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对“国学”也有注解：①指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②西周王城及诸侯国都的学校。不过，今日“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国学”吹鼓手们，认为历朝历代、各色学问（派）皆有其精华，为了做到十全十美，于是，“国学”就无所不包，只要有点名头，就可获得“国学准生证”。到了“存在过即国学”的境地。如：

　　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他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

　　从学术研究看，各种学科已经细化，如今再以“国学”涵盖百家—以“花园”替代百花，并志在培育国学大师—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学大师呢？是要文史哲伦理等等皆精通并有新的创新和发展还是遵循学术研究的规律？

　　又如：

　　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

　　也就是说，中医，京剧，占卜，书法甚至九章算术均是国学，疯狂和无知可见一斑。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中称：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记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许多人对“国学”被“堕落”为“大筐”并非毫无警觉，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章祖安就认为：“国学的根基是小学、章句之学，因此，所谓‘国学大师’必须以博通、精研先秦时代的原典为前提。”他问道：“你听说谁研究唐诗宋词、明清小说而被称为国学大师的？”红学家（就算有这么一门学问吧）冯其庸可能不爱听这话，因为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院长。既然国学家（且不说是大师了）都不是，领导国学院，多少有些言不正、名不顺吧。冯其庸答记者问：“我理解的国学是大概念的国学，我们的传统文化都应该包括在内。中华民族遗留下来很多宝贵的传统文化，都应该纳入国学的范围。”观察家们针锋相对：“传统文化本来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打出‘国学’这旗号，弄得像滞销商品做广告，不打出一块‘天下第一’的招牌就不敢见人，真是小家子气。”

　　事实上，无论何种定义，无不包含“中体西用”的心态。章祖安在《再说慎言国学大师》中写道：国学大师必须在其中某一领域有原创性成果，精通小学，古文辞（各体式）、古体诗，近体诗词都能自由挥洒，出色当行。如果是20世纪的国学大师，还必须能汲取外来之学说，而不忘民族之本位，中西兼通，而又以传统文化为其治学指归。

　　因此，国学热，或者说国学的拥趸本身就是先入为主的，是“先验”而非严谨的、科学的。在各种打着国学的“羊头”，卖培训的“狗肉”的商业广告中，赫然包含各种早已经被认定为是封建垃圾—与现代化的精神背道而驰的“驭人之术”，又何必讶异呢？

　　国学复兴之怪现象

　　国学靠谁来复兴？怎么才能复兴？什么样的愿景才算达致国学的复兴？是把所谓的国学武装到全民还是仅仅吸引精英分子做做研究罢了？按某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对“国学”的界定看，如果全民都来读四书五经，练习书法，大唱戏曲，似乎才是复兴了国学。

　　不过，这种幼稚和肤浅的举动却大行其道。“穿无领、巨袖、对襟、束带的长袍，一手持经书，一手附于身后，一边踱步，一边带领端坐在蒲团上的‘弟子们’朗诵《弟子规》”。此外，孟母堂、读经堂、拜孔子，以及此起彼伏的各种公祭盛典，汹涌见诸报端。自称白居易后人的“国学辣妹”与木子美和“芙蓉姐姐”等网络时代的“怪才”一起，被相提并论。百度和谷歌出了“国学搜索”。百度还联合某些网站媒体推出所谓的“国学大师评选”，对“国学大师”进行与“超级女声”完全相同的商业包装。

　　所谓的有识之士也不得不出来鄙薄这等肤浅和闹剧式的商业炒作：“复兴不等于复古。”

　　不过，这帮有识之士的缺陷也显而易见，坐而论道，纸上谈兵，侃侃而谈，口气之大，措词之完美无缺，滴水不漏，实在为“国学白痴”们之不及啊。如，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国赋就说：“复兴国学，一要复兴国学的精神，复兴中华民族的美德。这是我们本民族的‘脊梁’，没有了‘脊梁’，我们如何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要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过去我们曾经过分重视向西方学习，忽视了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传播，就全社会而言，民族文化丢弃得太多、太快，我们不能成为数典忘祖的一代。”比起“复古派”，这些人的大道理“少乎哉，不少也”。如果国学复兴是无可置疑的，那我们能指望这样的人来复兴之么？

    好事的记者到大学走访，让统计学、经济学或者金融学的学生背文诵经，然后感叹国学之如丧家犬般遭人抛弃（北京大学教授李零最近著书说“孔子是个丧家犬”），委实有大谈国学之必要。殊不知，如果没有那些人放弃“摇头晃脑”的“国学”而改学各式财务、英文等学，那么这些人就只能“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因为今日研读国学之人，再也不能“学而优则仕”，仕则无衣食之忧。若全民皆国学，那势必回归到范进年代。让我们假想一下，如果让一半的国人都在研磨平仄，讲求声韵，都在思考超越个人事物以外的“庙堂之事”，或者本该肉食者谋的事，何其美哉，然而何其镜花水月哉！

