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的源泉与“超越”的羁绊
——从“中国儒释道文化”谈起
经过对世界文化“回归与超越”的品评，现在该把目光收回来，看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我们的文化如何在“回归与超越”中，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
“回归”的源泉。宗教其实是人类长期存在的重要文化现象。我们并不认同将宗教等同于文化的观点，但也不必否认若干宗教经典、教义，宗教道德、艺术中所积累着的人类生命繁衍的文化信息，所渗透着的历史积淀的体验和哲理，所孕育着的民族优秀文化因素，所镌刻着的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轨迹。因此，不能不关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内容的儒、释、道文化。
儒学(一度被作为“儒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基础。它主张以“和”对“多”，集散成大；以“和”制“合”，平衡互补；“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因而就引出了泛爱万物，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人类观；政通人和，以民为本的政治观；厚德载物，多元一体的民族观和文化观；诚信正直，义利统一的道德观；慈孝恩义，家道和顺的家庭观；成己成物，崇德广业的人生观。
佛教有“六和敬”——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心净则国土净，心安则众生安，心平则天下平。从个体到众生再到世界，人们只有从心开始，心净、心安、心平，以平常心、欢喜心、无量心去沉思，去祈盼，心无挂碍，才能无有恐怖，远离颠倒妄想，才能以内心的和平与安宁来带动外界的和谐与安定。
而老子的《道德经》更值得重视。这看似一次对经典的回归，其实在酝酿一个时代的进步。在老子的时代，人与环境、人与人的关系比较简单、自然、朴素，人们比较容易效法自然法则。而进入到现代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复杂许多，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巨大成就面前，比较容易自我陶醉甚至得意忘形。重读《道德经》，来一次返璞归真、道法自然的回归，做一点尊重客观、遵循规律的反省，或许有助于找回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真谛。
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然还不仅是儒释道文化。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的主要内涵，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我以为今天应该强调其中相辅相成的两条，即《周易》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提倡人应效法天之日月星辰的从不间断的刚健运行，自强不息、积极进取；“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提倡人应效法广袤大地的有容乃大的宽厚、包容，和而不同、和实生物。既能“自强不息”，又能“厚德载物”，此乃君子之美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通理，中国“德有余福亦有余”之真谛。“自强不息生和气，厚德载物送和风”，应该是中华民族贡献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
传统是民族的本，每一个辉煌的文明，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作支撑，都离不开先人的智慧与哲理的学习传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离不开对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现代化呼唤时代精神，民族复兴呼唤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要在全民族中张扬，民族精神就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重铸。我们继承历史，面向未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不会食古不化、抱残守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是为着创新和超越。
“超越”的羁绊。儒释道作为传统文化的源泉，据说儒有助于“治国”，释有助于“治心”，道有助于“治身”，这不很好吗？但可惜的是，现成的儒释道伦理，解决不了当代“在激活市场经济的同时约束市场经济”这个难题。
儒学或许有助于“治国”却不屑于“治市”。在当前我国活跃的市场经济普遍存在的诚信问题面前，要用孔夫子的办法就是“去食”，即宁愿“去”掉市场经济也要保住诚信。“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儒学主张以孝治天下，把家族伦理拓展到整个国家的治理，形成宗法专制；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建立严格的等级关系；强调三纲六纪(六亲)，服从尊长，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些，无疑属于文化超越的羁绊。
佛教或许有助于“治心”也无力于“治市”。尽管佛教“知苦、断集、慕灭、修道”，要断掉欲望的渠道，以“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的教义，使烦恼解脱、觉悟圆满，我国佛教总体上是健康发展的，得到许多群众的欢喜和尊重，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一些不守戒律、不求进取的风气，一些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思想，一些纷争聚讼、各行其是的争斗，一些拉邦结派、攀附权贵的伎俩，已在佛教界内部不同程度地存在、蔓延。
道教或许有助于“治身”更无意于“治市”。道教的“道”，其最根本的属性是生成容纳万物、自然平和无私、无为柔弱不争。
可见，现成的、传统的道德规范，难以矫正现在已显跛足的市场伦理。跛足的市场伦理，则已导致两大痼疾：不是靠劳动致富、通过创造社会财富而获得财富，而是靠官商勾结，恶意地转移社会财富的办法来获取财富；在市场交易中不讲诚信，靠食言而肥，靠坑蒙拐骗而致富。在资本盈利和个人谋利的两个“起点”被激活后，人们普遍缺乏自我约束，市场经济就面临着不能正常运行的危机。而如果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脱离这个实际，不去正视和帮助市场经济解决这个难题，经济的土壤“山崩地裂”，文化的大树也会轰然倒塌。
