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大会主席

尊敬的各位代表、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大家好！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向此次重要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并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感谢大会组织者给我一个在大会发言的机会，利用这个机会，就儒学普及工作，谈几点自己的感想。

我本人是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的一名教师。孔子研究院成立于2002年。我们每年开展一次孔子文化月活动，普及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组织编纂“儒藏”和儒学普及丛书。在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先生的带领下，我本人也参与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儒学普及工作。我时常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问题之一：普及儒学，首先要明确，儒学是什么？“儒学”带一个“学”字，自然是一种学问。但把儒学仅当成一种学问，局限在学术的象牙塔内，体制化在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这样的学科内，是不恰当的，这只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在过去，儒学作为官方正统学术，是同皇权政治、家族制度和科举选材的制度联系在一起，随着皇权政治的崩溃，家族制度的解体，科举制度的终结，儒学失去了存在的社会根基和制度保障，整个儒学被连根拔起，成了“魂不附体”的游魂。随着现代学术制度的建立，儒学被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这样的历史学科，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得到所谓“形而上学的保存”。这既是儒学的大幸运，又是儒学的大不幸。幸运的是，儒学总算得到一点体制化的保存，虽然只是在学术的层面上，毕竟还有人去关注她，谈论她，研究她。但同时也不幸的是，儒学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成了知识考古的对象，成了三五大学教授的个人玩好。况且，即使在这些学科内部，也由于其照搬西方学术话语和学科制度，使得对儒学的研究，也难以使我们更真切地了解她，认识她和继承她。

那么，儒学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为什么我们要普及她，弘扬她？我想起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孔子思想的评价。黑格尔认为，孔子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哲学家，记载孔子言论的《论语》，其中的内容，不过是可以见之于任何一个民族的道德格言。他还说，为孔夫子的名声计，最好人们不知道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对于黑格尔的说法，一般我们以欧洲中心主义来加以批判，我们试图证明孔子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哲学家。黑格尔固然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因为他把产生于希腊的哲学，作为人类思想范型之一的哲学，看作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成就。对此我们固然不敢苟同，不同类型的人类思想，按冯友兰先生的说法，只有“花样之不同”，并无“高低之不同”。但是，黑格尔也提醒我们，把孔子当作是一个哲学家，并不是认识孔子的恰当方式。孔子是怎样的人物？孔子和耶稣、穆罕默德、释伽牟尼一起，被西方学者尊称为奠定人类思想的“四圣哲”，在人类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们和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些哲学家，并不是同一类人物，他们是人类的“圣哲”，是人类的“先知”，是人道的启迪者，是基本生活价值观的提供者。的确，《论语》中记载的，是可以见之于任何一个民族的道德格言。虽然每个民族的生活各有特色，但我们相信人类生活大同小异，有着共同的基本价值和基本规范。但对于我们来说，为我们提供这些最基本的生活价值观和最基本的生活规范的，正是孔夫子及其传人们形成的儒学。儒学是一种怎样的一门学问？儒学只不过是一种提供生活常道的学问，不过是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学问，不过是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学问，要求人们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要像个父，子要父个子。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那么社会失范，“天下无道”。关于人类基本生活规范的教条，如何就成为一门学问？试想，我们每个人，随时随地，无时无刻不在处理着这些最基本的人伦关系，可是，我们每一个人，谁又敢宣称自己全都处理好了，没有问题呢。最简单、最频繁的事情，又是最难做好、最容易出错的事情。所以孔子慨叹，“出门莫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人们出门莫不由门户，可是为什么就不能走这生活的常道呢！儒学是一门实践的学问，她为我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价值观，指导我们处理人际关系，帮助我们学会怎么做人。儒学的具体内容随着时代生活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但儒学以“仁义”为核心的价值和她要求名分一致的角色伦理精神却不变。我们看到，虽然经过历次激进的政治-文化运动的涤荡，我们最基本的生活价值观，依然要靠儒学来维系。正像人类其他主流宗教所起的维系基本生活价值观方面的作用一样，对于我们大多数海内外中华儿女来说，为我们提供基本生活价值的主要就是儒学。

