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    论

    考古学家们发现:所有伟大民族的祖先都信仰神灵。抛开（物质性）人类是从哪里来的争论，谁都无法否认，人类的精神文明源自于崇拜神灵的宗教。所有伟大民族都是在对神灵的虔敬崇拜中和神灵的呵护下，从孱弱的幼年成长为今天的壮年。古希腊民族的圣哲苏格拉底，就经常听到神灵的声音：“要认识你自己”。古以色列人的先知把神谕写成书，忠实地记载着他们与神灵签订的契约——即基督教徒所谓的《旧约》。以色列人的后裔、阿拉伯人的先知穆罕默德所传布的《古兰经》，可以确凿无疑地认定为神灵的语录（凭穆罕默德的智慧是创作不出《古兰经》的）。伟大的中华民族浩瀚无比的古代典籍中，对神灵的记载更是不胜枚举，中国古代的科学家都崇拜神灵，现在所使用的许多疗效神奇的医药古方，据记载被认为是神仙传授的“神方”（中国古代的医学成就，并非像西方医学那样是在大量实验基础上成就的）。中国的周易，是圣人依据天降的《河图》、《洛书》推演而成的，是一门天启的超越现代人智慧的高深哲学与数学，历经三千余年的历史沧桑，今天犹让最具有理性思维的科学家们惊叹不已，周易至今仍被中国的预测师们作为预测吉凶祸福的运算程式和方法论。

根据“存在决定感知”的认识论第一定律，如果没有神灵的存在，人类就不可能产生关于神灵的概念，相信神灵存在的杰出人物数不胜数，人类并不是由于愚昧才崇拜神灵。现在，宣称信仰无神论的中国官员，在私下里求神算命的并非少数。电影《大决战》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五台山寺院里抽签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据当时在场的一位警卫人员回忆说，毛泽东当时所抽的那支签上写着：“此人威权不可挡，锦衣玉带坐朝堂”；蒋介石曾经在四明山梦见过神仙；孙中山曾经在普陀山看见过空中的罗汉；章太炎曾经到阴曹地府审理过案件；梁漱冥曾经说自己的前世是个禅宗和尚。所有这一切不可能全是无中生有的杜撰。把神灵看作是虚妄的存在，才是最愚顽不化的狂妄无知，回避神灵存在的事实并非真正的科学精神，多维空间学说已为神灵世界的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唯物主义者的无神论，不过是依赖人类有限的感知能力，而对无限未知存在的浅薄否定——这本身就是一种他们所深恶痛绝的主观唯心主义思维方法。

在当今唯科学时代，由于大量超自然现象的存在，庸俗的唯物主义哲学以及现有的科学理论对其解释显然已经无能为力，还由于各种无神论宗教导致的物欲横流以及吸毒、**的空前蔓延，使人类在这种欲壑难填的烦恼中渴望得到解脱，从而导致了各民族对宗教的回归。在这股宗教回归的大潮中，许多邪教应运而生。透过今天新生代邪教和历史上曾经发生并仍持续不断的宗教战争，使人们不难发现，一些传统宗教与今天的邪教有许多共性，并且还能够看出，这些传统邪教比新生邪教对人类的和平具有更大的危害性。面对超级大国“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核打击”的丧心病狂叫嚣，面对印度与巴基斯坦相互较劲的核试验，以及次超级大国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和常规部队联合军事演习”，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尤其是各国有忧患意识的文化精英们，不能不对邪教有所警惕、有所认识、有所揭露，进而有效地遏制邪教的发展和存在。

中国当代著名思想家黎鸣先生，在其所著的《问人性》一书中，按“抗恶性”对世界上五大宗教进行了评定排位——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道教、佛教。我对他的这种评定，看法正好相反；这种所谓的“抗恶性”排行榜，恰恰是他们致恶性强弱程度的排位顺序。

