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著名的社会、文化学家马克斯·韦伯，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非常惭愧，我是在两年前才读到这本书的。这本书，触发了盘桓我内心已久的一大困惑。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并催生了一批又一批成功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他们逐渐以自己特有的经济话语权和影响力成为当代中国一个引人瞩目的社会群体。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国的民营经济缺少一个长期持续发展的过程，许多当代企业家的成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许多当代民营企业“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接连不断的“陨星落地”现象给这一新兴群体的前景蒙上一层厚重的阴影。作为其中的一员，我对此感触至深。
　　短短二十多年的成长史足以给这一现象一个合理的解释。然而，我们内心的困惑却因此而加重。坦率地说，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最初的创业动机仅仅来自于财富的吸引，这给我们埋下很深的精神隐患———一方面，最初的动机有所满足后，我们缺少更大的精神动力；另一方面，财富是一柄双刃剑，很容易反过来伤到自身。
　　我们的困惑，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当代中国商人有着怎样自觉的社会定位？社会赋予财富怎样的价值认同和道德限定？商人在为谁赚钱？赚钱干什么？除了赚钱，他们还应具有怎样的社会责任、道德担当和精神追求？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决定了这一社会群体的精神向度和文化品格。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论证了新教伦理对于西方商人资本主义精神建构的影响和支持———正是这种影响和支持，建立起西方商人“为上帝赚钱”的价值取向和信仰追求，成就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与之相对照，我们当代中国商人正是在这一点上“先天性贫血”，缺少信仰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自觉。因此，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民营企业家们，后来的创业显得十分迷茫，几乎只是一种“行为惯性”使然。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度过了最初的草创阶段后，正在进入一种理性创业状态。理性创业需要企业家们具有相应的精神支撑，理性创业的最大特色是经济的文化性，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另一本书中写道，“经济的最高形态是文化形态”。
　　无论如何，我们需要突破自身的“精神瓶颈”，建构自己的精神体系，重塑中国商人的文化品格，因为财富本身只是一种物质形式，它所唤起的只是人的一种原始欲望，而不会丰富我们的心灵，赋予我们强大的精神动力。财富填补不了我们内心的空虚，甚至财富会使我们迷失前进的方向。
　　那么，建构商人精神，重塑中国商人的文化品格，我们的依据和出路在哪里呢？
　　在我为这一问题而感到苦恼时，一位朋友向我推荐了另一本书《论语与算盘》，这本书是被誉为“日本近代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写的，在日本影响深远。书中提出一个重要主张，叫做“士魂商才”，值得深思的是，在对此进行论述时，作者引用中国的《论语》和算盘作为“士魂”和“商才”的象征。因为《论语》是儒家经典，算盘是商业计算工具，后来有学者将之称为“儒商精神”。
　　现代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路径依赖”观点，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本国本地区的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依赖性，尤其是在经济以较高形态持续发展时期。结合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我们有了答案———建构中国商人精神，重塑中国商人的文化品格，必须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寻找依据。
　　中华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中国传统商业文化是其重要的一脉。这里所说的传统商业文化，包含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财富观、经济伦理观、商业道德观及其经营思想、管理艺术等，它们从不同方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的精神资源、道德资源和人文资源。拂去历史的尘埃，今天依然光芒四射。联合国首席文化顾问、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杜维明这样说过：“凝聚着强烈人文精神和道德关怀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显得弥足珍贵。”
　　目前我们正在筹拍的40集电视连续剧《一代大商孟洛川》和12集电视专题片《中华儒商》，就很能反映中国传统的儒商精神。
　　孟洛川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商人、民族资本家，他经商60余年，在济南、北京、天津、青岛、上海、苏州等众多的商业重地，建立了一个集经营布匹、绸缎、绣品、皮货、棉纱、纺织、钱庄、茶叶等众多项目之大成的商业王国。他所创立的“瑞蚨祥”商号极富盛名，围绕着孟洛川和瑞蚨祥，当时盛传有不少民谣，如“南有胡雪岩，北有孟洛川。”“头戴马聚源，脚踏内联升，身穿瑞蚨祥，腰揣四大恒。”“吃在全聚德，穿在瑞蚨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由瑞蚨祥制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国旗———五星红旗。
　　孟洛川的一生，以“经世济民”为经商的动因和目的，经商过程中，遵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的原则，盈利后捐款捐物、筑路修桥、兴办义学、赈灾济民，真正做到了“民胞物与”、“达则兼济天下”，其贾服儒行的儒商风范，堪为商之楷模。
　　当代中国商人的精神建构，重塑中国商人的文化品格，不仅是社会的呼唤，同时也是商人群体自我意识的内在需求。在中国缺少社会性的宗教信仰和外力影响弱化的情况下，实现这种需求的主要途径来自于商人群体的自觉。作为民营企业家的一员，我的觉醒从这部电视剧开始。
　　（作者为东方美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