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孔子儒家学说原是历久弥新一流先进文化结晶，揭示万物之灵“当行之路”（“人之所以为人”的应循客观规律，或称“天理”），推动文明建设，指引社会发展，增进人类福祉，导向大同理想人间天堂的经世致用美仑美奂大成宝典。
长期以来，人云亦云，咸认孔子儒家学说为两千年来中国的主流思想信仰，其实大谬不然。
西汉盛世雄才大略的武帝，在今文经学家董仲舒协同策划下，作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影响后世两千余年的重大决策。表面上看来，由此为始，儒学被确立为国家的正统思想和精神支柱，似乎就是儒家梦寐以求的空前伟大胜利了，岂不应该：“歌之不足，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殊不知柳暗花明，否极泰来，封神立教，一统天下之时，恰恰是一场天字号历史大阴谋和大悲剧的开始。
武帝刘彻不是想象中的周文王型贤君，董仲舒亦非圣人伏羲，他们不过借孔子令名，偷梁换柱，精心篡改，重新塑造儒学为一种自上而下的超级愚民工具，一种非常有利于专制君主体制超稳定“永世其昌”的“政教合一”型社会控制论；特别是朱熹的“朱子之学”为代表的宋明理学，以舍我其谁的后儒道统自居，变本加厉强化控制中华精神生活以来，彻底背离真版孔子学说本义，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借近世中国社会惯用的一句政治术语，就叫做“打著红旗反红旗”的伟大表演（Great Performance）了。
伪儒登龙，真孔蒙尘，愈演愈烈，一步紧似一步，意在灭绝天经地义的人本意识，铸成了一种以虚矫为特征的“国民劣根性”，禁锢了人类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乃至阻绝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切通途。
一百六十年前，“千载未有之大变局”轰然降临，“天朝上国”，一触即溃，西学东渐，势不可挡。近百年来，新潮知识分子寻找中国积弱不振、落后挨打的深层原因，指陈孔学误国，不分青红皂白，“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喊了大半个世纪，直到“文化大革命”大破“四旧”，挖尽老夫子祖孙八十代孔林陵墓（1966年11月），继以极度丑化“孔老二”的“批林批孔”运动。
尽管如此，海内外尊孔势力始终不衰，一直有人以为“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坚信孔子思想包涵著超越时空的不朽真理，博大精深，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不可毁也。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经济起飞，成就辉煌，举世瞩目；但中国特色真空型信仰危机如影随形，恶性狂飙，势若燎原。为从传统旧藏挖掘可供支持道德复苏、建设先进文化的有用资源，官方和民间人士重新评价儒家，敢信孔子学说或有大用。八十年代中期起，再兴儒学研究之风，整修儒家圣地曲阜三孔（孔庙、孔府、孔林）文物，复现钟鼓韶乐，操办祭孔大典，可是又一番荣华隆重壮观气象了。
在外部世界，孔子久遭冷落之余，近年也出现了颂扬儒家思想，寄望恢复孔子道德的呼声。
基督教伦理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道德孵化器”，居功厥伟。在科技长进、经济发达、知识爆炸的现代化趋势中，宗教所赖神话奇迹也许不失其“永久的魅力”，但感召笃信的强大力量，终要由绚烂归于平淡。
“如果对地狱的观念和沉沦的恐惧一旦冷淡了，那么人们对天堂和得救的渴望就会跟着冷淡下去。”（约翰. 班扬《天路历程》）
世界由后工业化转进高科技讯息时代，神性信仰历史局限性愈益突显，社会性信仰危机如火如荼，贪欲泛滥，道德沦丧，江湖日下，不知伊于何底；另一方面，一些宗教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不惜以恐怖手段否定、颠覆现代化进程。文明世界险象环生，阴影重重。
神性宗教力有不逮，“真空”迎来心魔翩迁。举世信仰体系“青黄不接”之际，无论东方西方，迫切需要焕发一种令人茅塞为开、幡然顿悟的理性力量，重整不可须臾或缺的思想信仰体系，维系人类文明进步于不坠。
后冷战世界一体化新潮流中，颇有西方学者寄望振兴儒学，作为一种源远流长、潜力非凡的理性意识形态，垂范人类共同信仰（全球伦理），挽救现代科技社会神性信仰衰落之际瘟疫般流行的道德伦理危机。今日中国和世界都大有人谥匦潞艋健⒅匦路⑾帧⒅匦氯鲜犊鬃印?/SPAN>
