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晋商和徽商的辉煌集中于明清时期，徽商垄断了江南，而晋商则称霸于江北，在商业的舞台上他们“合作”长达500年。他们因何而起，又因何而衰？1月11日上午，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葛剑雄走进省图书馆“文源讲坛”主讲了“从历史地理看晋商和徽商的兴衰”。

 他说，历史地理并不是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简单结合，而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状况。由于古今的地理环境不同，所以只有了解了当时的地理环境，才能正确认识晋商与徽商兴衰的地理因素。

兴？

“不少人将晋商与徽商的成功归结于不利的生存条件和节俭、诚信、儒商等原因，其实不然！”葛教授分析道，晋中地区和徽州地区多山少地，土地贫瘠，当地人迫于生计出去，从小外出从商谋生，但相同的情况还出现在浙南、湘西、淮北、粤东北等地，同时代的民众只闻名于做师爷、土匪、乞丐、南洋打工，可见地贫人穷的出路有很多。

也有不少民谚、事例能说明晋、徽商人吝啬抠门，但通过文字资料和现存文物显示，晋商在发家后建了乔家大院、王家大院等豪宅，而徽商建了很多私家园林，开支往往非常巨大，真正节俭的人又怎会全都乐此不疲呢？

“恪守诚信固然是从商的一个基本原则，可当时的诚信也只表现在商家的自传和家谱中。由于史料的客观性问题，诚信只是一部分正直商人的追求。”他说，“儒商”这一称号是晋、徽商人在发家后开始重视文化、教育投资而得名的，与其说他们重视文化教育是为了把商业做得更好，不如说是为了由“商”而“儒”，就有一些商人不惜重金购买官位，摆脱商人没社会地位的尴尬。

葛教授指出，晋、徽商人成败原因在于“商品”和“市场”。山西地贫，不是粮食主产区，但其气候干燥，适宜在地窖收藏粮食。在歉收的年份，晋商将储藏的粮食运到京城、边疆出售获取差价，并拿到“盐引”。粮、盐起家后，晋商再扩大经营，将粮食、茶叶、丝绸等运到边疆和境外经营，再将草原人的皮革、马匹运到京城和内地销售，两头获利，进而扩展到钱庄、票号等行业。徽商兴起也是如此，他们在家乡廉价收购商品后，运至南京、扬州等人口稠密地，获利后才涉足粮、盐并扩大到其他行业。

衰？

葛教授认为，徽商与晋商兴起是与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国家对市场实行专制的控制等前提条件息息相关，其模式已经不可能被复制，否则就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今天的徽、晋商提出要重振雄风，肯定要另辟道路。

清康熙以后，朝廷统一了蒙古，由于没有边患，粮食、皮革、丝绸等商品可从今内蒙古东部和河北西北部直达京城和草原，山西人在此的优势不复存在。清朝中期后，盐制改革，经营盐的权力放开了，一直垄断食盐市场的徽、晋商人开始景况日下，这对晋、徽商乃是致命打击。

鸦片战争后，国门被打开，海禁开放、京杭漕运荒废、科举废除后，外国银行、织布、造纸、面粉等现代工业入侵，徽、晋商人却没有及时调整经营行业，很快就被边缘化。皮毛、丝绸等商品销售的局限，银行对票号的影响，上海的兴起，运河的废弃，铁路、公路的修建等等每一个细节因素都给晋、徽商多重打击。

那么，晋商如何再创辉煌？葛教授表示，最重要的一点经验就是“与时俱进”，认识和总结历史经验，适应世界潮流，在世界市场不断变化的今天，继续完善和提高自我，切莫在已取得的利益上因循守旧。

简介：葛剑雄，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国际地圈生物圈中国委员会委员，多年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的研究，著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史》（第一卷）、《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