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人物：  郭齐，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长年从事《儒藏》编纂工作，将为儒学博士主讲“儒学思想研究”。

　　核心价值：  儒学要在今天重回淑世济人之路，发挥其进德修业的影响力，大学教育是一块亟待开拓的阵地。今年3月，四川首个儒学博士点在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设立，配合当前儒学的发展需要，将招收培养第一批以儒学为研究对象的博士。郭齐认为，儒学永远不是灵丹妙药，但是它的价值在于提供一些出路，可以各取所需。

　　采访手记(2007年5月19日，成都)

　　采访川大儒学博士点颇费周折。事先我与川大古籍所所长舒大刚约好，下午三点在川大花园会面，两点四十五分，却被告知，改由古籍所郭齐教授接受采访。这一变动令我有点紧张。郭齐家住江安花园，我打电话到报社要采访车，趁车还没到的间隙，找了一家网吧，搜索郭齐的资料，在车上修改采访提纲。

　　郭齐给人的感觉很随和，而且在接受采访时还有点紧张。但当我们开始围绕儒学进行访谈后，气氛越来越松驰了，他的神态越来越自如，儒者风范在话语间悄然显现。

　　郭齐书桌上摞着一叠《儒藏》稿样，2004年，他参与了首批《儒藏》的编纂，主编“孔孟史志”，其他编辑则是古籍所的同事。1997年，古籍所提出编纂《儒藏》的构想，由于思路、体例与北京大学等高校产生冲突，2004年初，郭齐和他的同事独自承担了《儒藏》的编纂工作，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于2005年由四川大学出版社推出首批“史部”50册；尔后，古籍所将《儒藏》申请为注册商标，商标名就叫“儒藏”。

　　不光是《儒藏》，2006年7月，古籍所编纂的《全宋文》也由上海辞书出版社与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全书360册。据我所知，包括所长在内，古籍所目前共有18位学者，其中博导4名、硕导10名，他们如何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一个个巨大的文化工程？在许多人眼中，郭齐和他的同事很富，因为他们编了很多书。我专门就这个问题问郭齐，郭齐说，做这么多书，全是兴趣使然，编辑《儒藏》，他们还没拿到稿费，如果书卖不出去，就甭想拿了；从1983年开始，《全宋文》先后编了20多年，最初的稿费千字只有几块钱，比校对人员的工资还低。采访过程中他一直在微笑，说到这里时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对话

　　于丹发挥了学究不能发挥的作用

　　儒学博士不是作秀

　　记者（以下简称记）：现在社会上有股“儒学热”，你们在这个时候设立儒学博士专业，是不是一种跟风或做秀？

　　郭齐（以下简称郭）：儒学博士既然选择了儒学专业，会在这里进行系统的儒家思想、经典学习，我们也会提出更高要求，不会让他们轻易过关，这一点是肯定的。早在1997年，古籍所就着手编纂《儒藏》，以《儒藏》为中心，带动整个四川儒学的发展，优秀的儒学博士，以后可能会加入到《儒藏》的编纂工作中来。其实香港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早就开设了儒学专业，四川算晚的。

　　记：一般人提到儒学博士，马上就会想到一群穿着长衫的夫子形象。

　　郭：（笑）儒学在中国人眼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大多人一提到儒学，就想起了孔子、孟子。从学科上来说，儒学其实是一门哲学，更多是思想性的内容，历来的儒学研究都是放到哲学下面的，哲学有众多的二级学科，比如中国哲学、外国哲学、西方哲学史，也包括儒学研究。在中国学科划分上，儒学过去受到的重视程度不够，在学科位置上也不够，单独提出来的很少，所以说提到儒学博士的也很少。

　　记：与一般博士相比，儒学博士会有什么特别之处？

　　郭：这里有个误区，众多周知，从孔子到现在，儒学延续了2500余年，一般人就觉得儒学博士是博学、高深的代名词，其实也不见得，儒学博士并不比其他博士懂得更多，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以儒学为研究对象。

