一路而来，河的两岸大多为崇山峻岭，当河水冲出吕梁山末端、陕西韩城和山西河津相对的禹门口后，即进入了平坦的汾渭盆地，水势也一下变的平缓，一直到太行山末端的中条山和华山山脉的断裂处的风陵渡，大河转了个弯，由南北流向，变成了东西流向。从禹门口到风陵渡的200多公里的河床上形成了一个爬下的或仰卧的人字状，汾阴脽上正是这个人字状的臀部或阴部。这种神奇正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除地理位置之外，自然环境也十分优美，用现在的话说，适宜人类和动物生存。这里属北温带气候区，气候温和湿润，湖河纵横，草木繁茂，是远古人类采集和狩猎的好地方。我们在这里不断发现的大量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新旧石器时代的砍砸工具，就是很好的说明。其中有五十万年前已灭绝的三趾马牙齿化石，有许多万年以前的犀牛、野牛、虎、大象、鹿等化石。还有稀少而珍贵的鸵鸟蛋化石，鼹鼠化石和珍贵的“山西兽”动物化石。
特别珍贵的是还发现许多古人类用过的石刀、石斧、石球及各种形状的砍砸器等。更为可贵的是这里还发现了旧石器时期代表性的黄色的石錾子、黑灰色的石斧和大块砍砸器。说明这里是远古动物和人类频繁活动的地方。
近年来，这里已引起了许多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的注意，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教授曾到过汾阴西卓子村一带考察，发现了旧石器时期的一些人类使用过的工具和一些古动物化石，后来把这里定名为“西卓子遗址”，并预言，这里还会有新的发现。事实正是如此，目前山西已发现的200多处旧石器遗址中，有60多处在运城市区域内，而绝大多数是在黄河和汾河的岸边。
贾兰坡教授还指出过，欧洲的旧石器时代的编年表靠法国解决，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编年表靠山西解决。他还强调：人类起源于亚洲南部是可信的，要注意中国南部及喜玛拉雅山地区、青藏高原，还有山西南部。西侯渡是中国最早的人类遗址，距今１８０万年，比云南禄丰古猿早１０万年。又说，在西侯渡发现了近似三趾马的化石和钟鹿化石，更会使人相信地质年代久远。
这一切都进一步说明了这里与我们的远古祖先的活动有密切关系。
汾阴脽上在《汉书》就有记载，战国时为魏国之境，魏初时，曾建都于脽上，故也称魏脽。
郦道元的《水经注·汾水》也有记载，“背汾带河，长四五里，广二里余，高十余丈，汾水历其阴，西入河。”
这里记载的脽上与我们谈论的脽上，虽然是一个地方，但由于时间跨度很长，这个河中岛的形态也会发生变化，可能由于河水冲刷，这个河中岛已变的越来越小，但还是一个河中的绿洲。女娲“抟黄土作人”的神话来自于此，很可能与“黄河之水”、“黄色人种”出自于“黄色之土”有关，也很有可能是女娲氏部落的女人们为躲避野兽的侵害来到这个四面环水的岛上生育产子，而演义成抟土造人的神话。
后来的人们修建的许多城池的四周挖有护城之河，有可能是受到四面环水的女娲抟土造人之地的启示。
第二，扫地坛是最早祭祀后土的大型场所
保存至今后土祠内的《历代立庙致祠实迹》碑记载：“轩辕氏祀地祗扫地为坛与脽上”。古文献、特别是一些地方史志上多有记载。近年来不断有一些出土的碑刻文字记载而进一步得到了印证。加之在民间广为流传黄帝祀后土于汾阴脽上的传说，让人们相信黄帝曾在抟土造人之地祭祀后土是有可能的。当然黄帝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来自于生殖的崇拜、母祖的崇拜。