　　在本质上，任何一种学都是精英而非普众之事务。生产要讲究分工，做学问也是如此。即使所谓的新科学革命提及的跨学科趋势也是“相关多元化”而非盲目的“不相关多元化”。提倡国学复兴者如若不能容忍“国学也是小众之学”，那就必然与复兴国学南辕北辙。

　　讽刺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典礼上，其校长、市场营销研究专家纪宝成先生附庸风雅，结果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中山大学哲学系袁伟时教授批评道：“以校长名义发表的有关言论，有不少常识性的错误，有不健康的民族主义情绪。”

　　国学=民族的脊梁？

　　国学复兴的倡导者往往给自己的一锅鸦片就是：国魂融于国学。神圣化国学者摆出自己是“天父附体”的杨秀清姿态，教导芸芸华夏子弟：“国学在，则国在，国学亡，则国亡。”排除矫枉过正的可能，实在让人心生疑虑，这些倡导者是否精神正常：“国学如盆，水形易散，有盆盛之，人心易散，国学凝之。于是，千年来的国人，身易碎，而魂不灭，形易散，而神仍在，此之大功劳者，舍国学其谁？！”或者：“国人如水，水无形而质不变。任山川之起伏，地势之高低，时而为滚滚江河，时而作涓涓溪流。藏百米地下，则为甘泉；积千里旷野，则成湖泊。有利器可断金刚，而无利器可断流水。”

　　事实上，除了口号式的宣传（就像脑白金的广告一样恶俗，只不过表面看上去文绉绉的），对国学地位和作用来个不言而喻、一笔带过的做法也是见怪不惊了。如人大校长纪宝成所言：“国学的价值与意义毋庸置疑，国学对现代文明建设的作用无可替代。”至于究竟有何作用，有何案例，却丝毫没涉及，自欺欺人地打造闭门造车的理想和远景规划，学者的实事求是和严谨难觅踪迹，政治家的身影昭然若揭。

　　倒是冯其庸来得更加直接和无遮拦：“现在是最需要宣扬国学的时期，应该多从国学大师那儿继承学问、文化和知识，用自己的头脑来治理好我们自己的国家。”这哪里是要办什么国学院，分明是要办新时代的京师大学堂嘛。

　　国学的本体实质为汉学，是反清斗士们的炮弹而已。王小波辛辣地讽刺道：“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这种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来是枉然的；否则也不至于套了好几千年。它的诱人之处也在这个‘国’字，抢到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一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诱惑力。”钱穆也曰：“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

　　因此，如果把本来一门普通的学问上升至意识形态之境地，那么国学的登高疾呼者，并非是国学的真正研究者，而是礼教家、道德家、政治家及其走狗而已。其所谓的国学，尤其占据了如此多娇的大好江山几千年的儒学，有几许是在谈论机会平等之上的个体自选择形成的社会和谐。《论语》能教会山西的黑心老板们要学会“仁者爱人”？《道德经》之流能让要广东的血汗工厂老板学会“天下为公”的亘古不变的“大同”？

　　我们不妨再举一例。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经放言易经—这个被许多人视为国学之根源的玩意对中国的落后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传统里面只有归纳法而无推演法（即演绎法）的思维方法；‘天人合一’的观念。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思维方法，但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而没有推演法。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把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分开，而《易经》的‘天人合一’观念却将天道、地道与人道混为一谈”。

　　向前看，向后看

　　博大精深是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词语，常用来形容五千多年历史形成的灿烂文化。博大精深即无法三言两语说清楚，言简而意义深远，内涵深广而含混，具有多重解释维度。一部《论语》，有人看出了圣人情怀，有人看出了王者之道，更流传出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佳话。至今，阐释《论语》的书籍依旧洋洋大观，汗牛充栋。

　　解释的人都认为自己悟得了夫子的真谛，但听众群里却总有不肯买账的人。于丹借助电视媒体普及《论语》知识，这边大众正“与我心有戚戚焉”，那边一帮博士已然跺起脚来，指责于丹糟蹋了传统文化，甚至有人提出了“于丹红就是文化黑”的骇人标题。文人间的口诛笔伐是中国一脉相承的老传统。一千个观众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每个中国人心目中都有关于经典著作的理解模式，尤其是认为自己深得个中真味的文化人。标准和切入的角度不同，观点的碰撞和冲击就难以避免。

　　孔子的时代生产力极端低下，奴隶制尚存余威，生发于那种社会背景下的认知体系是否能适应后来环境巨变了的中国？有人发出疑问。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观点完全淹没在铭记传统的洪流里。中国人喜欢引经据典是出了名的，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爱掏老祖宗的衣兜。和西方比较起来，这种向后看的思维特色尤为突出。