历史事实胜于任何天花乱坠的夸夸其谈。翻开以色列人的史记《旧约》看看：当年摩西与耶和华订立的是什么性质的约定，进行的是多么罪恶的交易——以色列人敬畏祭祀耶和华，耶和华保佑并帮助以色列人去掠夺同是挪亚后裔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的土地。摩西在耶和华的教唆下，带领以色列人对亚摩利人实行了种族灭绝，杀尽了米甸人的所有男丁和已婚妇女。（据《出埃及记》记载：米甸人是摩西之妻西坡拉的族人，是一个有恩于摩西的民族，摩西在埃及杀人后曾逃到米甸避难，米甸人流珥将女儿西坡拉许于摩西为妻，后生子革舜。）米甸人的遭遇正像寓言故事里所讲的救蛇的那位农夫的遭遇。摩西卒后，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下，穷兵黩武，以耶和华为对外侵略的精神支柱，残无人性地杀戮了三十一个王及其民众（挪亚的后裔），稍有良知的人都会因为有这样的同类而感到羞耻！那些所谓的以色列先知们，还居然把罪恶当丰功伟绩炫耀，恬不知耻地赞颂耶和华对他们以色列人的恩典。古以色列人的扩张史是一部谁都无法否认的野蛮侵略史，是对其他民族实施种族灭绝的罪恶历史，在这段历史中，犹太教所起的社会作用是致恶而非抗恶。以色列人屠杀别人的唯一理由，就是认为上帝把那些人的居住地应许给了他们。三千多年后，杀害以色列总理拉宾的犹太教徒仍然认为：杀害拉宾“是因为他要把上帝的应许之地拱手让人”。

与犹太教具有共同信仰的伊斯兰教，从开始之初就是通过拦路打劫的强盗行径不断壮大的。安拉与穆罕默德的约定，在形式上比耶和华与摩西的约定有进步意义，因而就有了更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穆斯林对外发动的“圣战”，不是像以色列人那样，为了卑鄙的对土地和财物的占有，也不是单纯为了某一个民族的利益，而是像马列主义信徒那样，为了一个抽象的概念（所谓神圣信仰）而奋不顾身地战斗。穆斯林们为真主而战的动机，远不如马列主义信徒为共产主义而战的动机高尚；穆斯林们为真主而战的精神动力源自于真主“乐园”的诱惑，说到底，他们是为了个人后世的幸福——出于一种卑鄙的自私——而发动战争、屠杀同类的。也许是由于我自己曾是马列主义邪教信仰者的缘故，我至今犹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的保尔·柯察金敬仰不已。保尔是那个时代共产党人的一个代表，尽管我对那些共产党人为了全人类的未来幸福而愚痴地热衷暴力革命感到痛心和叹息，然而我仍然认为，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忘我无私的高尚情操，是人类文明进步不可或缺的宝贵精神财富。穆斯林们为了安拉的荣耀和个人后世利益而不惜残害同类，是一种非常卑俗的人生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像一种邪恶的酵母，发酵出了遍布伊斯兰教文化区的恐怖主义组织，从而成了对当今世界和平的最主要威胁。不难想象，如果伊斯兰教极端分子拥有了一定数量的核武器，那么他们为了自己后世的幸福，就极有可能对人类进行灭绝性袭击；稍具理性的人就可以看出，伊斯兰教是当今世界上对人类和平威胁最大的邪教。

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为了替整个人类赎罪，自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种忘我无私、高尚的献身精神，与印度佛教中地藏王菩萨为度众生愿下地狱所体现出的精神有着高度的相似。耶稣对信徒们的教诲，在本质上与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的说教大相径庭，却与佛教经典的主旨高度吻合。不妨这样设想：耶稣本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为了拯救罪业深重的以色列人，而托生于被犹太教邪恶文化浸染的民族，他为了随顺民众，在以色列人传统文化的躯壳里注入了新的价值理念（佛教精神）。这种方法在佛教里被称作“方便善巧”。由于耶稣活菩萨一样的言传身教，使得基督教徒们的信仰具有了双重性——既崇拜耶和华，又崇拜耶稣。基督教与犹太教、伊斯兰教的本质区别在于，耶稣把神与人的主仆关系提升为父子关系——这是对人类价值和尊严的肯定，非常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没有理会耶稣教诲的真谛，依然把自己视作耶和华与耶稣的卑贱奴仆。历史上基督教徒们以上帝的名义发动的“十字军”东征，以及后来以基督教做国教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使倡导平等、博爱精神的基督教呈现出亦正亦邪的双重性。基督教徒们若能认清“新约”与“旧约”在本质上的正邪区别，破除对耶和华（所谓上帝）的盲目崇拜，按耶稣的教诲做人，那么基督教尚不失为维护人类和平的正派教门。