　　记：我查了一下你们开设的专业方向，其中有“儒商研究”“儒学与现代管理”，听起来专业设置很现代。

　　郭：对，有几个专业是带有应用性的，现代的生意人如果你叫他儒商，他会觉得你在褒扬他，许多企业也用儒学来管理公司与员工。我们设立这两个方向，主要也是为了配合当前儒学的发展需要，但主体专业仍然是对传统儒学的研究，比如儒学史，儒学思想研究。

　　记：四川开设儒学专业有没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郭：四川有着源远流长的儒学渊源，文脉延续了几千年。汉代文翁在成都兴学，兴起儒学教育，还有扬雄、严君平、司马相如，都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儒学家；宋代四川的“蜀学”一度在全国引领儒学风气，写《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李焘，也是四川人；到了清末民初，蜀中书院众多，锦江书院、尊经书院中聚集了一批儒学大家，比如王闿运、谢无量、吴虞、廖平。廖平对儒学有着自己独到的见地。四川还有一个儒家代表，那就是诸葛亮，你看，诸葛亮一生遍读经书，深受儒家影响。四川有着数千年的儒学文化积淀，这是四川的优势。

　　社会需求决定儒学兴衰

　　记：近年来“儒学热”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你怎么看待？

　　郭：我向来不赞同“儒学热”这种提法，过分夸大儒学，未必是件好事，俗话说，“过犹不及”，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也不去否定它，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反对孔子，反对儒学，忽视了儒学的社会功能与价值。现在人重新去审视它，应用它，这就够了。

　　记：但是事实可能并非如你想的那样。

　　郭：对，这是现在最迫切的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把儒学放在它应有的位置上，儒学并不高于其他任何一种文化，它之所以特别，因为它是中国本土的，包罗万象，源远流长，所以才吸引了更多的目光。人类的文化就像一条条河流，需要什么，我们就从那条河里舀什么，儒学只是其中一条河流而已。儒学有它的价值、位置，这不可否认，但是，我们就该把它放在该有的位置上。

　　记：什么样的位置？

　　郭：儒学是值得现代人充分汲取的，我们不可以忽视它，不过仅此而已，不要人为拔高它；现代人提到儒学，就像提到灵丹妙药一样，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包医百病，好像只要有了儒学，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实际上，儒学永远不是灵丹妙药，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是。

　　记：结合历史，能不能发现“儒学热”背后的一些规律？

　　郭：历史上的儒学有兴有衰，有起有落，这是社会需求决定的，社会是儒学兴衰的大背景，受到的尊崇不一样，发挥的作用也就不一样。比如在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到武帝认可，所以汉代儒学兴盛了；而在魏晋南北朝，儒学却陷入了低谷，此时中国战乱不断，儒学的那一套一点也行不通。另外就是儒学自身的发展与演变了，汉代以后，道教兴起，佛教传入，中国出现了“三教鼎立”的局面，儒学就遇到问题了，很快败下阵来，为什么？传统儒家其实有一个先天不足，那就是思辩性比较差，只讲一些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具体来说，儒家、佛家都说要孝敬父母，为什么孝敬？佛教就用因果报应来解释，儒家往往就说不出来个所以然来，用西方哲学来解释，就是陷于了“独断论”（笑）。从中唐的韩愈开始，一直到宋、明，到了宋代，儒学发展为“理学”，它的思辩性、缜密性，丝毫不逊色于佛道二教，这才重新占了上风。现代人要化解危机、应对挑战，重新拾起儒学，于是儒学又开始为我们所用。

　　现代人对儒学应各取所需

　　记：在你看来，儒学的价值是什么？

　　郭：就是出路。从全球来看，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学者对人类的精神领域提出了诸多探讨，经常听到“危机”这个词，比如生态危机、信仰危机、信任危机等等，怎样解决这个危机？全世界的学者都在寻找出路，在诺贝尔奖颁奖晚会上，一个作家说：“人类要解决21世纪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必须到孔子那里寻找源头”，他说的孔子，实际上就是儒学。当今，许多中国人面临着严重的信仰危机，金钱至上，不讲诚信，这样肯定是不行的，人之为人，吃饭固然重要，如何对待精神信仰也是一个大问题，于是人们想到了儒学，试图用儒学解决一些矛盾与危机，寻找出路。

