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完全不懂“国学”，我所从事的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至今并不被“主流”视作“国学”的一部分，所以当需要就黄坚所著的《思想门》一书发表评论时，我的确是十分的踌躇。
　　
　　但是我还是决定写下几句或许并不重要然而却是真诚的感受，因为在当今由唐装、汉服、少儿读经、拜孔、名人解说传统经典所构成的“国学热”之中，我不时在想：这“国学”究竟属于谁？是过去的帝王将相、圣贤先师？是今天的名人雅士，还是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需要用香案、祭坛拱卫的历史传说与神圣话语分明令我们常常联想到高高在上的帝王将相与圣贤先师，而由饱读诗书、学贯古今的名人雅士高台传授的国学心得依然一再证明着“身份”的重要：讲授者是“先知”，而听众是“群氓”，而当这些高台传授的学问又有意无意地与国家政策的若干基本思想不谋而合的时候，名人雅士就更像是“高深”又“高等”的国家主义者，而接受再教育的老百姓就更像是愚弱无知的驯化对象了。国家主义，这是不是“国学”之“国”的一种真实含义呢？
　　
　　当然我们一定是需要“国学”的，如果我们的确需要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汲取智慧和营养的话，至于这样的“学”最后叫什么名字倒不是最关紧要的。不过，我们需要的前提是这样的东西一定与我们普通人的生存发展有关，也就是说，是这些“学问”的内容与形式直接“关怀”了我们的生存与生命，为了我们老百姓的生存，我们产生了“学”的要求，而不是相反——因为“学问”的神圣，因为圣贤的伟大，我们需要屈膝仰首，领受传统经典的恩泽。正如鲁迅所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华盖集·忽然想到》） LOVE GUOXUE
　　
　　前些日子，有某直辖市“私塾”被教育部门“取缔”而引发了种种争论，这本来是一个相当有深意的现象，但是论争双方的主要焦点却集中于“西化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的各自利弊，在我看来，这种司空见惯的传统/西方二元对立模式恰恰是最大程度地模糊了问题的真正本质：人们对教育的不满并不是因为它如何“西化”而是这种国家主义的应试教育严重阻碍了孩子的独立自由的发展，这根本不是一个或“西方”或“传统”的问题，抑或“西学”与“国学”的优劣比较问题，所有问题的实质其实是人的生存发展的权利与方式，那种动不动就以“国学”为招牌掩饰我们对现实的真切感受与关怀，甚至对抗文化的开放，不仅是对广大“国人”的愚弄，而且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某种愚弄。
　　
　　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王富仁教授近年提出的“新国学”的设想——我们需要国学，但更需要与广大中国人的现代生存密切相关的包容了更丰富的现代思想文化的新国学。
　　
　　我也赞成对传统文化的多种解读方式，尤其是那些充满个人当下生存体验的解读，尤其是那些不无批判性的审视与发言，尽管这样的解读可能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越来越多的甚至是普通中国人的心得才会最后打破那些“名人雅士”的解释垄断，对严肃认真的学院派学术，也多少会注入某些生命的活力。或许，它们不够“学术”，不够“知名”，但在一个“名人”越来越像“商人”和“政客”，“学术”越来越规范到国家主义框架之中的时代，不够“学术”、不够“知名”难说就没有它们的独立的意义，至少，这些充满民间色彩和个人风格的经典解读的出现，足以展示了一种鼓舞人心的事实：中国的国学本来可以属于普通的“国人”，而所谓的“学”本来就离我们的现实生存感受不远。
　　
　　黄坚身处学院之外，并没有像我这样陷入到“学院派”的罗网当中，因此他的言辞保留了许多生命的活力与生存的真谛，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一些具体的结论，但是在传统文化复兴呼声高涨，而“国学”很可能再次沦为功利主义工具的当今，我却要努力捍卫这样的阅读权利与阅读方式。
　　
　　愿有更多的人能够读到黄坚的文字，或者喜欢，或者批评，或者对话讨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证明这“国学”真的属于我们普通的“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