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孔子所处的是物质现实和精神思想极其冲突的时代，孔子自身的人生经历和其思想也极其丰富，这内外的因素使得孔子自身的思想具有一定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他极少言及“性”，但他在人性思想方面却有着很深的理解，并且具有着矛盾性。但最终是有借于他的人生追求得以真实的回归。

    【关键字】孔子 人性 矛盾性 回归

    先秦时期政治大变革，新的生产力在瓦解着旧的制度，整个社会处于新旧交替、激荡不安的状态。而此时社会思想处于顶峰，百家争鸣，思想家辈出。思想的丰富和社会的激荡使得诸子百家都试图探索人心和解决人世中的苦闷，尤为重视对人性的探索，也从而使人性思想内容极其丰富，蕴义极其深刻，观点各异。但从目的而言，诸子各家都是想通过对人性的认识，使人有规律、有秩序、有道德、有理想、有目的的生活，去恶存善、改恶为善；孜孜以求，积极进取，最终实现人生理想，完善人生价值，达到人生目的，追求幸福的、愉悦的、完美的人生。孔子虽极少言及人性这一敏感而又复杂问题，但他面对当时的社会状态和对世人的解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包括了极其丰富的人性内容。

    在人类生活中，人需要处理三对矛盾：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可以说思想家们都是围绕着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力图理解和解决这些矛盾，由于受到时代和环境以及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往往每个人在对待这三个矛盾有着不同之处，有时由于自身知识结构和人生经历的变化，同一个人在对待这三对矛盾也是往往出现自身的矛盾性差异。

    孔子所处的社会在他自己看来是“天下无道”、礼坏乐崩“的时代，他感觉社会动荡不安，人心不古，道德衰微，礼仪尽失，出现了“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八佾舞于庭”、“季氏旅于泰山”（《论语·八佾》）等局面。孔子一方面对于如此的“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诈，弑其君者有之，子弑父者有之”（《孟子·滕文公下》）的时代感觉到迷茫和无奈，他主张维护“礼”的统治秩序，维持原有的社会经济的结构，反对追求财富而损害君臣父子的既定秩序和氏族贵族的人格尊严。另一方面，想以自己的学说来恢复“周礼”，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挽救“没落”的社会，“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在周游列国试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未果，而社会却在发生着惊人的变化，原有政治制度在瓦解，原来的经济结构在崩溃，原有的礼仪在丧失，孔子面对如此的局面感到无比的苦闷和无奈，只得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的感叹。人与人关系错综复杂，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世人皆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忙于算计，孔子只得发出“吾未见好德者如好色也”（《论语·卫灵公》）的叹息。理想和现实的错综矛盾，物质和精神的两难选择，个人与社会的复杂差异，仁义和利益的极其冲突，孔子在其人性思想上一面是尽量避免谈及，“夫子之言性和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而另一方面他又在通过自己“仁”学思想委婉地分析人性和人生价值等内容，宣扬自己对“人”的一切学问之理解。因为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人生经历的沧桑，孔子对人世的理解不免复杂，对人生的追求不免错综。如此变革的时代，如此变异的社会，如此变幻的人心，如此变化的人事，孔子的人性思想特征不可能没有矛盾性的痕迹。

一 孔子在人性变易性上的矛盾性

    由于人是真实的生活在自然和社会中，人们需要面对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面对自然界和社会的各种现象，人们往往是两种态度：要么是顺其自然（“顺天”），认为“命有天定，富贵在天”；要么是试图用人类的智慧征服和改造自然“逆天”。而这种态度者在自身人性思想上也有着不同，前者认为人的命运自有天意安排，人性也是天生的，是不可以变化的；而后者却认为人可以征服自然，那么也可以改造自己，人性是随着环境和知识的变化而变化，人性是可变的。