黄帝“扫地为坛”的“扫”字在古汉语里就有祭祀的意思，这种含义和观念流传至今，如我们每年清明节到先人的坟地或陵园扫墓，这里的“扫”就有祭祀、祭奠的意思。正是“扫”的这种含义揭示了“扫地坛”名称的本质，为我们传递了远古祭祀活动的信息。“地”字，我们前面也有过解释，“地”即“母”，古汉语中，“地”、“母”同义。“地”由“土”和“也”组成，土，地之吐生万物者。“也”字，女阴也，阴从地。从“地”字的形体可以论定，地字的初始含义，与女性生殖崇拜有关，也说明这种崇拜曾在人类的土地概念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
“坛”是指“地方”或“场所”。
我国史前时期的许多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祭坛。如山西襄汾陶寺文化遗址内的祭坛，就在遗址的显著位置，规模很大。河南杞县裴村店龙山文化遗址的祭坛比地面高出一米左右，内圆外方，内圈直径4.7米，墙宽0.2米，南、西各开一门，内有十字形通道。甘肃永清大河庄齐家文化遗址祭坛地势较高，当地人称为“大台子”、“大灰台”。辽宁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祭坛也在一个台地上，长600米，宽40米，中央为方形墓址，等等。古时的祭祖是经常性的、隆重的活动之一，大型祭坛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
黄帝“扫地为坛”的“为”字，有“建”的意思。“扫地为坛”就是黄帝为祭祀伟大母亲或母祖而建的大型祭坛或场所，现今后土祠内还保存有“扫地坛”的位置。
黄帝建在汾阴脽上女娲抟土造人之地的扫地坛是个什么样的呢？据后人的推测可能是一个露天场所的方坛。
正如《汉书·祭祀志》云：“方坛，无屋，有墙门而已”。在古代用于祭祀的大型场所一般采用方型，大概与天圆地方的认识有关。
唐司马贞在《史记·补皇本纪》中云：伏羲“坐于方坛之上，听八面之气，乃画八卦”。
《汉书·礼》中也云：“古之祭地，泽中方丘也”。但也可能是方型圆顶有尖的“大屋”，“圆顶有尖”，象征着“地乳”，即母亲的乳房之意，源于生殖崇拜、母祖崇拜。
黄帝在汾阴脽上建扫地坛祭祀后土，除生殖崇拜和母祖崇拜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冀州大地（今山西中、南地区）打败蚩尤，完成了部落统一的伟大壮举，挟着一种胜利者的豪情去祭神或祭祖，这种一件大事发生前后祭神或祭祖的习俗在以后的许多朝代都能得到印证。黄帝这样做也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古河东地带是黄帝成就大业的主要活动地区。
据古文献记载的“炎黄大战”和“黄帝战蚩尤”都发生在冀州的涿鹿、阪泉一带，是在今运城盐湖周边展开的。这场战争很可能有争夺盐湖之意。运城盐湖是世界上最早开发采盐的地方，那时人类已摆脱茹毛饮血时代进入了农耕文明，这时盐对人类已不可或缺，在古河东留下黄帝的战争足迹是可能的。
何况这里是黄帝的第一佐臣风后的出生地，文献记载风后出生于海隅，死后葬于风陵渡。今运城盐湖区西社村为风后故里，芮城县的风陵渡有风后墓，海内外的风后后裔捐资整修墓地并年年有人来祭拜。
同时古文献还记载有黄帝曾娶西陵女嫘祖为妻，而嫘祖的故里在今夏县的西阴村。这里曾是1926年中国第一处考古发掘地，是由著名考古学家者、学者李济主持的。收获颇丰，最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发掘出了有切割痕迹的半个蚕卷。说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和蚕卷加工的国家，也使“嫘祖养蚕”的传说得到了实证。
黄帝的主要活动及他的妻子和重臣都在古河东，即今运城市区域内，所以说黄帝到汾阴脽上建坛祭后土也是可信的。
还有一件大事值得一提，这就是黄帝铸鼎之事。
《通鑑外纪》云：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隅，鼎成崩焉”。