然而，令我们痛苦和尴尬的是，对我们生活如此重要的儒学，我们却把她置于被驱逐的地位。一方面我们采取文化归因的解释策略，将一切历史的缺陷与现实的不满，都归咎于儒学，要求儒学来负责，另一方面，我们混淆了意识形态文化和一般民族文化的区别，不仅使意识形态文化凌驾在我们自己传统文化之上，更试图用意识形态文化来取代自己的传统文化，取代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我曾在《漫谈“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进课堂”》，分析过意识形态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关系。意识形态文化是政治文化，是执政党的文化，而民族文化是全民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但意识形态文化却不是。处理好这二者的关系，还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以合法地位，是儒学普及工作的前提。当前，伴随着改革开放国策带来的巨大成就，我们得以平复近代以来“强国保种”的历史性压力，我们有条件以平和的心态，公正地对待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公正地对待儒家文化，也公正地对待儒学。儒学普及工作的展开，将使儒学重新担当起教化国民的责任，使我们重新回归生活的常道。

问题之二：儒学普及工作的主体是谁？儒学普及工作的主体，按理应当是儒家团体或儒教团体，可实际情况是，往往是由儒学研究团体或儒学研究者来自觉推动。显然，儒学在当今时代的中国，已失去了身份合适的代言人。正像此次会议的主办者，身份是儒学研究团体一样。这同样是特殊历史现象。中国的儒释道三教，佛教有佛教协会，道教有道教协会，惟独儒教没有自己的团体，也没有自己的合法身份。儒教方面的代表，只有一些儒学研究团体。这是普及工作面临的一个现实，正对这个现实，也就必然为儒学研究者提出了义务。如果儒学研究者不来承担儒学普及工作的义务，在当今中国，几乎就没有什么人或组织来做这件事了。时常有人撰文提出，大学里不应当开设儒学课程，或者大学教师从事儒学普及工作不合适。这话要分析。如果我们的教育体制，已经将系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纳入到教育体制内部，也许根本无需我们来做什么普及工作了。如果国家给予了儒教以合法地位，也许真的就无须我等越俎代庖了。可是，引用一句孟子的话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从长远来说，解决儒家文化在当代的身份危机，才是根本性的。

问题之三：儒学普及工作的难点在哪里？在孔子研究院成立之初，无论是我们的院长张立文教授，还是我们的名誉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授，都多次呼吁和感慨过，改变近百年来在我们的国民和知识分子身上根深蒂固的对于传统文化的激进和片面态度，是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他们为孔子研究院定下的任务之一，就是利用这个平台，试图营造新时代的文化空气，营造尊重传统、继承和弘扬传统的文化氛围，引领时代风尚。在我们研究和普及工作实践中，感触最深的也正是这点。对于儒学的误解，对儒学极端不尊重的态度，不仅来自于一般国民，更来自于许多知识分子，甚至一些人文知识分子身上。五四以来片面的反传统文化态度，不仅存在于一些“五四遗老”身上，还更令人担忧的是，仍在不断产生着一代又一代的“五四遗少”。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但这场启蒙并不应该看作已经结束，因为它的片面还未得到纠正，还未走完一个正反合的圆圈，需要继续有新的的思想启蒙，来纠正和完善新文化运动，解新文化运动之“蔽”。不解蔽不足以使我们摆脱对于传统文化的狭隘和片面态度，不足于摆脱业已陷入的以反传统为风尚的新蒙昧。我认为，使我们的国民，使社会大众，也使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真正地阅读经典，了解和认识孔子，认识儒学，认识传统文化，改变狭隘片面的文化态度，是普及工作的一个难点，也是儒学研究者们可以承担的一个工作。

问题之四：儒学普及工作的具体途径？由于儒学目前是魂不附体，以什么为载体，有效地普及儒学，这在我仍然是个正在思考的疑难问题。我很早就承担了深州东见基金资助的“儒学大众化研究”的题目，可至今仍未全部完成，主要的困难就在于，要在目前的情况下找到一些儒学普及工作开展的有效途径，确实是困难的。我期望并相信参加这两天的儒学普及大会，聆听各位同行的高见，必将有新的收获。

最后，祝各位代表心情愉快，万事如意！祝儒学普及工作，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