    孔子在这个问题上，他由于所处的时代社会的复杂性和自身的心理、人生经历的原因，所表现出对人性的看法是矛盾复杂的。由于社会处于动荡之中，他对古代社会充满憧憬和恢复“周礼”的渴望，在这一点上他认为古时候有着“圣人”、“成人”等天生就具有完美之“仁”的人格， 而此“仁”的人格是天生不变的。也正因为如此，社会才能安定，“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孔子是自己的理想中构造出能够出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论语·雍也》）的圣贤来拯救世人，改变“天下无道”的状况。而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认动荡不安的社会，人心叵测的状态，争斗不已的局面，人际关系复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现实，人性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着变化，在如此的现实面前，除了感慨之外，同时孔子也想把自己完善成“圣人”，使自己能够能行“恭宽信敏惠”于天下，能使自己及其弟子以及世人能“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

    否认人性的变易性，“唯上智和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的思想是想说明人性是固有、不可变，人与人天生就有差别的，是为了维护原有的周礼，反对通过残酷的斗争来改变人的区别，反对通过尔虞我诈的算计来聚敛财富，要求保持人性的天生性，恢复并突出地强调相对温和的礼仪体制，使得圣人和平民的差异永恒性。也说明孔子对于当时的旧东西是充满同情的，对于旧东西是采用理解、体会、引申、发挥等“损”、“益”的“批判”。突出人们自有的自觉性，来实现“天下有道”。

    而承认人性的变易性，“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等思想是孔子面对社会的现实，想通过“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达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境界。注重通过人性的改变，人自身的修养来改变“天下无道”的局面，自己求立，并使人亦立，由己推人，从而使天下和而且大同。同时也说明孔子对于变化的现实和产生的新事物并不是纯粹的排斥，他是想通过自强不息，善为人谋来促进新事物向他心中“仁”的理想转变，也是为了能让自己的政治理想被处于争斗变革中的诸侯所能接受，这也是孔子在乱世中无奈的承认和迂回的实现。

    孔子面对自身的思想之矛盾，也深有感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让孔子陷入了两难选择，孔子只有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的命题来糅合自己对人性变易性的矛盾看法。在这一点他是高明的，高明的是他成功解决了自身思想的矛盾，同时他又是智慧的，智慧的是他在思想能够保全对周礼的恢复、实现“仁”的思想，同时又对当时的变易的时代试着感受。时代的变化容不得孔子一直的保守，可孔子却也使自己的思想进行“中庸”得以传道。

二 孔子在人性善恶上的矛盾性

    人性实为存在，其价值标准却因人而异，人在社会中需要解决自身与他人的关系，人一方面需要追求自身的生存发展，另一方面却又要受到社会道德和制度的规范。追求资源是人之必需，可社会却又容不得个人的无止境的贪婪。善恶本就是相对，相对的是其判断标准有着主观的因素，时代和思想不同，标准也就不是一致；善恶本就是对立，对立的是二者难以相容，有善难有恶，有恶难有善。社会越复杂多变，善恶就越难以区分，人的善恶价值标准也越矛盾。

    孔子的时代最是复杂，社会最为变化，人心最显迥异。对社会资源的激烈争斗，战争不已，诸侯称霸，以强凌弱，以大欺小，朝秦暮楚，“臣弑君，子弑父”，呈现出一幕幕人的丑陋面；人人为自身利益设想，处心积虑，居心叵测，为的是自己的享受，展示一场场人的贪婪性。

但当时也有着众多的“仁义志士”杀身成仁，或奔波诸国，推行自己政治理想，救民于战争水火中；或静修自身，推己及人。

    在如此的现实之中，孔子对人性表现出来的两面性也感到其矛盾。他一方面认为人性本善，可以成仁成圣，自己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他通过以“仁”为中心辐射出人性中的义、智、信、孝、悌、直、忠、勇、温、俭、刚毅木讷、知耻、好学、克己、忠恕等善的品行。在他的精神中“成人”、“圣人”、“君子”等是为善的理想人格。“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在他的意识中人是本善的，如果人没有了善，则已不成人，不是人。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他所处的社会是“天子不仁”、“诸侯不仁”、“卿大夫不仁”以及“士庶人不仁”，众多人在为物色所诱惑，“子弑父、臣弑君”，孔子面对如此的现实的丑陋现象，他又不得不发出“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忍也”（《论语·八佾》）的愤怒和“吾未见好德者好色者也”（《论语·卫灵公》）的叹息，承认“人而不仁”、“好勇疾贫”的人性已恶的状况。