《路史·疏仡纪·黄帝》也云：黄帝从首山采铜，在荆山之阳铸为三鼎，分别命为“天”、“地”、“人”，鼎成而黄帝仙化，等等。
具体到黄帝时能不能铸鼎，为什么铸鼎，鼎成与黄帝死有什么关系，没有交代。不过我到认为，当时黄帝铸鼎是有可能的，考古资料显示，我国在夏朝时已有了采铜铸造技术。夏朝的第一个都城就建在今运城的夏县一带，铜则采自于南面的中条山。考古发现，商朝都城安阳大量的铸造精美的青铜制品所用的铜，绝大部分是采自中条山。后世记载为“战神”的蚩尤，据说他的部落很能打仗，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武器比较先进，记载他那时已使用铜制长矛和弓弩，说明那时蚩尤部落已经开始在中条山采铜。黄帝在打败蚩尤后在中条山采到铜是可能的。
有些文献上记载的“首山”，有可能是中条山西端的起始地为“首阳山”的简称。文献上的“荆山之隅”也有可能是今万荣县境内的“孤山”，孤山在古代曾有过“荆山”、“介山”等之称呼，今孤山脚下有一个荆村，在荆村曾发掘出5000年以前的炭化黍壳，说明那时的先人们不仅掌握了农作物的耕作技术而且已掌握了加工技术。而这里距汾阴脽上不远。
在这种环境中，黄帝有可能采中条山（首山）之铜，在孤山（荆山）脚下的荆村冶炼铸造“天、地、人”三个鼎，放在汾阴脽上“扫地坛”祭祀母祖之用。而且“天、地、人”三鼎也与“天、地、人”“三皇”相吻合，如果黄帝当时确有其事的话，在这里铸鼎的可能性较大。
第三，祭祀活动成为国家大事
黄帝、炎帝和蚩尤三大部落统一后，东方大地形成了有统一共主的国家，以国君为主的祭祀活动也提到了重要位置。后土祠内的《历朝立庙致祠实迹》碑文中不仅记载了黄帝扫地为坛祀后土，而且还记载了“二帝八元有司，三王方泽岁举”。“二帝”应是尧、舜二帝，“八元有司”应是八位专司此职的大臣。“三王”是指夏、商、周三朝的各王，岁岁都要到“扫地坛”祭祀后土。
这时的祭祀活动已经非常广泛，除祖先之祭外，还要祭祀各路大神，那时已是父系社会，以天为万能主宰的概念已很深入，谓生平所为事业，悉出于天之支配。如遭凶祸，则曰天罚而谢之。遇幸福，则曰天佑而拜之，因此遂有祭天之事。当然，祭皇天的同时也不忘祭后土，并由此而演化成祭日、月、星辰及山川、河海等等。
在祭祀神时的祭器都有明显的区分，如有虞氏有泰尊，夏后氏有山壘，殷有耆尊，等等。祭品也不一样，有的用稻米，有的用雄鸡、狗、牛、羊、猪等。
特别是在商代，祭祀活动非常隆重，商王文丁为祭母戊而铸造的祭器“司母戊大方鼎”，1939年在河南安阳武管村殷墟出土，重87.5公斤，是我国现存的商代最重的青铜铸件。这反映了商代祭祀活动的盛行，也说明了对母祖崇拜在商代还十分明显。
到周代这种祭祀活动更受到重视。
《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之大事，祀居其一”。可见祭祀活动是作为国家的两件大事之一来对待的。这时对祭祀活动各种礼仪也更完善，如祭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林泽皆以神而祭之，但不营神祠，不设神像，望祭之。并规定始祖之庙，其主百世不迁。天子七祀，大夫五祀，士庶人祭其祖先。祭器和祭品也有明确的规定。陕西岐山县出土的“天亡铜簋”，青铜内底有78字铭文，记述了周武王灭商后在“天宝”举行祭祀大典，祭告其父周文王，并取代商王的地位来祭祀皇天后土。
2、汉武帝修祠祀后土
第一，宝鼎和鎛钟传递远古信息
从黄帝扫地为坛，到“二帝”、“三王”，在汾阴脽上的祭祀活动可谓久远，但到春秋战国时这种祭祀活动停止了，特别是战国时，魏国已把汾阴脽上改为都城了。这大概就是孔子说的“礼崩乐坏”时期。
几百年后的汉代，汉文帝时国家中兴，天下太平，进入了“文景之治”时期，汉文帝十六年曾提出要在汾阴脽上建庙，不知何故未能实施。文献只有建庙的动议而无实施的记载。
