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坦言“修道谓之教”。此道为无为有为无不为的宇宙本源、本根、本体，也是主宰。由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者天地人也。人与万物尽在道中，道亦尽在万物之中，人与万物得道者为德。

此道为儒家道统之哲学根本，传统道统是历史经验的升华，实际也是哲学思想的追根溯源，因此今天的道统应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道统自孔孟以后失去真传，汉宋后儒各得一偏，此一偏也仍然造就了两千多年的历史辉煌，当然也得为两千多年的专制压迫腐败负责。今日否极泰来，大道复明，道统重续，正当其时。

道的下贯和落实就是所谓的“教”。“修道谓之教”，意味着知道、明道、修道，教之以道，就是儒教之“教”的基本含义。

近代以来，否泰相交，民族国家遭遇千古奇变，文化传统破坏殆尽，现在正逐渐回归大中至正之道。中国文化的复兴是全面的，儒家文化的复兴也是这样。因此，我认为，儒学与儒教可以并行不悖，不但在学术上是可以交叉的，而且在实践上可以互相支持，相互促进。儒学是儒教的学术基础，儒教是弘扬儒学的重要形式之一。儒学、儒教与现代社会结合，主要是与市场经济结合，具体地也就是儒学、儒教与儒商的结合或联合。儒学、儒教、儒商是在现代社会传承儒家思想，复兴传统文化的三位一体的三个根本方面：儒学是学术核心，儒教是组织形式，儒商是经济基础。儒学为国民提供理性的思考，儒教为国民提供精神的信仰，儒商为国民提供经济的基础。

我们理解的儒教不是讲鬼神迷信的宗教，而主要是以人文理性为核心，以圣贤人格为楷模，以道德精神为依归的信仰体系，主要包括学校教育、社会教化，以及必要的宗教性礼仪形式。其中集中体现这信仰体系的文化形态就是礼乐。换句话说，礼乐文化就是我们所谓的儒教的基本内容。

我们认为，修道为教，不是佛家道家离世孤修纯粹生命修炼，而是内圣外王在儒家教统上的体现，具体的就是要性命双修。教统是古圣以道化人、化世的“教化、教育、宗教之传统”，这些在历史上是不分的，今天我们已经形成了西方分析的思维习惯，故不得不分而言之。教统是道统的落实之一途。还有的落实之途就是在政治上的政统，在儒家集中体现为德政合一，君相师儒，以道衡政，以德抗政等；延伸在学术方面的学统，在儒家集中体现为经学传统。道统与政统、学统、教统不是一个层面的，应该是一道开三门。三统都是为了实现儒家之大道而设，是在大道未开时不得不采取的法门。如果有一天人人能够修道、得道，中国一人，天下一家，则三个法门也就成为无必要。

历史上已经有了“儒教”一词，有了三教合流的说法，这里的“教”主要还是教化之意。现今人们受西方宗教的影响，以及百余年来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辩不休，一见“儒教”这个词很容易就被认为是宗教。这是我们文化断裂，儒家之道隐而不彰，西学西教宰制我们文化的结果。我们应该寻根溯源，正本清源，确立自信，逐渐摆脱西方的宰制，寻求保合太和的大道。人与道的和合，就是我们常说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基本精神。其实天人合一的说法乃是受到西方人与自然二元分立观念的影响而形成的，我们传统的说法是天地人三才相参相合。三才之道就是本原之大道的分化，其要点是天地人各有特性而浑然一体，各有特征而可以相参。人居天地之中，为万物之贵，起着主体性的作用，故最终还是以人道为主——主动、主体。所以，儒教以道为教，最终落实的还是尊天重地前提下的人文主义精神。

以这样的认识，我们的儒教活动也就不是宗教活动（我们不否认有宗教性的色彩），实际上是儒道的实践活动。孔子云：“富而教之”。以儒道为理念推行儒家思想，是针对现代社会物质富裕，但是观念混乱，道德沉沦的现实，我们应时而起，顺势扬波，准备以我们真诚的努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小康，走向大同而贡献力量。