     认为人性本善是孔子形而上精神层面上对“成人”、“圣人”的理想人格的追求，是对子弟“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君子般的人格的喜爱。孔子一生以“仁”为核心思想，积极追求君子人格，寻觅恢复周礼制度的途径，而恢复二字是以人性本善作为基础，“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孔子在自身修养上注重“内省”，从而能够“泛爱众”，从的是性善，在政治理想和教育精神也是推行的发掘人之善性思想，“择其善者而从之” （《论语·述而》）。这一思想被孟子加以发扬。

    认为人性已恶是孔子在现实的社会面对人在追逐功名利禄，争夺利益资源的情况下，对“臣弑君、子弑父”的愤怒；对自己周游列国推行温和的政治理想受到挫折而感到仁义不再的叹息；对社会“季氏旅于泰山”名分僭越的状况的无奈。孔子在无奈和叹息之余唯有感慨人心不古、人性已恶“知德者鲜矣”（《论语·卫灵公》）。

    孔子面对人性善恶价值的冲突，深有辩证般的体会，用义利关系能作为解决善恶价值的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用人际关系而衡量善恶的与否“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同时也理解了善恶的表现对社会规范的认同“君子有三畏：…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论语·季氏》）；分析世人善恶于事的态度“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既对“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般的喜爱；又有对“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似的厌恶。

三 孔子在人性修养上的矛盾性

    人于世间，所要追求是人生理想，寻觅的是人生幸福，实现的是人生价值。而这些又需要人生自我的完善，自我的修养。众多贤者所对人性作了许多的分析，试图解析人性，和对人性进行价值般的判断以及力图寻索到人性真善的途径。这一切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在人生过程中达到智慧般的幸福和完善自我的人性修养。物质的需要和社会的地位决定人在修养中要展示外在的表现，由于人的价值在一方面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表现出来，所以人的修养需要在处理人与人关系方面有所注重；而人对幸福的感受和价值的自我认同决定了人性修养的内在蕴涵，人是有精神的思考，更多的时候人需要解决自己身心的和谐，所以人的修养也就要突出自己的“内省”。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奴隶社会衰落和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i]，是新的生产力对旧的上层建筑冲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都从自身利益和需要出发，确定自己的价值取向，也试图从各个角度来完善自身人性修养。在当时的状况之下，新旧交替，物质和精神出现极其冲突的一面，人们在实际生活中，需要“衣食足”、“仓廪实”；可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变幻不已的政治风云，人们更寄希望精神层面上的解脱。其时代对人性修养也表现多种不同的途径。

    面对礼乐道德和现实的冲突，孔子对于人性修养问题也呈现了矛盾的一面。他有时候用“仁”规定“礼”，有时候用“礼”规定“仁”[ii]。一方面注重“狷”的独善，“修己以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另一方面又强调“狂”的兼济，“杀身成仁”，“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论语·子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孔子对于人性修养是寓于了内在省悟“仁”与外在规范“礼”的矛盾，是对人“忠”与对己“恕”的矛盾。

    注重内在形而上精神的内省般“仁”的修养，是孔子认为人的价值实现是由内而外，内为根本，“修己”就是“求仁”[iii]。他认为求仁要靠自身的努力“为仁由己”，只有提高自身素质、完善自身修养才可能求仁而获仁。“古之为学者为己”（《论语·宪问》）讲的就是人之所以成人的所在。孔子对当时的社会的物欲横流、斗争不断、人情冷落的状态是深为揪心，更感觉的是人的内在修养的重要，越是动乱的社会，越需要心静意定。后来《大学》在首段就发扬“内省”的真谛，“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于“修身”。人在肉体和物质世界中受到的限制太多，而在精神上则是自由且无限，所以孔子在面对无奈的现实社会，他更注重的是“内省”和“修己”。