到公元前117年汉武帝时，在汾阴脽上的黄河岸边发现了一只鼎。
据《鼎录》载：“鼎高一丈二尺，宽十二石，杂金银铜铁为之，四面蛟龙，两耳能鸣，三足马蹄，刻山云奇怪之象，纪云图未然之状。”其文曰：“寿考天地，百行臻侍，山伏其灵，海伏其异，此铭在底，又别有铭，或浮或沉，皆古复篆，上古之铸造也。”
还有的古文献记载说，汉武帝得的鼎没有什么铭文，也没有那么大，我们且不管汉武帝得的是个什么鼎，但有关他曾在汾阴脽上得鼎的记载很多。
汉武帝得鼎后认为此实为大吉之兆，于是下令改年号为“元鼎”，并派人在得鼎处修建后土祠，还写了《宝鼎之歌》让人传唱。我们且不说汉武帝是否真得了鼎，但改年号和修建后土祠的动因则是来自得鼎。
无独有偶，在唐玄宗时要扩建后土祠，在挖土时也得到了两只鼎。
据《荣河县志》载：“修祠掘地，得古铜鼎二，大者容四升，小者容一升，皆青色”。
唐玄宗也认为是吉祥之兆，于是下令改汾阴县为“宝鼎县”。并亲攥碑文以记之，但由于后土祠建筑多次被河水冲毁，唐玄宗亲攥碑文的石碑不知在何处。
在清同治九年，同样是修现有的后土祠动土时出土了一只鎛钟，此钟是春秋晚期用青铜铸造的，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2000年12月31日，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邮电部以古钟为题材发行了四枚一套纪念邮票，此钟为第二枚。
这些文物，特别是鼎的记载，向后人传递了远古的信息，在远古时这里确曾发生过不同寻常的事情。联想到黄帝铸“天、地、人”三鼎的传说，联想到“二帝”、“三王”经久不衰的祭祀活动，铸造这方面的祭器就十分可能，不然为什么一再传出得鼎的信息呢。特别是鼎，被古代视为“传国之重器”，在帝王的心目中有着巨大的价值，汉武帝得鼎后而改年号，唐玄宗得鼎后而改县名，都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也说明，在汾阴脽上这个祭祀圣地的鼎，大概不会只是一个、两个，可能在不同时期，不同年代铸过多个。以鎛钟为例，鎛钟是一套编钟中的领乐钟，发现了一只鎛钟就说明还有一套编钟未被发现。所有这些都印证了远古时期，这里可能举行过重大的祭祀活动的真实性。
第二，后土祠为祭祀后土圣母正名
汉武帝在汾阴脽上建后土祠祭祀后土圣母，这座神圣的建筑的名称，他没有延用黄帝的“扫地坛”之名，也没有用他祖父汉文帝时起的“后土庙”之名，而是直接冠名为“后土祠”。当时，汉武帝为什么不延用前人而改名为后土祠呢，当然，一定有他的理由，但文献上没有对此作出说明。我们现在看来，这么一改大概有两点让人们看的更清楚：
一是把“扫地”改为“后土”，对祭祀对象表现的更直接。“扫地”作为远古时期的原始含义，后人有时不好理解，汉武帝时我们不知如何，但现在起码是这样。同时，黄帝时的“扫地”只是说祭祀伟大的母亲或母祖之意，但没有明确说明这位伟大的母亲就是母系社会的、最高的、最杰出的后土君王，尽管黄帝的“扫地”中就含有此义，但毕竟不是那么直接。汉武帝则直接使用“后土”这个极为原始的称呼，更说明名称的本质含义，让当时的人们乃至后世更好理解。事实也正是这样，我们现在的人对“后土祠”的理解要比对“扫地坛”的理解好像更容易一些。
二是把“坛”字改成“祠”字，对要祭祀的对象则表现的更明显。“坛”字前面曾作过解释，往往和祭祀联系在一起，祭坛祭祀的面比较宽，几乎包括能祭祀的一切，如天、地及自然物和祖宗神等。“祠”字虽有祭祀的意思，但比坛字适用范围要小的多，一般只适用了祭祀祖宗神、宗祠、祠堂都是如此。
汉武帝把“坛”字改成“祠”字，一方面缩小了祭祀神灵的范围，另一方面使祭祀对象更显的突出，更显的明确。汉武帝也不用“庙”字，而用“祠”字，正说明祭祖的正宗含义。事实也正是如此，一般在汉语里一看到“庙”字就知道是拜神的地方，一看到“寺”字就知道是拜佛的地方一样，一看到“祠”字或“祠堂”就知道是拜祖或祭祖的地方。根据祭祀的对象和中国的传统认识，汉武帝的提法是非常确切的，给后人留下了这里是祭祀母系先祖的信息内涵。