但是，作为中国土特产的孔子儒家学说，如果不能从摔得几乎粉身碎骨的故乡爬起来，在神州大地首先大见成效，又何来奢想造福全球，奉献后世？
今日域中，孔子已经成为市场热闹花俏的商业炒作对象；孔圣人好象近在眼前，其实还远在天边呢！从根本上说起，什么是儒家学说？或者说如何定义儒家学说？仍是学界无休无止，似乎永远争论不清的ABC。至於儒家学说裨益了中国，或是害苦了中国？对於今日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全球政治民主化、经济一体化、科技现代化以及发展市场经济的大趋势究竟是促进、相容还是对立？换言之，儒家学说在现世大有可用呢，略有可用呢，还是应该弃之若敝屣？人们居然可以得出种种截然不同的结论，而且大多理路驳杂，词意含混，一锅黏粥。
如此眼花撩乱，颠倒折腾，各说各话，“天之木铎”（天理传播者）文昌帝君可不成了任凭梳妆打扮的小姑娘？除了出於政治利益原因蓄意造作，究竟万物之灵脑袋瓜出了什么毛病？
对大千世界忙忙碌碌的普通人来说，这种玄玄乎乎，不得要领的“学术讨论”，只是一种遥不可接，与己何涉的奢侈罢了。别说西洋人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中国人对此天字第一号国粹莫名其妙，表现冷漠，就积极的正面意义而言，充其量讲得出几款泛泛道德教条，老生常谈口头禅而已。那里谈得上什么经世致用之道？
两百年前德国首席哲学家黑格尔（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al，1770-1831）眼中的孔子就是这样一个实际的世俗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条，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别的东西。”可惜的是，时至今日，一种现代科学观念上具有确切定义和严谨逻辑性的儒家思想理论体系，尚在云雾飘渺之中。
那巍巍儒家经典，代复一代，数不尽多少方家穷究详释，莘莘学子鞠躬尽瘁，似昭昭，实昏昏，莫非一堆玄机无尽天书密码？
理性的孔门儒学，在反复扭曲、摧残中经历了多少虚幻荣光和误尽苍生的梦魇岁月；借用基督教名词，宛若走过了一程不胜悲情的“旧约”时代。如果不能彻底反省，打破框框，找出唤醒人心，无违天道的新意、新法、新路，所谓“复兴儒学”，“儒化中国”，倘非天真烂漫，以为重复空喊几句道德教条可以招来奇迹，只落得一阵“毫无功德”可言的虚火潮热；就是不脱愚民旧道，妄图再陷中国于推背图式低端循环无已的悲剧宿命。
如果把佶屈聱牙、误区重重的《四书》比作儒家《旧约》圣经，时势呼唤有心人冲出迷魂阵，发明一种玲珑剔透、干净利索的解码之道，重新解说，推陈出新，中西融通，与时俱进，实现划时代意义的突破，催生一部发聋振聩、简洁明了、人人好懂，“君子之约”结缘寻常百姓家的儒家《新约》全书；提供一整套具有严谨、坚实理论基础、强烈精神震撼力、充分可操作性，切合现代社会持续发展进步需求的普世性思想信仰体系，去开创一个服务中国、走向世界，引导“人的解放”，构建“人间天堂”的儒家济世“新约”时代。
基督教教会有句古老的俗话：“新约在旧约中诞生，旧约在新约中揭晓。”
新约时代的到来，并非抛弃旧约，而是有效实现旧约企盼的境界。
理性孔子学说的“新约”，也不是否定神性宗教的“新约”，而是在红尘世界协同完成未竟的救赎，成全无限美好的“天国”之想。套用上面那句教会古老俗话：“理性的新约继神性的新约诞生，神性的新约在理性的新约中揭晓。”
“新约”是“永约”。（见《希伯来书》13－20）
比喻总是跛足的。时势迥异，理性、神性大别。儒学与基督教同为信仰体系，也被称之为儒教，但此教非神学意义上的宗教。儒家“新约” 不存在“选民”概念的困扰，没有弥赛亚降生、复活、升天奇迹，没有启示录神异可怖的预言，不需要经院神学、黑暗时期、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
儒家“新约”之说，主要形容儒家学说作为一种理性全息型宏大思想信仰体系，因应时势改弦更张的大转折、大作为；预期产生赛过新教崛起对西欧北美的那种积极影响，终能在中国和整个世界发挥“心态文化”推动社会持续发展进步的伟大历史作用。
此“新约”非那“新约”，新事只能新办，儒家“新约”有不同特色的运行方式和自己的荆棘路，理性的儒家“新约”时代，带来的应该不是刀兵，而是中国人的大和解，以至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大和解，暴力对抗终结，侵略战争终结，恐怖杀戮终结；人类特秉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人和自然环境之间“并育而不相害”，“可持续发展”渐入佳境；意味着“自由王国”在地平线上升起，“大同世界”良辰美景可望可即，马克思期许的一部真正人类史的开始。