当今儒教复兴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基本的表现是试图以儒教“替代”现有的国家意识形态，“儒化”共产党，并有具体的实施措施和方案。如明确提出用孔孟之道来替代马列主义。党校还要保留，但教学内容要改变，把四书五经列为必修课，每升一次官就要考一次，合格的才能上任。公务员考试要加试儒学。要有意识地在儒家学统与政统之间建立制度化的联系，而且是垄断性的联系。有一天，儒学取代了马列主义，共产党变成了儒士共同体，仁政也就实现了。

对儒学、儒教本身我并不反对，也非常同情和理解这些设想。但是，我认为，“替代”、“儒化”论者对现实和理论的判断有诸多矛盾之处：

第一，“替代”、“儒化”论者一方面，对现实政治报着强烈的批判，认为“精英联盟”也就是“掠夺联盟”、“分赃联盟”。说白了就是“精英勾结，掠夺大众”。对现实秩序的评价是“不公正”，而且是“非常不公正”。说它“不公正”是指大众的权利受到严重损害，精英的掠夺肆无忌惮，政治腐败，钱权勾结，为政不仁，为富不仁。这就基本上否定了现实政治。另一方面，又对现实政治报着同情地理解，说现实政治“缺乏合法性”是指统治者没有为现存秩序提出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东西，所以就自觉地致力于为其寻找合法性。

第二，“替代”、“儒化”论者一方面对自由民主主义批判，通过用世界银行和透明国际的数据证明自由民主制度在别的国家的无效性来说明自由民主在中国的必然不能用，这一点姑且算是有说服力的。但是另一方面，在更多方面对自由民主的批评就让人似乎重新听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久违的声音，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评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

在资产阶级向国王和贵族夺取权力的时候，它是平等和民主的最热情的鼓吹者。一旦掌握了权力，它就成了平等和民主的最坚决的反对者。……资产阶级面临着一种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它要通过宣扬民主来论证其统治的正当性，一方面它又要剥夺大多数人的民主权利。为了克服这一矛盾，资产阶级的学术代理人发明了“宪政”。所谓“宪政”其功能就是，既可以使资产阶级利用民主粉饰寡头政治，又可以剥夺大众的民主权利使资产阶级安居财富金字塔的顶端。“普选”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现实。选举是被金钱控制的。议会是被金钱控制的。媒体、教育机构、研究机构也是被金钱控制的。资产阶级的霸权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通过控制媒体和教育研究系统，它也在市民社会中建立了自己的文化霸权。[①]

第三，“替代”、“儒化”论者对现实政治的社会层面着揭露和批判，富有正义感，尖锐深刻，如说：

精英对大众的掠夺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血汗工厂”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贪婪。连农民工的血汗工资，他们都要拖欠、赖账。这已经不是血汗工厂的问题了，而是一种明火执仗地欺诈和抢劫。我骗你来给我干活，然后呢，**暴力把你撵走。这种暴力有资本家收买的民间暴力——黑社会，还要加上政府的暴力——警*、武警。而且搞这种欺诈和抢劫的，不仅仅是资本家，还有各级政府，更多的是官商勾结。所以，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为富不仁”，还有“为政不仁”。 ……这个世界没有温情、没有道德、没有正义，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强者剃白骨，弱者为鱼肉”来形容今日的中国一点都不冤枉它。[②]

另一方面，对现实政治的中央层面则报着满腔的热忱，积极的肯定，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如说：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和胡锦涛，中共是一代接一代地向传统文化回归。***提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请记住，邓小平时代讲的可是“振兴中华”。“振兴”有另起炉灶的意思，暗示过去我们不行，今天才开始争取辉煌。而“复兴”就完全不一样了。“复兴”本身是对历史的一种肯定。它意味着肯定过去的伟大，也承认曾经的衰落，更意味着重新崛起，再次赢得新的伟大。

当下中国实行的就是禅让制度。毛泽东的后代死的死、傻的傻，世袭的可能性没有了。他只能选择禅让。这也许就是天意。但是，毛的禅让是不成功的，华国锋转眼之间就倒台了。邓小平的禅让尽管一波三折，但最终总算成功了。虽然胡耀邦、*赵被废黜，但***终成正果。从***到胡锦涛，禅让就非常成功了。[③]

这似乎说党中央已经从民族复兴步入了儒家理想的尧舜之治，但是这样一来就没有办法解释中国当今社会为什么这样的黑暗，这样让人绝望，难道一个国家可以大脑正在或已经开始实行“仁政”，而身体其他部分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大脑并不需要为身体负责，身体与大脑无关？