所以，“后土祠”不仅传承了扫地坛的本质内涵，而且使祭祀的主题更直接、更明显，从而使人们更好理解，这不能不认为是汉武帝高明之处。
自从汉武帝在汾阴脽上建后土祠祭祀先祖以来的2000多年里，在中华大地产生了重大影响。汉武帝在这里的祭祀活动，当然是以国家的名誉或以皇家的名誉进行的，但从修祠祭祖本身大大超出了皇家范围，在民间广泛的传播。
在我国的许多地方乃至亚洲，特别东亚、南亚等许多国家都建有“后土庙”、“后土宫”、“娘娘庙”、“地母殿”等等。同时，民间还纷纷效法广建宗祠或家庙，许多村庄都建有宗族的祠堂，并续写家谱。这种现象对加强家族内部的凝聚力，加强宗族之间向心力，进而加强全民族的亲和力。这种延续数千年的广泛的、大规模的祭祖活动的作用不可低估。它和我们的汉字、汉语的产生和发展一样，形成了支撑中华文明数千年而不中断的重要支柱。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全世界的其他民族中是不多见的。这正是我们的民族长盛不衰、兴旺发达的重要原因。
第三，汉武帝的后土情结
汉武帝大概用了四年时间修建后土祠，从文献记载看，他得鼎改年号并下令修建后土祠，到元鼎四年他第一次到后土祠祭祀，中间有四年时间，后土祠大概是这期间建成的。
汉武帝修后土祠的规模有多大，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从其他材料看，规模不会小，有记载：当时不仅修建了后土祠，而且还建了汉武帝的行宫和文武百官的下榻之处，以及负责安全保卫的御林军和其他随从人员，还有地方官员等等，可以想见当年后土祠内外的繁华景象。
汉武帝从建成后土祠后直到他去世的二十多年中，大规模的祭祀活动没有间断，从史料记载看，他从元鼎四年第一次祭祀开始，每隔三年就到后土祠大祭一次，一般是在农历三月，相传是后土圣母的诞辰日祭祀，也有个别一、两次是在年末的十二月进行。有的文献记载汉武帝曾六次到后土祠祭祀，有的记载是八次，不管是六次还是八次，都说明了在汉武帝的后半生中，如此兴师动众、大规模的祭祀后土圣母的活动已经成为了他的政治、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
汉武帝第一次祭祀后土圣母时就亲自写下了一首饱含深情、脍炙人口的《宝鼎之歌》，据《汉书·礼乐志》载：
景星显现， 信星彪列。
象载昭庭， 日亲以察。
参侔开阖， 援推本纪。
汾阴出鼎， 皇祜元始。
五音六律， 依违飨昭。
杂变并会， 雅声远姚。
空桑琴瑟结成信， 四兴递代八风生。
殷殷钟石羽籥鸣， 河龙供鲤醇牺牲。
百末旨酒布兰生， 泰尊柘浆析朝酲。
微感心攸通修名， 周流常羊思所并。
穰穰复正直往宁， 冯蠵切和疏写平。
上天布施后土成， 穰穰丰年四时荣。
歌中唱出了汉武帝的得鼎改元的兴奋之情，记述了祭祀后土的宏大场面，表述了他感谢“上天”赐给了他一只宝鼎，终于建成了后土祠的虔诚之情，同时在后土圣母神灵前祈盼保佑天下太平、五谷丰登、繁荣昌盛。这首歌是当时汉武帝内心世界的生动写照。
汉武帝晚年最后一次在后土祠祭祀时留下了另一首千古绝唱的《秋风辞》：
秋风起兮白云飞，
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
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
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