自许杞人，躬逢其盛，当仁不让。“虽愚必明”，固所求也。拙作《孔子密码――儒家学说的现代诠释》，意在鼓吹、参与儒家“返本开新”的《新约》建设工程，不揣冒昧，率性道来，提供章句，要点如下。
一． 彻底挑开“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
中国“心态文化”悲剧祸源，不是一度举国朝野人人喊打的“儒家学说”，而是反孔孟之道以行的“伪儒”。如果不知道真伪儒家泾渭分明，识不透伪儒的虚佞本质及其欺骗性，一部中国通史就落得了个群盲论象，一通也不通了，更遑论复兴儒学？
本书以推翻所谓孔子歧视妇女的千古“铁案”为楔子，着手全面拨乱反正。
二．由“天道人性”大本大源为始，勘寻儒家心路发轫原点，推演“人之所以为人”的理性信仰基本方程。
理解真版儒家学说精义之难，不仅因为真假难分，积重难返，“假作真时真亦假”；决定性的障碍恐怕在于缺乏一种探溯大本大源的研究方法，无从了解孔子思想的根源，不知其本所自，因此找不到“一通百通”的线索脉络。
积极探索真理的青年毛泽东相信：“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毛润之1917年书信》）如果吾人至今不能得窥这个大本堂奥，当然无法形成豁然贯通的系统性观念，於是，除了各取所需，不免像黑格尔大师那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
作者为此设计一种人人可以立即实行的“诚心内省”之法，一个不化钱、不扰人，不涉专业哲学名词，自问自答自明的“思想实验”。得以轻轻松松、自然而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解开唯人类特有的“心态文化”调控机理之谜，指明为人处世应循的优化调控之道，由此导出 “肯定人欲，引上正道”，体现“人之所以为人” 必遵的一系列基本公理，文中以联立方程形式一一列明。
这套基本公理，相当于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导出全部几何学定理的那些开宗明义“不证自明”的数学公理（Axiom），堪以破解层层密码，弄通真版儒家学说精义，洞察中外古今历史经验，全面重新解说人类世界。
儒家赖为“性与天道”的大本大源之理在此。“万物之灵”无愧存在天地间的理性信仰基石在此。
从这个大本大源出发，循着儒家心路风景线迤逦行来，整理归纳孔门儒家思想要旨为：“模糊化信天观――人生共性指导原则――社会发展目的论”三大命题，构成逻辑严密、意义完整的三梯次（3 Tier）全息型真版儒家思想体系。
三．孔子思想要旨之一：“模糊化信天观”及其跨千禧进步意义
儒家以导布“天理”为己任，必要摆正“天人关系”。
孔子提倡一种具有“模糊化”特色的“信天观”，既不失宗教情怀，无限敬畏那神性之最（代表至上神）和理性之最（代表规律性总成）的“天”；又相信天地之间以人最为尊贵，“天”已将人间的事交给人自己处理，“天道”可由人类自己从人性中领悟、索解和运用；由而树立人本和民本观念，确保清纯理性，排除奇迹灵异，不语“怪力乱神”，反对迷信宿命，坚持事在人为，主张积极入世，倡导“知其不可而为之”般锲而不舍、身体力行贯彻人生“当行之路”的奋斗精神。
根据这样的信天观，可以淡化处理神性天道和非神性真理观之间的鸿沟，模糊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分歧（不争论），可与中外古今一切优秀思想哲学体系，以及传统主流宗教教义的真理内涵息息相通，交融无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利于调动世人自觉贯彻“当行之路”的使命感和积极性，导致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效益最大化，在理性基础上脚踏实地合力缔建“人间天堂”。
孔子的“模糊化信天观”，不失为古往今来万物之灵处理“天人关系”最为明智的可选方案。
四．孔子思想要旨之二：“人生共性指导原则”
儒家阐发“当行之路”，提出了种种关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旨在优化人生的普适性济世理念；内容散见经书各处，庞杂费解，不胜凌乱之苦。
文中从上述基本公理出发，新解新议、整理归纳分散、断续的有关章句，参透其中严谨的科学性和逻辑性，以通俗简明的语言，提出了一部以 “思想信仰－决策方法－行为规范”为序列（顺次对应金光闪闪的“仁――中――礼”三个大字）的人间正道“三位一体”系统工程说明书。儒家学说全部德目，都可在其子目中找到确切的位置和定义。
