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近年来的“国学热”，儒家思想开始了新一轮的回归。所谓“回归”，是反思，是回味，是恢复记忆，是再到祖宗的怀里吸吮民族的营养丰富的乳汁；现在这种回归是历史的必然，虽然还是点点滴滴的星火，但是其势不可挡——

　　“儒家思想与跨文化交流”这个题目正符合儒家的思想，也正符合当今时代对儒家思想的期待。由于喜欢“它”，甚至是信奉“它”，所以我常常思考“它”，这个“它”就是儒学。这里，我就着儒家思想与跨文化的交流，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研究儒家思想，任何时代大概都回避不了对儒家原始经典的诠释

　　这就是为什么大约每过五百年就有一次注释儒家和其他方面经典的高潮出现的原因，只有清代乾嘉时期距现在不过二百五六十年。为什么不符合五百年左右的周期，打破了这个规律呢？那是因为这二百五十几年里出现了一次废除文言文、推广白话文的运动，人们对古代的文献极为隔膜了，同时这一时期发生了制度的质的飞跃，因而必须缩短这个周期。形成这样一个规律，自有它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这个问题我今天不在这里探讨，我只想说，任何对儒家经典的诠释都有它的时代性与诠释者的个性在里边，因而无不打上各个时代和那个时代诠释者个人的烙印。

　　今天我们有更先进的思想、先进的工具来研究儒家思想，就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步，真正地复原原始儒家。弄清了“原”，才能够对战国时期的孟荀、两汉时期董仲舒和其他人，一直到南北朝、唐宋以及以后的诠释家的著作，分清楚哪些是诠释者个人的、哪些是他那个时代的、哪些是孔子原来的。经过这样一个清理才能够把握儒学思想的红线、经脉或者说核心。这个核心，以及围绕着这个核心的种种文化形态历代都在演变，在演变过程当中出现很多新的东西。“新”，不一定都好。站在今天的高度，我们才能分出是与非、优与劣，这恐怕是研究的第一步。当然，现在诠释儒家著作，也有今天的局限，只不过我们自己不觉得罢了:今人的局限恐怕需要后人去评判，那时他们就又前进了。唯有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巅峰，才能发扬光大“我”之认为好的东西，才能使之为今天的人，而不是为古人服务。在这一过程中，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应该引起注意:就是要摆脱乾嘉学派的牢笼。在很多的学术史著作里边，从皮锡瑞开始，说清是汉学发展的高峰，而且乾嘉学派也打着汉学的旗号。

　　我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想法，我认为，乾嘉学派最大的贡献是他们用客观的、真正的语言与文字的视角、方法解释了先秦的经典，但是就乾嘉“汉学”的整个流派来说，是对儒家学说或者说是对国学的极大的破坏。因为乾嘉学派注意“器”，而很少注意“道”。他们提倡的“实事求是”也是回归，但是仅限于“器”，汉、唐的经学家是言“道”的，训诂直接为“道”服务，乾嘉学派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回归。皖派是乾嘉学派的中坚，以至于说“乾嘉学派”就指皖派。戴震还是道器兼治的，而且在道的阐述和创造上是有成就的，但他的弟子们几乎都只得其考据学中的一体，至于哲学、思想史，都不继承。皖派成为学术主流，别的学术，特别是对“道”的研究，就被淹没了。后来出现的思想家，几乎都是没有受到皖派直接熏陶的(到清末出现章太炎，则是外部力量冲击的结果，又是一次逆向回归)。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可以研究。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当时的道只在皇帝的脑子里:天下事由我管，你管得着吗？想管，杀头！这是个原因，但是还有别的原因，学术的原因、社会的原因等等。形成这样一个流派之后，所谓乾嘉学派，不断地向前走，真理向前跨进一步，就成了谬误。因此，在清代的考据学中，特别是晚清，稀奇古怪的解释就出来了。如果我们不摆脱乾嘉诸老的这种思想上的牢笼、治学思路的牢笼，就走不出新路来。当然，所谓摆脱他们的牢笼，并不等于不要文字、训诂，考据、版本，但它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