　　清末康有为看到清王朝的老一套已经不行了，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祸国蛀虫歌舞升平，腐朽的体制像枯树藤一样把整个中国缠绕得透不过气来。于是，康有为开始在广州开堂招徒，传播变法理念，并积极筹谋公车上书，企图下情上达，感动天子。有意思的是，康有为的变法依据还是来自被清王朝奉若文化神明的孔子。假托孔子提出改变科举取士制度，在康有为是得意之作还是无奈之举，今天已经不可考证，但这种现象的发生足以让人思考。

　　同样是变革的西方宗教改革，情况则大为不同。1517年10月31日，路德把他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维腾贝格大学教堂的大门上，在该书中他深刻地批判了罗马教会的贪污腐化。除了将《九十五条论纲》送给美因茨市大主教一份外，路德还把它印刷出来，在该地区进行广泛散发。路德否定教皇和总教会会议的权威，坚持只接受《圣经》和公理的指导，路德对教会的批判完全建立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从未假手先贤之说。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向后看，为什么在表达自己观点时喜欢借助他人的力量？这跟中国人崇尚融合，形成文字表达时务必形成体系的习惯和压制个性的传统不无关系。

　　双面融合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后人又有“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取其所长、补己所短”的说法，一直以来，人们都非常重视吸收他人的优点为自己所用。尤其是被历史实践所证明了的经典著作，更被奉为言论的圭臬。不但学术研究者在论证时要运用经典，就是普通人说话也喜欢融合古今，旁征博引，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力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说服他人。

　　融合能打破一己之私，开阔眼界。鲁迅说的“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大概就是这个观点。但是鲁迅也强调“拿来主义”的做派不是不思考无选择地拿和运用：“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地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拉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然后，可惜的是，生活中许多人在拿来别人的理论时并没有结合现实进行选择。更为恶劣地是，还有些人挂羊头卖狗肉，打着融合的幌子篡改和歪曲他人的成果，制造出四不像理论。现在市面上流行将国学和管理强行嫁接到一起的流行书籍就是代表之一，这些似是而非或者说是形似而神不似的理论除了迷惑读者的视线，起不到任何解决现实问题的作用。而且自一开始就把国学和管理的融合带上了错误的轨道，徒增大众因为国学受到糟蹋而形成愤怒情绪。

　　压抑创新的体系观

　　注重整体性是中国人思维的重要特点。中国人善于采用整体的、全息的、系统的方法，而不是局部的、解剖的、分析的方法。如中医是整体疗法，五行之金、木、水、火、土构成一个相生相克的整体，对应于人体的肝、肾、脾、心、肺也是一个系统、整体；中医认为一些穴位包含了整个人体的信息，此即符合宇宙中任何一点包含整个宇宙全部信息的全息理论。

　　中国人爱讲门派，每个门派有一定之规。“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大的体系提出后，后面的人就只能在这个体系内进行研究。和西方从问题开始的出发点不同，中国传统学术务必形成体系，由天道而人的本性，进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体系的好处在于严谨有序，一篇学术著作看下来，关于这个方面有多少人做过研究，有哪些研究成果一目了然。但是，体系的严谨在扼杀创新的活力。基于问题出发的研究更愿意把目光投注在别人从未涉足的领域，更乐于采用新的方法和工具；基于体系出发的研究则容易进入重炒前人冷饭的境地，尽管不同程度加入了新的内容，但是很难提出独树一帜的观点。只有少数卓越的人才能有所突破，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论述论语的书层出不穷，但大部分都是在细枝末节上敲敲打打，能够在孔子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理论的少之又少。

　　增长中的自我意识

    言必称前人是一种缺乏自我意识的体现。压制个体，缺乏自我意识在华裔学者孙隆基那里受到了强烈批判。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是“身”和“心”构成的“良知系统”。身是身体，肉体，臭皮囊，总而言之是行而下；心是仁，二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社会属性，是中国文化对于人的定义，具体则体现为对他人“身”的关心、体贴、照料之情。正因为“身”依靠他人、集体、社群来照料，所以中国人不会有真正的自我意识，脱离了自己所属的社群，就会丧失控制自己“身”的能力，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破坏环境。西方人非常注重培养婴儿的排泄习惯，从小培养儿童的自我控制意识，而中国人的习惯之一是开裆裤，意味着可以随地大小便；之二是大人用嘘嘘声来督促儿童大小便，其结果是养成他制他律的人格。

　　没有独立性就不会有自己的个性，更不可能有什么创造性。一个人云亦云、唯书唯上的人，只能是一个平庸之辈。这种意识如果成了一个民族的普遍心理，又不去改变它，这个民族将与现代化无缘。

　　自我意识重要意义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开始成为共识，社会开始允许个人张扬自我。物质的丰富和精神的多元也使年轻一代的自我意识加速萌发。从“我的地盘听我的”，到“秀出真自己”的选秀风席卷内地，个性主义无论在思潮还是行动上都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挥。而自我意识的增强使国学和管理的结合有了坚持独立思考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