儒家开导“人之所以为人”的“人生共性指导原则”，集大成在此，构成了儒家学说的主体。金声玉振，天机解密，家喻户晓，福音广布，经世致用也。
五．孔子思想要旨之三：社会发展目的论
儒家的人间正道“三位一体”系统工程，必要落实于驱动发展进步，增进人类福祉的社会实践，具有明确的目的性。
孔子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近景和远景分阶段大目标：首先争取实现人际关系比较合理和人民生活相当富裕的小康（庶、富、教）社会，进而奔向“盛世大和平”，“大道之行也”的理想化大同社会。
为了实现这样的大目标，儒家开发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教等广泛领域的政策纲领。
这些政策纲领一旦持之以恒，通权达变，触类旁通，必将催生一种保障每个人自身权益，并且尊重和肯定他人同样的权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高效能社会体系，导致建立自由民主共和政治，发展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造就发明创造纷至沓来、先进生产力进阶不止、社会持续发展进步的大趋势。
“礼失而求诸野”。这些政策纲领的有效性，多已为后世先进发达国家的成功社会实践证明；未来犹有超越时空、受用不尽、圣训常青的启迪作用。
六．重新解说中国历史
运用“心态文化”调控原理，辨析中华文明兴衰脉络，体认信仰体系伪儒化阻碍国家民族发展进步的严重恶果，寻找长期以来伪儒当道、变本加厉、执迷不悟的历史悲剧成因，深度总结中国式道路的关键性历史经验教训。
今日中国，深化改革的各种困难当中，要害在于缺乏健康“心态文化”的内在匡正作用。如果没有以再造信仰体系为核心的先进文化建设事业为支持，一切立意美好的体制改革，不免流于形式，成为不伦不类、事与愿违的夹生饭。
中国信仰体系再造任务艰巨繁重，但势在必行，大有可为。
中国传统思想宝库中拥有理性信仰体系资源――真版孔子儒家学说，是为“待贾而沽”其实无价之宝的超级财富，举世无匹的优势条件。
儒家学说具有宏大的包容性，大不同于其他信仰体系普遍存在的排他性，可与无神论马克思主义，基督教文化，以及一切学说、教义的真理内涵珠联璧合；因此，复兴儒学，意味着可以精华荟萃，集人类最高智慧之大成，尽优化先进文化建设之能事。
“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通过可行性分析，研判时空错位（Anachronism）情况下孔子理性上层路线失败的历史必然性。指陈今日中国复兴儒学，当利用现时有利时势条件和高科技成果，施行一整套“上行”和“下行”有机结合的正确路线，善于把握“突破口”，配套工程相应上马，方能打开千载僵局，达成再造信仰不世伟业。
七． 重新解说世界历史。
发展道路迥异，最终碰撞到一起的的东西方世界，宛若人类实验两大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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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心态文化”调控原理，透过神话奇迹的外衣，认识基督教文化的理性内核，比较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思想济世之道的异同；基于两者内涵存在高度一致性，不妨看做互为另一方的神性版和理性版。
“东方不亮西方亮”。基督教通过草根群众路线，历尽千难万辛，上升为罗马帝国国教后，西部地区幸免落入“政教合一”的窠臼，不期而然形成了一种“凡圣两立”的“权力制衡”格局，是为该地区终于卓异胜出的决定性契机。
西部基督教文化区经历了教会权力极度膨胀，钳制思想自由的“黑暗时期”，却没有像许多古代文明那样从此湮灭，也没有像中国或希腊社会那样胶陷滞进状态；得天独厚，浴火重生，脱颖而出，建成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并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不止。文中以独特史观，穷究这一举世无双历史进程的来龙去脉、形成原因和作用机理，从而展现一系列值得中国和整个人类大家庭认真领略、借鉴的人类创造性智慧珍贵果实。
论证神性宗教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继社会达尔文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之后，后冷战新一轮神性信仰危机已然狰狞毕现。