　　记：儒学能解决这些危机么？

　　郭：能。我们国家运用了许多儒学思想，比如现在提倡“以德治国”，孔子早就鲜明地提出过“以德治国”观点；现在讲和谐社会，儒家就是最讲和谐的，比如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物的和谐，人与天地的和谐，所谓“天人合一”嘛。人与天的和谐说的是生态平衡，宋代的大儒学家张载就提出过“物与民胞”，天下人都是同胞，万物都是朋友，现在的动物保护协会，不都是按照这样的准则来做的么？人的和谐就是要和睦相处，《尚书》就说过“协和万邦”。《大学》说“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的“平天下”，不是说要征服天下，而是要让天下进入一个太平盛世，让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记：按照你的说法，现代社会其实是需要儒学的？

　　郭：需要，但不是全盘接受，我以上讲的都是儒学的种种好处，但也不否认它有一些糟粕，比如儒家常说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父为妻纲，老百姓要无条件服从皇帝，把这样的观点克隆过来，要无条件服从领导，妻子要服从丈夫，那我们的劳工组织是用来干什么的？妇女维权组织还有什么用？宋代儒家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讲的是丈夫死后，妇女不能改嫁，否则便是失节，这些儒家思想都是过时的。

　　记：有好的，也有过时的，儒学怎么样才能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现代人的需求？

　　郭：简单地讲，就是各取所需，儒学的哪些部分好，现代人就物尽其用，儒学源远流长了2000多年，产生了那么多的思想，需要养生的也好，需要加强个人修为的也好，每个人能从中找到自己的需要，就够了，每个人对儒学的感受、汲取都是不一样的。儒学就是一个巨大的资料库，是一条浩瀚的河流，需要什么，就从里面舀一勺。

　　顺应儒学需求于丹走红

　　记：于丹、易中天在“百家讲坛”上讲儒学出了名，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郭：凡是存在就是合理的嘛（笑），对于丹、易中天两位应该尊重，尊重他们对儒学阐释的形式，他们有很多粉丝，证明他们这种阐述形式是受欢迎的，这对弘扬儒学是件好事，中国人有多少读过《论语》？经过于丹这样一讲，人们都知道，知道古老的《论语》里还有那么多实用的哲学思想，不是件好事么？

　　记：这就是你对于丹、易中天的态度？

　　郭：对，首先是宽容，然后是欢迎，最后是善意的批评。儒家讲“中庸”，过于吹捧、或是封杀都不对，顺其自然就好。

　　记：但也有些人认为他们在误导听众。

　　郭：我倒觉得大可不必，不管于丹、易中天学养如何，以及对传统儒学的理解是不是准确，他们的本意并不是阐述自己的观点，只是传播儒学，总不能以严谨的学术研究来苛求他们吧？如果是这样，他们就不是于丹、易中天，而成为一个学究了，而现在他（她）恰恰发挥了一个学究不能发挥的作用。就像我们看电视剧一样，虽然有原型，也有创造发挥，你就不能对每一个细节都要求完全真实，这样戏就没法演了。

　　记：于丹讲传统儒学走红，是不是意味着整个社会有种儒学需求？

　　郭：现代人对于儒学的认识相对来说是比较贫乏的，他们听于丹讲《论语》、易中天讲《三国》，就像看了一部电视剧，听了一部优秀的评书那样精彩，我认为这是一种文化消费。现在中国有对儒学的需求，现代的小学生都提倡读经，像《论语》《大学》，他们读得懂么？读不懂，只是一种风气而已，而于丹、易中天恰好适应了这样的需求。就是一个大环境。

　　记：我在《新京报》上看到过这样一篇文章，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于丹”，如宋代的陆九渊、明代的王阳明。

　　郭：我不赞同这样的观点。宋代的陆九渊、明代的王阳明，都是思想博大精深的学者，将儒学带到了一个全新高度，我们研究儒学，也以陆九渊的“心学”最为艰深，这是于、易两人无法比拟的。眼下中国的儒学，实际上只是对传统儒学的研究，出现了很多学者，于、易只是其中的代表，而且是以一种通俗化的姿态出现的，只是儒学的宣扬者，这个定位，我觉得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