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辞中表达了他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祭祀后土时，一位兰花似的秀逸、菊花般的芳馨， 俊才圣德的佳人——后土女娲浮现在眼前，他发誓对她的功绩永不忘怀，但奈何自己的青春已去。尽管如此，还是祈盼圣母保佑他在有生之年再有所作为。这不仅反映了汉武帝对后土圣母的无限崇敬，同时也反映了汉武帝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迈情怀。读来让人荡气回肠。汉武帝在这里用“兰花”、“菊花”来比喻“佳人”，更突出了后土祠祭祀的是“女祖神”的特点。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梅、兰、竹、菊”四大植物花卉中的“兰、菊”常常喻比女性。
据说流传至今的汉武帝的词作共有七首，就有两首是写后土祠的，可见祀后土在他心目中的分量。
汉武帝去世后，作为他嫡系子孙的西汉、东汉的皇帝又有多人，多次亲祀后土。这种风气也影响到汉朝之后的历朝历代。使轩辕黄帝开创的祀后土之风得以传承。
3、宋真宗二圣配飨祀后土
第一，后土祠大规模的扩建
从汉武帝建后土祠到宋朝真宗时已历经了1000多年，这期间虽有唐玄宗时的修建，但经过了五代十国的乱世，多有荒废。宋真宗赵恒时已天下太平，出现了繁荣的景象，据史料记载，首都卞京（今开封市）的居住人口就有上百万，据说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商业城市，与许多国家有通商关系。按着中国的传统，“盛世修志”，“族兴建祠”。这时的宋真宗也把“修志”、“建祠”祭祖摆在了重要日程。
宋真宗首先主持编写了《黄帝本纪》一书，把此前有关黄帝的各种文献资料进行归纳和整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把他们赵氏家族的祖先一直追溯到黄帝和后土女娲时期，借以证明他们是后土女娲和轩辕黄帝的后裔，是龙脉相传的“真龙天子”。为此，宋真宗还故弄玄虚，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
“夜有神人自空而降，奏曰：‘臣乃上天持符使者，玉帝有教敕，后八日有圣祖轩辕降于宫阙’。言讫而去。帝次日与群臣议之，洒扫官室，设祭礼。至日，圣降于延恩殿，帝拜于前。圣曰：‘吾往昔人皇氏也，其后为轩辕，即汝赵宗之始祖也。吾以汝善修国政，抚育下民而来’。言讫，圣升天也，帝大异之。圣降之迹山存，天香未散。群臣贺曰：‘殿下圣德所感，圣祖降于宫阙’。帝昭天下梵宫，并建圣祖宝殿。”
这就明白无误的告诉人们，赵氏宗族的始祖是“人皇氏”，即女娲，其后为轩辕黄帝。既然如此，扩建后土祠，效法历代帝王祭祀后土就成为忠孝之举了。
于是宋真宗下令大规模扩建后土祠。据金代天会十五年刻制的后土祠庙貌图看，占地面积约999亩，是现存后土祠面积的25倍。十进院落，各种大型建筑20多处，史称：“规模壮丽，同于王室”，为“海内祠庙之冠”。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的付 熹年院士曾根据金代碑刻图重新绘制了《北宋汾阴后土祠鸟瞰图》，从图上看规模宏大、气势壮观，让人为之赞叹，不愧为“中华祖祠”，不愧为“祠庙之冠”。
据《荣河县志》记载，当时仅修路就动用士兵5000之众，可想工程规模之大。祠内的装饰、雕塑、石刻、铸铁以及祭祀用的各种祭器、祭品的档次、规格很高，更难以数记。仅就用于顶焚炉之具的几个铁人就非常高大，有后人赞曰：
“汾阴宝鼎，堪为汝羡，蒲坂铁牛，堪为汝伴。”
在这里把这些铁人能和汉武帝时得到的大鼎、和唐开元年间倾全国冶铁量的三分之一铸造的每个都在70吨以上的八个大铁牛相提并论，可以想见这些祭器的分量和价值。
还有资料显示，宋真宗曾三次到后土祠祭祀。其中有一次，携皇妃和群臣在这里住了一年多，直到皇妃生下太子后才回京城，这里几乎成了宋真宗的陪都。
第二，“二圣”配飨突显祭祖内涵