蒙尘千载，重睹芳华的东方真版儒家学说，不仅是今日解救中国真空型信仰危机希望所寄；也可为西方神性信仰体系重整提供继往开来所需的理性版，而且是相得益彰、相融无碍的理性版。
八．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重新解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
马克思主义济世思想，具有强烈的无神论世界观特征，但内涵本质与理性有神论的孔子儒家思想和神性基督教教义一脉相通。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的历史时期，无论基督教、孔子儒学，一概回天乏力，唯马克思主义应时而起暗闭却笕危寥跷燎浚炜窭接诩鹊梗逦奈淞绞执俪晌鞣椒⒋锕伊夹院推窖荼涑晒Γ贾率澜绺窬至夹灾刈椋饭ρ豢赡ッ稹?/SPAN>
马克思主义曾因政治需要而遭异化、变造，许多重要的甚至基本的真知灼见被隐匿、删除，乃至面目全非；一朝去伪存真，因势利导，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理性信仰体系重整大业，具有不可取代的指导意义。
九．评估儒学国际影响，展望建设“全球伦理”
所谓“东亚儒家文化区”，实际上同属“朱子之学”的伪儒当道；唯日本幕府末年兴起“阳明学”异化派生的“事功派”，与军国主义合流，形成了虎狼化伪儒。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名噪一时的“亚洲价值观”，以伪儒旧礼教为先进和荣耀，比拟非西方地区的“新教伦理功能对等项”，可谓一场回光返照的荒唐误会。
明代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发现儒家真伪之别，曾带回一些真儒精义，对欧洲启蒙运动发生积极的正面影响；但儒学真伪难分和中国落后积弱实情，致使这种影响难以为继，稍纵即逝。
当下主流宗教界为因应信仰危机，正在努力谋建理性“全球伦理”共识；但迄今为止，除了复述“黄金律”和传统诫命，似难进入一个较深的层次。
三梯次（3 Tier）全息型真版儒家思想体系应能跨越有神论和无神论的鸿沟，融合中外各种思想信仰包括宗教教义的真理内涵，与时俱进，发扬光大，支持中国先进文化建设，并为整个人类大家庭提供理性化重整信仰体系，建设“全球伦理”的基本架构。
十． 关于“好有好报”配套工程
一切信仰体系有效运行，都要依靠“因果报应”机制支持。
宗教信仰凭神学因果报应说，作出“好有好报，恶有恶报”的承诺，并藉神力奇迹建树信心。
理性化信仰体系的“因果报应”，主要通过社会公正性的反馈作用，包括法律制度、社会公约、风俗习惯，以及市场经济报酬机制等功能来体现。在远欠完善的现实社会中，这种反馈作用很不健全，“因果报应”经常不能兑现。因此，推行理性化信仰体系，不能停留在道德说教上，以为理可以自行。
现有法律制度的功能，主要用于惩治犯罪，贯彻“恶有恶报”。市场经济报酬机制是现代社会体现“好有好报”的主要途径，但只能局限于一定的经济效益范畴。为了充分调动“正道”积极性，国家和社会必须自觉建立、健全完整意义上的“赏罚分明”“因果报应”机制，特别要从正面做好 “好有好报” 配套工程。
“好有好报” 配套工程，是在不断改进完善市场经济报酬机制基础上，进行理性化再分配的一项庞大、复杂、细致的历史性开拓任务；要通过法律、政策、制度和办法，尽其所能确保各种各样“好人好事”，特别是道德表率、见义勇为、一时难见实效的有益探索研究活动等等不易或不能用市场价值核算的“好人好事”，得到应有的精神鼓励和实质性报答；不能让人们做了好事反而吃亏，却要让“好人”名利双收，率先进入“人间天堂”。
孔子早就主张“好有好报”制度化，但周敬王那个时候，无论从社会体制和财富实力衡量，都非常不切实际。二千五百多年后的今天，高度富裕的发达国家固然万事俱备，犹欠东风；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不仅必要，而且至少具备了启动“好有好报” 配套工程的充分经济实力。
“好有好报” 配套工程的成败得失，关系人类社会命运前途，应为全社会每个人，一切组织机构，特别是拥有政治影响力和巨大财力的实体重视、支持和参与，其中政府显然负有不可推卸的主导责任。
以上概括的全书内容，都是说明“知其大可而为之”，亦即论证开创儒家“新约”时代的根据。
感谢中华书局（香港），本著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粹的一贯宗旨，不以后学新议为嫌，慨予支持出版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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