如果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能够把千年积累的西方基督教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成功结合，把“资本”的冲动与“诚信”的建构成功结合；如何把我们自己千年积累的东方儒释道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成功结合，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中也能把“资本”的冲动与“诚信”的建构成功结合？我们能否写出一部超过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儒释道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本的积累和增殖为特征，而又被“资本”异化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是一个不仅能运行和管好“资本”，更善于管理“社会”的社会。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应该更好地解决既不断激活市场经济的两个“起点”的活力，又不断约束它过度膨胀，从而真正做到和而不死，活而不乱。和而不死，即“和谐”并不是死水一潭的“平静”，而是充满生机与活力，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活而不乱，即“诚信”成为市场经济的人人必须遵守的基本规则和普遍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
“回归”的“轻舟”与“超越”的“重负”
——“文化新高潮”新在何处
“回归”的“轻舟”。我国已进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强大动力和巨大活力的空前的社会变革，又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发展之年”往往有“多事之秋”。但只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尽管航程多险阻，只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就能“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如果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看作一种波澜壮阔的“文化回归”，但愿我们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能如这一叶轻舟。
“超越”的“重负”。但中国这艘巨轮毕竟不是一叶轻舟，“两岸啼不住”的猿声、江中的暗礁暗流，随时会带来倾覆之祸。市场经济不仅要靠“看不见的手”——价值规律调节，还要靠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督。而市场监督不仅要采用经济、法律手段，还需要有效的伦理约束。所以适应时代需要的文化建设，正承担着空前的“重负”。
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文艺复兴时期一度极大地解放过生产力的口号。我们今天重提它，当然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回归”。但我们的“以人为本”，还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以民为本”，更包含着“为人民服务”这个党的根本宗旨，即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这里出发，总结我国的发展实践，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以人为本”的内涵就进一步深化，外延进一步扩展，体现了深刻的文化“超越”。它意味着我们的发展，要从“物本位”向“人本位”过渡。以人为本是以人的权利为重心，保障人的生存权、自由权、发展权；以人为本是以人的需要为宗旨，人需要物质，还需要精神；以人为本是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人应该拥有自由、全面发展的权利，社会应该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以人为本是以人的持续为原则，即人的持续、生命的持续、人类社会的持续成为最高原则，不允许以任何理由和借口破坏生态、破坏环境。一定意义上说，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其实也就是真正实现从“物本位”向“人本位”的过渡。而要“以人为本”，就要有新的文化来“以文化人”。这个为“本”之“人”，是既有不断激活市场经济两个“起点”的活力，又能自觉、普遍、持续地约束它过度膨胀，经过了成功的文化回归与超越的“人”。这样的“人”，才是可靠之“本”，可“以”之“本”。
从“文艺复兴”与“新教伦理”，回顾资本主义社会一度有过的文化“回归”的典范与“超越”的喜悦；从历史的“亚伯拉罕之谜”和现实的“文明冲突”，剖析当代伊斯兰文明“回归”的痛楚和基督教文明“超越”的烦恼；从对“中国儒释道文化”的简单分析，体会我们文化“回归”的源泉与“超越”的羁绊……，这些，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究竟有何借鉴？“新高潮”首先要解决好一个基本问题：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成功结合，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中把“资本”的冲动与“诚信”的建构成功结合。
我们要有文化自信，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有文化自觉，全面认识祖国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要有文化创新，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使它不仅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尤其能解决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通过文化的回归与超越，使我们要兴起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能够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支撑和文明依托。
“高潮”之兴，兴之于此；“高潮”之新，新在于此。
（作者现为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