在宋真宗大规模扩建后土祠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至今还保存在后土祠内的，宋真宗亲自攥文、亲笔书丹的《汾阴二圣配飨之铭》碑。此碑高7尺6寸，宽两丈1尺4寸，由五块大石组合而成，碑两旁有石柱为边，上刻“博古花卉”，碑帽高一尺五寸，形如云彩，中间突出，高三尺，宽约五尺，横额上篆书“汾阴二圣配飨之铭”八个大字。碑刻全文1365个字，是一块特大型的御制御书碑。
这块历经近千年的石碑，我们且不说它的文物和艺术价值，单就它的宽大和内容对研究历代帝王祭祀后土圣母的情况就极为难得，特别是标明了“二圣配飨”，这就明确的告诉人们，宋真宗在这里的祭祀后土是作为祖先来祭祀的。宋真宗把他伯父宋太祖赵匡胤和他父亲宋太宗赵光义作为远古先祖的配飨同祭，更突显了后土祠是祭祖圣地之内涵。
碑的主要内容首先说明了宋真宗他本人是“缅观旧史，历览前王”，他们都曾在这里祭祀后土圣母，祭祀祖宗的神灵，现在他也效法前王这样做，并深信这样作了，就能“祈福来同”。他还列举了汉武帝、唐玄宗祭祀后土时先后得鼎的瑞兆，认定汾阴脽上是块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几千年来祭祀活动之所以经久不衰，证明祖宗神灵的灵验，也近而表达了他的虔诚。
其次，是为“二圣”即宋太祖、宋太宗歌功颂德。认为赵家得天下是“迫天意，顺人心”的，把“二圣”在后土祠配飨，享受帝王宗祠之祭是应该的。配飨，亦称配享或附祭，专指新去世的帝王与其先祖共享祭祀之意，宋真宗把他伯父和他父亲放在后土祠配飨十分清楚地说明，他已完全把后土圣母看成是自己的始祖。
还有，碑文中描述祭祀后土圣母的宏大场面，当然也不会忘记对宋真宗本人的功绩作一番表白，这对我们了解北宋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以及祭祀活动的历史背景是很有意义的。
碑文最后一方面是宋真宗祈盼后土圣母“继庆灵”，“达眷佑”，佑助自己的子孙和臣民，另一方面“刊乐石、镂信辞”，“昭锡类之仁，传乎不朽”。也就是说在此立碑刻石的目的，意在昭示后世子孙和臣民，永不忘祖。
宋真宗还依据“荣光溢河”的祥瑞之光，出于后土祠旁的黄河岸边为由，象汉武帝得鼎改年号、唐玄宗得鼎改县名的作法一样，改宝鼎县为荣河县。使原本就充满神奇的这块土地更增加了几分神秘色彩和祭祖圣地的光环。
第三，宋真宗留下的宝贵财富
南宋时万荣属金国辖地，金章宗完颜璟和元世祖忽必烈，虽未亲自祭祀后土，但都曾专门派遣官员到后土祠祭祀，当然祭祀规模远不能和以前相比了。
明、清两代由于都城距万荣后土祠路途遥远祭祀不便，在明永乐年间皇帝朱棣没有忘记祭祖。在北京设“社稷坛”进行祭祀，以求得江山永固。在嘉庆年间又改设“地坛”，后又设“天坛”。明清两代的诸位皇帝虽没有到后土祠祭祀但在北京城内的天地坛年年祭祀，实际是到后土祠祭祀的承继。一直到清末，地坛、天坛都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皇天后土的专用场所。
这个时期万荣后土祠皇家的祭祀活动停止了，但地方官府和民间的祭祀活动则一直没有间断。尽管如此，后土祠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埋没在民间已近千年。
后土祠现存的建筑是清同治年间的县令戴汝珍组织捐资所建，它的规模仅是宋真宗时的二十五分之一，昔日的皇家风范和气魄已经看不见了，但好在保存下了宋真宗亲自攥文、亲笔书丹的《汾阴二圣配飨之铭》碑，保存下了金代绘制的宋代的后土祠庙貌图石刻碑，保存了元代《秋风辞》石刻碑等。这些文物历经劫难得以保存，实属不易，更加弥足珍贵。今天我们站在这祭祖圣地，面对沧桑变化，又引起我们多少联想和追思！