    而强调外在对人对世的终极关怀般“礼”的规范，是孔子认为人的价值实现需要对同类自觉地承担责任，要尽人事，要注重经世为政之道，他认为圣的境界应该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仁的本旨在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立”有所成而“达”能显于众，“能近取譬”由近推远，由己推人，“君子学道则爱人”（《论语·阳货》）从而做到“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人生于世间，需要真实的生活和现实的实务，孔子寄希望对当时没落的周礼制度的恢复来改变“天下无道”的局面，故因此他对外在的规范对人性修养的作用也是强调和重视，认为在“无道”的社会需要人的“安人”和“爱众”。

    孔子对人性修养矛盾般的解决，是出自于自身理想人格和现实状况冲突的解剖。他把“仁”核定为“克己复礼”，以“内自省”和“正名”的结合，重“忠恕”的精神，来解决形而上精神修养和现实外在的规范之间的矛盾。“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随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说的是内修己心，由己及人，既要让自己能够正心诚意，达到“仁”，同时要言行符合外在“礼”的规范，要“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对待个人与社会的矛盾是采用“仁”和“礼”的统一；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是采用“忠”和“恕”的结合。

四 孔子的人性思想的回归

    孔子的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一个变革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孔子的思想不可能不受当时社会现实状况的影响。孔子可以说是介于新旧生产力、新旧阶级矛盾之间，一方面他对旧有的制度和事物充满怀念和同情，他认为周礼给于人们生活道德准则，在以前人与人之间充满温情，人们遵循礼仪，恪守社会制度，“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在精神上是极度复兴“周礼”，想以古代礼仪之文化来拯救当时“礼坏乐崩”的局面。使人们能够达到“仁”的完美人性，做到“仁义、利、智、忠、恕、孝、悌、直、温和、知耻、刚毅木讷、慈”等人格。而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面对已经在日新月异的变化着的现实社会，他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想“为政以德”，那么他就必须得与当时的诸侯有一致之处，否则自己的目标就难以实现，社会的变化是他个人难以挽回，“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否？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论语·八佾》）孔子对于当时名分的僭越也只能用“呜呼”来表示出他内心中的无奈和感叹。

    孔子面对人类生活中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社会的矛盾，有着自己的理解，也有他自己的态度，但在整个大的社会潮流中，他也表现出了他无奈的矛盾般彷徨。物质的进步往往是道德为代价的，而思想家往往是以对过去的精神生活修饰般的回忆来表达自己对社会道德冷落的感慨，孔子也是如此，他对待人类生活中的是以“顺天命”、“克己复礼”、“忠恕”来解决的。在他看来社会乃至整个宇宙本来是为“和谐”，人与人也是“和”的关系。他认为社会的变革不应该是以暴力和战争来进行，而是温和的利益来促进。也正是如此，孔子关于人性思想存在着众多的矛盾，但他又以“和”来解决了这些矛盾，强调是温和委婉的转变，就连他对人性的表述也都委婉地隐含在他的“仁”学思想中。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的一生是树立自己理想人格的过程，他认为，在他所想的完全的人格之中，个人和自然、社会的关系，都有适当的安排。[iv]从“志于道”以求“仁”的道德品质，到“克己复礼”般的“而立”，再到对人生世事的“不惑“，从而使自己达到“知天命”、“顺天命”的境界，最后自觉地达到“仁”和“礼”的自然地统一。孔子的整个人生是为追求精神上的平静和满足，对待人世间的一切是积极的心态，享有“乐”的过程，尽管他在周游列国试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未能成功，但他在精神上已经达到“和”与“乐”的境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以完全人格“仁”之精神境界应对世事，实现其“泛爱众”的终极关怀，从而使得达到人性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