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曾用profanation（亵渎）一词指称西方宗教传统在现代文化领域内的衰退过程，他认为：“如果现代主义文化有一个心理中心的话，那就是所谓‘无神无圣（nothing sacred）’的观念。”（参阅《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版，P219、P220）当我们打量中国近现代的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想之时，不难发现，丹尼尔•贝尔所揭示的这种“神圣”与“亵渎”的差别，同样可以视为判分中国新、旧两种文化体系的界碑，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人亵渎上帝，而中国人则亵渎孔子。

    从“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对孔子的亵渎始终是中国近现代诸多文化现象的一个核心母题。围绕这个母题，涌现出众多传统文化的“解释者”、“重构者”，乃至“批判者”、“颠覆者”。我并不否认以“疑古”取代“信古”是现代思想观念挣脱传统思想观念束缚的必经之路，而且在这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确实成绩斐然。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化又存在一个后遗症。这就是鲁迅当年提出的那个著名的问题：“娜拉走后怎样？”如果说走出信古时代要求我们疑古，那么要走出疑古时代，我们又当如何？鲁迅曾预言，娜拉的出走只有两条路可选择：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两个选择其实可视为后现代主义诸多文化乱象的一个隐喻：每当看到世风日下，人心败坏，特别是到处充斥着粗制滥造、流俗浅薄的“我读”、“我解”、“新说”、“心得”之类的臆撰之时，便让人感到娜拉出走之后的堕落。当复古思潮卷土重来，儒教复兴闹得沸沸扬扬之际，仿佛又让人觉得娜拉回家了。娜拉回家干啥？我揣测肯定先是要赔礼道歉的。但该向谁赔礼道歉，该如何赔礼道歉，现在却又成了一个问题。君不见：现在专门有一伙人，今天鼓吹祭孔，明天呼吁改节，一会儿来个倡议，一会儿搞个提醒，就好像不如此无以向祖宗将功赎罪似的。最可笑的是，有几个早一步跑回家的，俨然在家里充起主人来了，一副大言不惭的样子，搞得大家好像非要向他们几个磕头忏悔才能完事儿似的，那脸皮简直比“以《诗》、《礼》发冢”的贱儒还厚。

    李零先生的《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大约还是以“娜拉走后怎样”为主题的。该书封面的顶端用红色排印着几行字：“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这与其说是在形容孔子，倒不如说是李零先生的自况，他说：“在他（孔子）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宿命。”（P2）又说：“我想思考的是知识分子的命运，用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理解另一个知识分子的心，从儒林外史读儒林内史。”（P11）这难道这不是将心比心、同病相怜吗？

    娜拉走后怎样？这的确是个问题。如果谁不愿随波逐流、自甘堕落的话，就要好好考虑一下回家的路该怎么走？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归途有两条：一条是儒教复辟之路，一条是文化自主之路。前者是旧文化观念与后殖民主义心态的复合体，后者是新文化运动所指的方向。前一条路试图以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取代西方现代思想观念的束缚，完成所谓民族国家主体性的重建。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它有点儿类似《黑客帝国》中塞弗（Cypher）选择的路。塞弗因为厌倦了颠沛流离、粗茶淡饭的战斗生活，决定出卖自己灵魂，与特工史密斯做交易，以求重返母体。下面是塞弗与特工史密斯在做交易时的精彩对话：

史密斯：我们达成交易了吧，雷内先生？
塞弗：你知道，我明白这块牛排并不存在。我知道当我把它放到嘴里的时候，母体就会告诉我的大脑，牛排美味而且多汁。过了九年的苦日子了，你知道我明白了什么吗？无知是福。
史密斯：那么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塞弗：我不想什么事情都记不住。什么事情，你明白吗？我要做个有钱人。大大有名的人，比如明星。
史密斯：随便你要什么，雷内先生。
塞弗：很好。我想要重新回到母体，我会告诉你想要知道的一切。

    塞弗说“无知是福”，所以他回去做他的明星梦去了。但是，鲁迅先生说的好：“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所以，回去的只有塞弗一个人。由此可知，儒教复辟之路注定是要失败的。

    李零先生想必也是不肯重回梦境的人，他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孔子。”（P11）那么，什么是“真实的孔子”呢？要知道什么是“真实的孔子”，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人造的孔子”。塞弗说：“你知道，我明白这块牛排并不存在。我知道当我把它放到嘴里的时候，母体就会告诉我的大脑，牛排美味而且多汁。”如果把塞弗这段自白中的“牛排”换成“孔子”，便可得到“人造孔子”或“人造儒教（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的定义。

    李零先生认为，“人造孔子”有三种：“一是围绕政治（治统），这是汉儒；二是围绕道德（道统），这是宋儒；三是拿儒学当宗教（或准宗教），这是近代受洋教刺激的救世说。三种都是意识形态。我读《论语》，就是要挑战这套咒语。”（P11）

    因此，《丧家狗：我读<论语>》是李零先生自己的朝圣之路。这条路显然与某些人主张的儒教复辟之路格格不入，因而被大张挞伐、漫骂攻击。李零先生说：“用《论语》代《修养》，可以满足某些人的需要，但我不需要。”（P6）又说：“传统就是过去，没必要当祖宗供着，不分好坏，闻之必拜，谁敢说个不字，就跟当年的‘反革命’一样。”（P7）尤其是全书末尾那篇《孔子的遗产：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简直就像儒教复辟者的死亡鉴定书：“孔子不能救中国，也不能救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P390）到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决不是什么“愤青的心态”，这是丹尼尔•贝尔所说的现代主义文化的基本观念——“Nothing Sac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