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表征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中国特色和中国模式的文化理念、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的经世之学和生命之学

    既非元典儒学经典，也不是汉代经学、隋唐儒学、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家——我们要普及的儒学是什么

　　记者：在复兴中华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条件下，随着国学热的兴起以及儒学经典的走红，儒学的普及问题进入了学者的视野，也成为大众关注的话题。前不久国际儒学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儒学普及工作座谈会，专家学者提出将儒学研究的新成果转化为普及儒学的新资源，这样才能展示儒学精华的价值和力量，使儒学获得发展的生机和活力。儒学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我们要普及的儒学究竟是指元典儒学，还是泛指儒学精华？

　　邵龙宝：这是一个儒学普及的前提性问题。我们要普及的儒学恐怕不能简单地指元典儒学经典，也不是指汉代经学、隋唐儒学、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家，更不是指儒学原教旨主义、国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儒学中心主义。这个儒学应该是中国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所积累、积淀的儒学思想文化的总和，是儒、释、道交融互补，中西方文化冲突与交融对话中形成的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一个思想体系。它是表征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中国特色和中国模式的文化理念、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的经世之学和生命之学。

　　只讲批判不讲继承和弘扬是不对的，只讲继承和弘扬而不讲批判同样不对——儒学的普及必须在双向展开的批判中向民众普及其精华

　　记者：对待儒学，我们以往一向持“批判地继承和弘扬”的态度。儒学有做人之道、天人合一、中庸之道、内圣外王之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忧患意识、独立人格、道德修养等许多精华，不容忽视的是，儒学的确也有一些封建专制主义的遗存和糟粕。过去我们谈批判多，讲继承和弘扬少。今天我们讲继承和弘扬时，是否还要坚持批判的精神呢？

　　邵龙宝：只讲批判不讲继承和弘扬是不对的，只讲继承和弘扬而不讲批判同样不对。儒学的普及必须在双向展开的批判中向民众普及其精华，这是儒学普及工作中的一个难点。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不仅要在文献层面，更要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层面。儒学有作为传统文化的儒学和作为文化传统的儒学之分，二者既互相联系、相互依存又有差异。前者是一种文化遗存，包括文化经典、庙宇设施和典章制度三个层面，我们现在可以用时代精神对他们加以批判地继承和弘扬；后者不仅包括上述三个方面的内涵，还有更深广的含义。它是由过去到现在乃至向无尽的未来不断展开的开放的体系，它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历史意识，却又活在当下，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体中。儒学传统（包括与释、道的交融呈现出复杂的情况）积淀在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文化血脉之中。

　　记者：这也是我们在普及儒学的过程中应该加以审视和研究的。以往这方面的研究明显不够，仅仅停留在对文献典籍的批判继承和现代诠释，这只是儒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其实，日常生活层面的儒学研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方面的工作应该如何深化呢？

　　邵龙宝：一个重要的途经是深入到“小传统”中。文献典籍是儒学的大传统，即经史诸子思想、上层文化等。儒学还有小传统，是指戏曲、小说、民间传说等民间文化形式流传下来的乡俗化了的道德文化观念。大传统经过民间的筛选、改编、再创造，变成了小传统。小传统可能会将大传统中一些经典的东西曲解、歧解，但它却能广泛而深刻地直接影响国人中的大多数。所以研究儒学的普及还必须深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社会运作的各个领域之中，考察儒学传统的精华和糟粕是怎样影响着当下中国人的日常行为和社会运作的机理，才能真正对儒学加以理性地普及。

　　记者：究竟如何区分儒学的精华和糟粕呢？过去冯友兰先生提出过抽象继承法和具体继承法，您对这个问题怎样看？

　　邵龙宝：儒学的精华与糟粕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很难将其一下子区分开来。儒学的仁爱、和合、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舍生取义、“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恻隐之心”、“勤学敬业”、“实事求是”等，都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内涵，已经成为中国精神的文化基因的重要因素。儒学的糟粕（与法家、道家等其他传统文化密不可分，尤其由于历史的局限，受到封建专制主义制约和影响所连带的因素）如等级结构、亲缘关系、人情至上、经验主义和封建迷信等正是各种腐败的一个重要文化根由。只有切实搞清楚儒学的正负效应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制度、人心的影响，儒学的普及才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正是在此意义上，儒学的普及应当以构建当代新的儒学体系为前提，而新的儒学体系的构建又为儒学的普及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和交流中汲取西方乃至全人类文化的精华——全球化语境下应寻求和彰显儒学的普世价值