黄帝时的扫地坛，汉武帝时的后土祠，因年代久远，黄河水患，加之史料记载不详，已难以追寻，但宋真宗大规模扩建后土祠则有据可考，特别是他的庙貌图和御制碑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最近，笔者从一位收藏者那里看到了与《汾阴二圣配飨之铭》碑同时刻制的《汾阴坛颂》碑的拓片。碑文由宋真宗的宰相王旦撰写，由翰林院侍道（专门为皇帝起草文稿的官）北宋名书法家之一的尹熙古书丹。从拓片上看，碑体宽大，有2900余字。文中详细记载了后土祠的古今变迁。当时，很可能与《汾阴二圣配飨之铭》碑分左右矗立在祭祀大殿的两旁，可惜这块碑以及其它许多文物已无踪影，无处找寻了。
从黄帝“扫地为坛”祭祖以来，祭祀后土的活动几乎贯穿我们中华民族的整个文明史，这中间尤以黄帝建扫地坛，汉武帝修后土祠，宋真宗扩建后土祠最突出，可以说是祭祀活动的三个高峰期。
在人类发展的文明史上，经历了后——王——帝的时代，与此相伴随，在人们的祭祖活动中，也经历了人（祖）——人神合一（祖宗神）——神（天地神）的阶段。但在祭神的同时也包含着祭人的成分，因祭天地神灵是从原始祭祖或祭祖宗神而来的。这一点我们和西方有着很大的区别。我们东方的神都是人造的，几乎所有的神都能从人那里找到原形。在中国，天地间的万物都是伟人创造的，如女娲氏、伏羲氏、神农氏、燧人氏、有巢氏以及东方大帝轩辕氏等等。西方则不同，西方的人是神造的，几乎所有的人都能追寻到神那里。追寻到创造宇宙一切的高高在上的万能之神“上帝”。所以，我们东方的神话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因而也更具生命力。
现代科技手段揭示，现代人类在远古时期可能有着共同的祖先，特别是在某特定地区的某一族群的祖先有可能是共同的。目前，DNA遗传基因检测证明，人类的历史就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中。每个孩子的基因组几乎完全是父母共同制造出来的遗传物质的混合体。基因组中只有两部分是单纯遗传自父方或母方的；Y染色体（父亲传给儿子）和线粒体DNA（母亲传给儿女）。偶然的基因序列排列错误或基因突变会产生独特的基因序列，这便构成了家系的标志——它不仅与父系或母系祖先有关，还与祖先曾生活过的地方有关。人类遗传学家发现世界上40%的德系犹太人，源自4名妇女。还有报道说西欧人源自7名妇女。他们还宣布，通过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又追溯到最早的女性生活在15万至20万年前，最早的男性生活在6万至10万年前。⑧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现代科学手段已经有可能对远古人类的生活有所追寻。
如此说来，中华民族从黄帝开始出现较大规模的祭祀后土圣母的活动是有道理的。我们现代中国人源自远古母系社会的一位或数位后土圣母，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注释：
①丁山 《古代神话与民族》 商务印书馆 2005年
②刘毓庆 《图腾神话与中国传统人生》 人民出版社 2002年
③摩林·斯通 《上帝为女性时》 朱纹纳唯克出版公司 1976年
④伊·巴丹特尔 《男女论》 中译本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8年
⑤陆思贤 《神话考古》 文物出版社 1984年
⑥王增永 《华夏文化源流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
⑦叶舒宪 《千面女神》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2004年
⑧克·卡尔布 《祖先的信息在血流中代代流淌》 参考消息 2006年2月26日
（原载《后土文化》2006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