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思，我认为：

第一，“替代”、“儒化”是不可能成功的，原因一方面是对象本身有马克思主义及其衍生的毛思想、邓理论等，不管实践上如何，信仰上如何，理论上是有其体系的。而这个体系是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但是又发挥着一定的信仰功能，是不可能突然放弃而完全接受“儒教”体系的。

另一方面，儒教复兴这一阵营实际上又没有形成能够影响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左右社会发展的新儒学、儒教思想思潮，特别是没有一个实体的儒教在大陆存在。目前的中国思想界仍然是多元的，大的讲是中、西、马三分天下的格局，小的讲儒学、儒教只是“中”这一块的一部分，当然复兴的势头很好，但仅是良好的开端而已。

第二，在社会上，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由于长期地受到无神论的教育，对儒教是否宗教不能认同，甚至个别还很反感，反对的声音始终存在。广大民众由于历史的原因，对儒教宗教的层面历来没有多少感情，儒教远不如对佛教、道教、乃至今天在民间日炽的旷野基督教、天主教有吸引力，但是，老百姓又深深地感受到社会的人心败坏、道德沦丧、人际关系恶劣、政治腐败剥压，迫切需要儒学的教化，以改变社会风气，规范社会秩序。所以，儒教之“教”应该注重社会教化，适应现代社会生活。

第三，从现行政府来看，并没有完全接受儒教的可能，只是高层领导人在某些场合频频引用儒家名言，在文件中也有儒家思想的某些观念的糅合，这使得一部分儒者因为可以通过诱导现政府走到儒教国家的道路上来，我以为可能是某种幻觉。实际上这可能仅仅是政治家在塑造一种亲民的形象，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学的利用，具有很明显的功利性的动机，最多是以既有意识形态为主体研究、吸收儒学和传统文化的有用因素，这也是历来“古为今用”的真实含义，是实用主义的，即使成功了，那也儒学、儒教就可能被工具化了，重复历史上的命运。这也大概就是今天许多人反对儒教成为国家宗教的理由。

第四，呼吁把儒教定为国教的同人解释说，这是“诱君入道”。今天的中央领导，一方面有“君”的形态，是可以“诱”的，但是三、五“君”样的人物就是入了“道”，发布命令以儒教取代现有的意识形态，而下面庞大的党群系统、官僚系统，能够和平的过渡吗？即使和平地过渡了，焉得不又形成今日学习各种理论和文件一样的来学习儒家的经典吗？儒学在历史上有成为“伪学”、儒者成为“伪君子”的教训，今天这些从小根本没有一点儒家熏染、现在大多数已经腐败不堪的集团，真不敢想象会把儒学变成什么样子？！中国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以中央为核心，以一党为轴心的利益集团依附，形成了超社会的集团群的共谋和占有。而这一切又是通过不断完善，以有利于集团群的利益实现的体制运行的。儒学过去可以通过“诱君入道”解决当时的部分问题，今天能否通过中央解决整体集团群对社会的共谋和占有，我表示没有信心和忧虑。

第五，工具化的嫌疑。正如有许多人评价的那样，半路杀出，突然切入儒学，那么就有可能对儒学理解不是很深刻精确，甚至有可能会对儒学断章取义，拿儒学的知识和思想资源为其理论预设服务，有实用主义的乃至投机取巧的可能。正面回答是：“我忧虑中国的现实状况，从思考解和决这些现实问题出发，然后一步一步靠近儒家，进而同情和认同儒家。”[④]那么，这里的现实问题则主要就是现实政治问题了，就是现实政治的合法性问题了，所以“同情和认同儒家”归根结底是为了给现实政治找出路，是为了论证现实政治的合法性。这显然有把儒家工具化的嫌疑。而他自己也说：

所有合法性理论就是为统治阶级的统治进行辩护的。合法性理论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是他们利益的直接或间接的表达；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就是一种欺骗。[⑤]

我的思路：有可能通过先在民间培养大量的儒者群体，在条件成熟时以具有内圣素养的儒者推动外王，即以民主自由为主的社会变革的实现，最后导到儒为主体的，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儒教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