　　记者：在全球化语境中，我觉得儒学的普及还有一个如何处理与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问题，能否谈谈您的看法？

　　邵龙宝：新的儒学体系的构建应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应该与西方文化积极对话，寻找到三者的共同点，以发展一种具有儒学文化底色的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为己任。

　　记者：在全球化背景下，儒学的普及似乎不仅是发掘对中国现代化有用的资源，还应进一步发掘儒学的现代价值和普世价值，所以儒学的价值实际上是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冲突和交融中产生的。那么，儒学的普及怎样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中进行呢？

　　邵龙宝：作为母体性、根源性、民族性的文化根基和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身份标志的儒学，是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逐渐衰落的。今天儒学的复兴又是在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和西方话语霸权的情况下出现的文化趋势。它预示着“民族复兴”和“和平崛起”正在成为时代的主题，它表征着中国人正在找回自信，日益意识到经济繁荣与文化复兴的内在关联。所以，儒学的普及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它的价值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应努力发掘其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动力源因素，还应寻求和彰显儒学的普世价值，比如前一段我们提出的“和谐世界”，其文化底蕴就是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的因子在发挥着作用。只有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和交流中汲取西方乃至全人类文化的精华，才能更好地发挥儒学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为提供普遍价值理念作出应有的贡献。儒学的普及一方面要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另一方面应在尊重的基础上展开“文明对话”，尊重包括生活方式、共处方式、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在内的文化多样性的全球化中克服自身的缺失，弘扬自己的优点和长处。只有这样，儒学的普及才能符合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潮流，使民族的东西更好地成为世界的。

　　记者：据您了解，这些年来儒学的普及是一种什么情况？

　　邵龙宝：我认为，近十多年来儒学的普及主要是读解和背诵经典，编辑孔子知识辞典，创办普及性刊物，建立各种普及儒学的网站等。在各种普及工作中最受儒学工作者赞赏的是儿童读经活动，但对儿童读经究竟读什么、怎么读，对其目的和意义的讨论仍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大学校园里，儒学的普及主要是在人文素质教育的选修课中得到落实，在课外的一系列讲座中更有《论语》、《道德经》、《易经》等方面的现代诠释的讲座和报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如果没有做人的基本信仰，崇高理想和共同理想只能成为游魂——儒学在构建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做人的信仰层次上有着最为丰厚的文化资源

　　记者：在今后的儒学普及工作中您认为还可以从哪些方面寻求突破？

　　邵龙宝：我觉得还应从以下诸方面着力：第一、在建设“共建共享”的和谐社会的实践中普及儒学。今年3月7日，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和谐社会“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理念。共建共享机制标志着一种新的公共管理模式开始形成。儒学在政治文明建设中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例如民本思想、吏治思想、“富民”、“均富”、“养老”、救济弱者、举贤才、防止公权力滥用等诸方面都可以在批判地继承后转化为建设“共建共享”的和谐社会的现代精神资源。第二、在中国人信仰体系的构建中普及儒学。2005年胡锦涛同志在政协社科界联组会议上提出了“提炼共同价值观”的任务。信仰和价值观互相联系，信仰是更深层的精神和灵魂的活动。作为终极关怀的信仰是人的价值创造源头的动力机制，它不但是对个体人的价值创造物的肯定和自觉，而且是对人类整个价值创造物的肯定和自觉。对马克思主义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理想的理解、向往和信仰，对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在精神上的确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崇高目标。

　　记者：您提出了信仰和价值观问题，毫无疑问，儒学的普及应当为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那么，儒学与价值观究竟是什么关系？