　　第二步，要摆脱“五四”以来的羁绊。“五四”在中国历史前进的道路上是一座丰碑，特别是挑战传统文化，引进“德先生”与“赛先生”，形成了我们近代社会的新的传统。但毋庸讳言，我们的先驱者，从陈独秀到胡适，他们对science(科学)和democracy(民主)的理解并不深刻，同时他们也不是很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暴露的东西，更不会清楚地看到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西方近代文化所提出的质疑。因此，他们往往拿着自己理解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回头观照我们固有的传统儒学思想，这样难免发生某种扭曲。必须看到，至今，这一思想在中国大地上还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如果这一点不突破，不敢挑战“五四”时期先驱们的一些思想，那么，今天的儒学研究就无法前进，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八十多年前你们打倒孔家店，现在又要重塑孔家店？”当然，这话是不准确的，我们不是重塑孔家店，儒学也成不了垄断一切的“店”。我们今天研究儒学，是把随着脏水泼出去的孩子再抱回家里，脏水并不收回，也收不回。今天和“五四”时代有着非常近似的社会状况，这就是不戴眼镜的话是两只眼，戴上眼镜是四只眼，一直盯着西方，常常拿着西方的东西来批判我们固有的东西。

　　总之，儒家思想要从诠释开始，诠释要摆脱一些羁绊和牢笼，一句话要破除迷信，要像我们“五四”时期的先驱者那样，对于权威打个问号，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有人说，近年中国大陆出现了发展儒学的好形势。其实没那么回事

　　有人说，近来中国大陆上现在蓬蓬勃勃地出现了发展着儒学的好形势。我认为，没那么回事。大陆只是在极少的学者和学生中，极少的刊物中经常发表要重新审视儒学的呼声，在十三亿人中，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能看到受儒学极其影响的地方并不多。即使在学术界，现在弥漫着的还多是欧洲传来的东西、欧洲中心论引导下的东西。事实上，在哲学、天文、乐理、中医等诸多领域，在社会生活里，在后现代的绘画、音乐等诸多领域，无不或多或少地受到美欧的影响。所以，我说在中国大陆上复兴儒学，任重道远。

　　今天，弹奏古筝、古琴，吹吹箫，演奏民乐，如果在社会上卖票，那么，这样的乐团能很好地活下去吗？很难！但是，穿上露脐的衣服，来个脐钉，来个耳钉，再来个什么钉，拿着话筒，甩头发、跺脚、握手、最后来个飞吻，人们对此却是趋之若鹜。学术根植于社会。因此，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下，要振兴儒学，道路太漫长了，需要一个文化的复兴，不是以年计，也不是以十年计，常常要以百年计。宋代的儒学是经过唐代佛教的中国化，加上韩愈所说的道统的恢复、积累，以及南北朝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唐代的十三经正义(义疏)之学，还有道家的长期影响，这样才酝酿出一个程朱理学呀。

　　●跨文化的交流的目的是什么

　　我同意汤恩佳校长说的一种观点:让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向世界人民奉献另外一种样子的文化，这样，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欧洲文化、美国文化共存、共长。你学习我、我学习你，可能在二十二世纪或二十三世纪出现那种混杂的、非你非我、有你有我的新文化。这就是六十几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发出宣言的目的。

　　千万不要以为儒家文化能够救中国、救世界，如果有这种思想，我们就掉到了欧洲中心论的窠臼里，变成了中国中心论。人类世界必须是多种文化的融合，才能推动历史前进。当然，世界上有普世性的道理存在于各个国家的文化之中，但同时各个国家的文化都带有自己的个性。即使天主教，在各国的形式也并不完全一样。要想做到与世界各种文化共存共荣，我们就不仅仅要向外国文化学习，还要弄清楚外国的文化背后的人们是怎么思考的，还要了解外国的学者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是出于什么目的。换句话说，就是换位思考。这一点已经有人作出了很好的探索。我知识面很窄，看的书不多，但是我认为美国的哲学家安乐哲与郝大维二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所作的一系列的探讨，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这就是从最基本的概念——儒家的概念诠释开始，尽量恢复它的语境，求得它的原始意义，破除三四百年来从用拉丁文翻译儒家经典开始的对儒家经典的误释。

　　●研究儒家要抓到儒家思想的底层

　　被现象羁绊这是“五四”时期先驱者们所犯的一个通病。当时，中国人民苦难深重，先驱者们在寻求救国之路，当然首先对封建礼教开刀，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今天回头看看，比如胡适先生，《中国哲学史》的上册(只出了上册)，以及鲁迅先生所写的一些杂文，他们是:第一，打得对；第二，他们打的是儒家思想投射出来的形态(政治，习俗等)，没有再深入下去；第三，那个时代需要。所以我们不能责怪先驱们，今天我们需要的是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抓到儒家思想的底层。