中国道教是一个以“道”为信仰客体的宗教，道教教徒们的主要信条和处世原则，是“清静无为”、“顺其自然”与“贵生恶杀”。中国历史上，道教徒们从来没有组织和发动过对外来文化的宗教战争。近代历史上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固然有大量的道教徒参与其中，那也是因为西方的基督教徒们首先对中国人民动用武力、欺凌中华民族造成的。鲁迅曾经说过：中华民族的根柢全在道教。在中国历史上，国家机体腐败导致天下大乱时，“消极避世”的道士们，往往审时度势，出山替天行道，他们以道教徒的大智大勇，运筹帷幄，辅佐“真龙天子”，反抗暴君昏君，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古代社会中除暴安良、抱打不平的侠客义士，往往与道教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中国十大名道中，炼丹士葛洪是世界公认的著名化学家，甚至还被认为是现代化学的奠基者；孙思邈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医学家，至今还被一些中国人当“药王爷”供奉；邱处机作为成吉思汗的启蒙者，力劝不可一世的征服者，要把“内固精神”、“外修阴德”作为延生保命之道，从而消罪业于未萌、弭战祸于未形，为人类和平事业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在世界各种教派中，中国道家对物质世界奥秘的揭示，最与现代科学理论吻合，并且比现代科学理论在宏观上更深刻。中国道教对人类科技事业的贡献，是世界宗教中其它任何教派都无可比拟的。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是唯一不依赖暴力传播的宗教。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理性的提高，产生于印度、发扬光大于中国的佛教，正在放射着越来越光彩夺目的理性之光。佛教所阐释的“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的生命真相和自然法则，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释迦牟尼所言教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人道主义精神，将成为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横渡罪恶与恐怖苦海、到达人间净土彼岸的航标灯。一九九七年夏天，为了探求拯救世道人心的济世良方，我到黄河岸边的一个佛教寺院里体验教徒们的出家生活，就在我准备离开寺院的前一天，遇上了焦作市某“阿拉伯语学校”的三个青年穆斯林去寺院骚扰，在没有请示寺院僧人的情况下，我私自打开大门，把他们让进了寺院。其中一个回族（询问得知他们三个分别属于回族、汉族、满族）青年以极为怜悯的神色看看我问道：“你年纪轻轻的怎么也信仰佛教，来过出家生活？”我回答他：“我不只是信仰佛教，我热爱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因为我非常渴望人类实现永久的和平”。那位回族青年就说：“伊斯兰就是和平的意思，先知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就是想让人类统一在真主的旗帜下，实现人类永久的和平”。我说：“从世界史上来看，世界三大宗教中，佛教是唯一不依赖暴力传播的宗教，而伊斯兰教却是通过战争把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诸多佛教教区变成了伊斯兰教教区，我认为真理不应该用大刀或枪炮来说明，暴力不可能给人类带来长久的和平统一，强盛一时的阿拉伯帝国没有维持太久就走向了分裂即是明证。这是我不愿信仰伊斯兰教的第一个原因。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把历史上许多民族融合成了一个大民族——汉族，而犹太教与伊斯兰教，却把亚伯拉罕的后裔变成了两个世仇的民族——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他们至今还在相互杀戮——杀得难分难解，让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为他们忧虑和悲叹。这是我不愿信仰伊斯兰教的第二个原因。通过研究历史就会发现，一神崇拜宗教封闭人类的智慧。现在世界上取得的科技成果，主要是古希腊人和中华民族两个多神崇拜民族智慧的结晶。为数众多的穆斯林处在这两个智慧民族间的中心，理应对人类的科技进步做出更大贡献，却无突出作为，只是对两种文明成果起一些传递作用。这是我不愿信仰伊斯兰教的第三个原因。”

黎鸣先生的“抗恶性”排行榜自有他的理论依据—— “德国的大思想家不少是静观思辩的理性主义者，但无论是康德、黑格尔均清醒地看到，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原动力。可以想见，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观点即渊源于此。”（《问人性》第33页）这种以恶制恶、以暴抗暴的济世良方，颇似中国古代医学中“以毒攻毒”的拟方原则，然而无数历史事实证明——现在耶路撒冷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冲突依然证明——以暴抗暴只能使人类陷入罪恶与灾难的轮回中难以超脱。

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联合起来！声讨邪教，捍卫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