　　邵龙宝：价值观是引导行为的动力机制，同时表现为个体人的自我意识能力、自我选择能力和自我超越能力，在哲学上也叫自由能力。一个具有正确的价值观的人，能自我意识到行为的公正或善恶，能选择有利于自身同时有利于人类社会和他人的行为，一定程度上能超越物质层面的、个体和自我层面的、肉体层面的“小我”而进入到精神、社会和世界层面的“大我”。儒家的荣辱观、义利观经批判地继承是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源性、民族性的文化底蕴的。如孟子的“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是传统的做人原则和规范，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应当将其上升为中国人做人的基本信仰。这是构建信仰体系的最为基础的价值层面。倘若没有了这一做人的信仰的底线价值的落实，共同价值和终极关怀的崇高理想的目标就是一句空话。

　　记者：您的这一观点我很感兴趣，请您具体谈谈核心价值体系与信仰体系究竟是什么关系？

　　邵龙宝：从信仰体系和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和关键是其中的理想信仰问题。马克思主义在这里集中地表现为一种科学性、政治性、社会性的理想信念。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个核心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做人的信仰作为基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理想就缺乏目标和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在中国现阶段的初步要求，是广大人民的最直接、最普遍、最现实的实践形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人们为现阶段的共同理想而奋斗，这是最低纲领，是实现最高纲领的必经之路。如果没有对最高纲领、理想和目标执着的信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如果没有做人的基本信仰，崇高理想和共同理想只能成为游魂。儒学在构建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做人的信仰层次上有着最为丰厚的文化资源，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而且还可以开发儒学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文化动力源价值。在这一点上，我认为马克斯·韦伯认为儒学缺乏促进现代经济动因的看法是错误的。

　　由私德到公德、由义务到权利——儒学普及需要创造性转换

　　记者：儒学在私德方面很发达，但在公德方面比较缺乏，而今天的中国和世界关注并致力于培养现代公民的是公德而不是私德，儒学在这方面将如何有所作为呢？

　　邵龙宝：这一问题提得非常好。儒学的确是私德发达而公德欠缺，所以要在培植公共精神、培养社会公德中转换和普及儒学。中国人做一个好人的观念根深蒂固，“头上三尺有神灵”是中国人做人的敬畏说法，这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根。但是中国人的做人又是在家族网状纽结和私人圈子中的做人，做起事来最求圆润。这既是中国人的优点和长处，也是中国人的缺失。过于圆润就会走向圆滑，加上中国人“各路神仙都拜”，又有“祖宗崇拜”、“天命崇拜”和“圣王崇拜”的传统，所以中国人往往不能做自己，而是违心地做“他人”。

　　这种行为的内在理由和根据是儒家的“仁”和“义”，仁义的积极意义是对社会秩序和风气的淳化意义重大，但其消极方面则导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为“尊者隐”等私德的狭隘性，这与现代社会的公平正义相对立。儒家传统虽有“老吾老及人之老”的名言，但在世俗社会生活中，人们注重的则是熟人圈子，对无差别的他者的关心被视为不必要。所以，一方面儒家具有世界上最为丰厚的道德修养资源，另一方面它只是私德丰富而公德缺乏，这是由来已久的。如梁启超所言，中国人“一爱国心薄弱”，“一独立心之柔弱”，“一自治力之欠阙”，“一公共心之缺乏”，乃是中国人的四大缺点。陈独秀也曾指出，“中国人的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都做了家族的牺牲品”。鲁迅则说“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走”。我们文化传统的仁爱在典籍中是那样地崇高，而在现实中却只是在熟人圈子中，而在陌生人中却冷漠无情。

　　记者：儒学一方面一向被认为是重整体主义的，缺乏个人精神，缺乏主体意识和主体权利，只知道义务而不知道权利；另一方面又被认为没有团队精神，是极其个人主义的。儒学在普及中如何来破解这一难题呢？

　　邵龙宝：随着现代商业文明取代传统的自然经济，法理的大众社会取代传统礼俗的家族社会，人们的交往不再局限在以亲情、友情为纽带的家庭生活，而是广泛地参与到社会公共生活之中。现代公民社会的第一个特征是尊重个体的自主意志，第二个特征是公民的参与和责任意识。这种公民伦理是出于内在的自律之信条及个人与团体权责关系的平衡。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恭、宽、信、敏、惠”如何成为这种公共社会生活中的公共理性精神，成为与现代公共社会生活相适应的道德范畴、规范和准则是值得进一步推敲和研究的。这些都属于儒学在普及中需要创造性转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