　　至于儒家思想的底层有哪些，可以见仁见智，我们来研究。但是，儒学有一点与西方的一些伦理学和哲学不一样，这就是:西方的源头在天启，是神的启示；儒家思想是讲人理、天理，是自然规律；西方哲学家大多持本性恶论，是与宗教的原罪说相呼应的，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是性善论，虽然荀子也提出性恶论。又比如中国的和合文化，重视人生、以人为本等等，就是儒家思想的底层。

　　●儒学的形态，特别在原始阶段，是综合的，社会、人文、历史都有

　　今天，我们按照西方的办法来办学，学科越分越细，就和医院里的科越分越细一样。这里讲个笑话。一次，我到南方视察，一位省领导跟我说，他胳膊有点痛，后来变得麻木。到医院看神经科，神经科说这不是我们治疗的，你到麻木科去。他走错了，进去，医生说我这是疼痛科，你上麻木科去。在麻木科又敲又打，看不出所以然来。他一生气，不看了，找中医，结果吃了三服药，全好了。

　　我们办学的办法现在也存在类似现象，中文系变成文学院，里面分系、分专业；哲学系变学院，分系、分专业；不止分专业，专业下还有“方向”。既然现在我们研究的是一个混沌的整体，研究必须是多学科的综合，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们的学术、专业、教研室的设置，如果不改革，恐怕儒学就无法前进，中国永远出不了大师！因为研究儒学，你不能不研究道学、道家、道教；你不能不研究佛学、佛教。只是上哲学系，学中国哲学最熟悉的可能是王阳明。现在来看，研究儒学，就需要补课！不懂佛学就读不懂王阳明，王阳明在贵州的顿悟就是从佛教来的，从慧能那儿来的，而慧能又是从竺道生那儿来的，竺道生是从《大涅槃经》来的。这些不知道你怎么研究？因此，我希望将来哪个学校能够把文史哲三个学院打通。当然这还不够，我们中学语文的底子太差了，这是必须解决的啊。台湾地区的陈水扁上台之后，搞所谓的“去中国化”，措施之一是把高中课本中的文言文从百分之八十五降到了百分之七十，于是遭到家长、学生、老师上街游行反对。我们的高中课本的文言文是多少？因为太少了，只好上了大学再从“学而时习之”学起，这其实也是补课。现在怎么在大学阶段做一点补救啊？我为什么说这话？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恐怕应该趁着自己年轻的时候如饥似渴地从自己的专业“旁骛”出去，触类去，旁通去，眼界要宽。当然，严格地说，单在文史哲里滚爬摸打还不够，最好还学一点自然科学知识，至少要了解科学发展的现状和前沿。

　　●研究儒学，千万别忘了儒学品格中的一个要点——知与行的合一

　　儒家的一些思想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像“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们能不能够都做到啊？能不能不强不知以为知啊？但是，强不知以为知这样的现象在社会上还少吗？在我们学术界还少吗？在我们的学术刊物上还少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在学习期间、研究期间，能不能事事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两句话要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更高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消极的，我不想要的东西，也不让别人要，不强加给别人。但是我想立，要让别人同时立；我要想达到目的地，同时也让别人达到目的地，这样做更难啊！这和今天的竞争完全是不一样的，竞争，竞争，竞争，再跨出一步就互相争斗啊！我们能不能在日常生活里做到？儒家思想主张和而不同，在学术讨论时，在宿舍里，在谈恋爱的时候，在组成了小家庭以后，能不能和而不同啊？今后自己学成了，到外面工作，别的人晋升了，自己没有晋升，能不能做到“人不知而不愠”啊？我们现在来学习儒家思想、研究儒家思想，就应该在行动上体现儒家思想。

　　总之，一句话:时代、人类的历史总是循环上升，或者说是波浪式地前进，常常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要回归过去，也就是否定之否定。人人津津乐道的“文艺复兴”不就是回到过去吗？但谁也没有想到再过古希腊、古罗马的那种生活。所谓“回归”，是反思，是回味，是恢复记忆，是再到祖宗的怀里吸吮民族的营养丰富的乳汁。我们现在这种回归是历史的必然，虽然现在还是点点滴滴的星火，但是其势不可挡，因为它是“道”。而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我们扎扎实实地学习，扎扎实实地研究。这期间会有些东西阻碍我们，诸如规定博士生在读期间必须有两篇到三篇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教授每年都要报出这一年发表了多少文章来决定明年的津贴是几级……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我们能不能沉下心来，像儒家的先哲们告诉我们的那样，沉下心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积累，厚积薄发？这对我们儒学研究是真正的考验，是儒学能不能复兴的一道关口。让我们静下来，手牵手，一块闯这道关，为了祖国，为了未来，为了亚洲，为了世界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