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古人很早就有“廉”的观念，《周礼·小宰职》说：“以官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楚辞》说：“宁廉洁正直以自清兮，谁知吾之贞廉。”《管子·牧民》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廉政，主要是指握有一定政治权力的人们在物质利益方面的谦让和不苟取，它的反面是贪污腐败，贿赂聚敛等。将古代廉政思想及实践进行梳理和归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重视廉政教育的积极预防作用 
    孔子提倡“有教无类”（《卫灵公》）。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差不多的，只是由于后天所受的环境影响的不同，人与人之间才在道德水平，知识水平等方面产生了差距。因此，缩小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的有效办法就是使每个人都受到良好的教育。人受过教育，增强了廉耻之心，道德修养有了较大提高，就会遵守礼法。历代圣贤都主张从教育入手，提高官吏克己奉公、反贪拒贿的思想认识和道德素养，要求官员清心寡欲，淡泊明志，慎独律己。孔子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苟正其身，予以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荀子也认为：“上好贪利，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丰取刻与，以无度取于民。”所以荀子的结论是“有乱君，无乱国”（《君道》）。儒家一再申说“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悠者也”。一再呼吁：“正其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大学》）元朝大德五年徐元瑞纂集的《史学指南》，是吏员启蒙教育的优秀教材，其中《吏员三尚》提出了“尚廉、尚勤、尚能”的“三尚”，其中“尚廉”解释为“甘心淡薄，绝意纷华，不纳苞苴，不受贿赂，门无清谒。身远嫌疑，饮食宴会，稍以非议，皆谢却之”。《戒石铭》中也说“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贯穿了极为丰富的吏治思想。
　　建立监察制度，强调以法治贪，防止官员贪赃枉法 
    人是有欲望的，一旦有了权力，欲望就会成为一个不断滚动的雪球，条件不同，欲望是随之变化的。如果权力不能受到制约，欲望就会无限地膨胀；于是，腐败就不可避免地应时而生了。我国历代统治阶级十分重视监察制度。我国古代专职监察组织系统是在秦汉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战国时职掌文献史籍的御史就已有明显的监察职能，秦代大大提高了御史的地位，御史大夫既是丞相的副职，又是最高监察长官，位列三公，处于国家中枢地位，还颁布了察吏律令，在《秦简·语书》中规定了辨察良吏和恶吏的细则，作为监察官员执法的依据。汉朝在中央设置御史台为最高的专门监察机关，武帝时又将全国划为十三个监察区，名曰“州部”，每个州部设御史一员，直属御史台，汉武帝还亲自制定了《刺史六条》，严格规定了刺史监察的重点对象是强宗豪右、郡守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及子弟；也规定了刺史监察地方的权限。至唐形成了独立于一切机构之外的监察机关———御史台，其有权弹劾百官，考察百官的品行政绩和操守，同时定有谏议制度，可对最高统治者执行政务的情况进行监督、批评。宋朝在州一级政权设有“通判官”，由朝廷直接派遣，作为皇帝之耳目，监察知州的活动，可以随时向朝廷报告地方执法情况，还颁布了《诸路监司互察法》，规定了监察官员的互监，是我国古代监察法规建设的一大创举。元朝也颁布了《设立宪台格例》的三十条台纲，是我国古代一部完整的中央监察法规。明清时期的监察制度随着中央集权的高度发展而达到最严密的地步。明洪武十五年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专司纠弹百官之职，并握有对重大案件和司法会审权。清朝颁布的《钦定台规》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可以说是集历代监察法规之大成。 
    上述监察制度和监察法规的颁布和实行，在历史上发挥了不小的积极作用：一是对违法的官吏严惩不贷；二是强化了对监察官吏的监督；三是严明了监察法纪，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监察队伍的廉洁奉公。
　　注重考核，严惩贪污、受贿性质的犯罪，以促进官吏为政清廉 
    我国古代官吏的廉政之德，在内容上不仅包括律己奉公，而且包括能“养民”，给人民带来“丰财”。清初进步思想家唐甄将廉政范畴以功利主义的政治内容，他说：“廉者必使民俭以丰财；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举廉举才，必以丰财厚利为征。”“若廉于洁身，才止于决事，显名厚实归于已，幽忧隐痛伏于民；在尧舜之世，议功论罪，当亦四凶之次也，安得罔上而受赏哉！”又说：“廉而不能养民，其去贪吏几何？”（唐甄《潜出·考功》）这就将廉政的目的在内容上作了拓展，同时也昭示了廉政对富国强民、巩固政权的重要作用。 
    为了廉政制度的贯彻执行，在我国古代，还有一套奖惩办法做保证。商时规定有“贪以败官”的墨罪，战国时李悝在其编纂的《法经》六篇中，规定有丞相犀首受金、借假不廉等惩治渎职罪的法条。汉武帝十三年，规定“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即死刑）。在《唐律·贼盗律》中规定：“诸监临主守自盗及盗所监临财物者，加凡盗二等，三十匹绞”。元世祖时规定，设赃罪１３等，犯赃官吏“轻者杖决，重者处死”（《元史·世祖纪》）。明初，朱元璋订《大诰》四编，规定对守财不枉法者也处以凌迟、枭首。历史上许多思想家也提出了重典治吏的思想，清初的启蒙思想家唐甄就强调，“夫刑自贵始，自宠始，自近始，刑乃威，威则民畏。刑于命狱，于鬻狱，于奸狱，刑乃清，清则民服”（《潜书·权实》）。 
    中国古代廉政思想有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阶段实质，就当时的背景而言，在不同程度上也维护了劳动人民的利益，顺应了民心民意，对推动社会的进步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反贪官、轻徭役、提倡“天下为公”等更是直接地维护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和缓解了劳动人民的苦难，这是应当明确肯定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认真研究和继承我国古代廉政思想中的精华，对我们当前进行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