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央视《百家讲坛》以讲玄奘而受观众追捧的明星学者钱文忠，近日走进《可凡倾听》栏目。作为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的关门弟子，他叙述了跟随季羡林先生学习梵文和巴利文的传奇故事，其中，还透露了今年已97岁高龄的季老一段鲜为人知的跨国恋情……
结发妻子不识字
钱文忠说：“我知道季羡林先生的夫人和他是过去的包办婚姻。师母比先生大四岁，根本就不认字。后来，师母腿脚走动不太方便，只能坐在木板床上，而季羡林先生每次出门前、每次回来后，第一个到的地方，就是师母的那张床前，季先生会站在那里，两只手插在卡其布制服的口袋里，跟师母说一些家常话，非常感人，一生不离不弃。”
论文打字变爱情
季羡林先生曾在《留德十年》里写过一段自己在哥廷根大学读书时的经历。钱文忠透露，“当时，正是二战时期，德国很多年轻男子都被征兵，包括季先生的教授都被征从军，后方留下很多女孩。季羡林先生自己不会打字，都是手写，而在德国博士论文必须打印，当时有个非常美丽的德国姑娘叫伊姆加德，一直给季羡林先生打字，他在德国发表的所有论文都是这个女孩打的。日久生情，女孩爱上了季羡林先生，季羡林先生自己也知道，他在日记里也写过，并且，他也很喜欢她。这个故事很感人，季羡林先生回国后，跟伊姆加德就没有联系了。”
照片放在书房内
钱文忠说：“后来，北大德语系有位教授来到哥廷根，追寻季羡林先生当年的生活踪迹。他到了哥廷根市政局，一查伊姆加德还健在，还是那个老房子连搬都没搬过。教授问伊姆加德，还记得60年前有个中国留学生季羡林吗？伊姆加德一脸茫然。因为季羡林当时名字叫羡林季。教授再把季羡林当年的拼法写出来，老太太眼泪哗地下来了，也没说话，就回到里屋，捧出来一台旧打字机，放在教授面前，就是当年她给季羡林先生打字的那台。教授告诉她，季羡林先生还在中国，是很了不起的学者。伊姆加德毫不惊讶，她说：‘当初我就知道。’教授把伊姆加德的照片拍下来。这照片我也见过，一身红衣服一头银发，季羡林先生就把这张照片放在他的书房里。这是非常纯洁的一段感情。”
本报记者 俞亮
季羡林建议奥运开幕式抬孔子引激辩
北京奥组委刚刚成立时，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就来征求国学大师、北京奥运会艺术顾问季羡林的意见。季羡林说：“我建议在开幕式上将孔子‘抬出来’，因为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到处都是你争我夺。而中国向来是一个追求和平、和谐的国度，奥运会正是一个展示我们国家和民族伟大形象的机遇。”
于是，这事惹得网络好一番争闹，国学者欣欣然，认为这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好点子；反儒者嗤嗤然，更有甚者用“腐儒”等字眼来形容“挺孔派”，双方“博”来“博”去，关注着孔子在奥运开幕式是否“有戏”？
抬还是不抬？抬龙抬凤但不能抬人
在媒体的报道中，季老平静中带着喜悦与自豪地诠释他的观点：“孔子是我们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的礼物，希望全世界能够接受我们这个‘和谐’的概念，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村就可以安静许多。”但不少网友似乎并没有沉浸在类似的喜悦中，网友“我的中国魂”说：“我在想象奥运会上孔夫子的形象，两只手背在后面么？那临风之态，深衣裙带飘飘然；或许一只手高悬前方，伟大领袖一样为全人类指出航程？”言语中颇有嘲讽意味。“连开一个奥运会都不会忘记要造一尊神。”已经让孔子走下神坛的国人似乎不愿意“重温”那样的景象。
对此，网友“思念远方的星”说得直截了当：“我认为，无论抬谁，都是丢中国人的脸，无论抬谁，那都是搞个人崇拜，都是落后思想的一套。我们中国人的奥运，可以抬龙，可以抬凤，但至于人，谁都不能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凌驾于我们整个民族之上代替我们自己来思考。”
公投要抬谁？兵马俑秦始皇是人选
孔子已经走进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北京的108对夫妻在孔子像前宣誓“永不离婚”，重庆70名中学新教师在孔子像前进行入职宣誓，广东高考状元在德庆孔庙拜祭。所以，主张奥运会“抬”孔子出来的网友认为：孔子是全世界人民认同的文化偶像，奥运会是凝聚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最佳平台，当两者融合在一起时，那将不仅是一场体育的盛事，也将是文化的盛事。
不过也有网友另有主张，网友“梦想的彼岸”认为可以抬德国大胡子马克思出来，因为他可以作为中国人的思想象征。他说：“应该让全体中国人投票，让马克思和孔子进行PK吧！”
网友“吾独醒”的选择则更宽泛，他说：“从周口店猿人开始，兵马俑、屈原、秦始皇、陈胜、吴广……一直到康熙、雍正，再到新中国的缔造者等，一一都抬出来，那不把外国人全都给震惊了？”
博客中国有一个“奥运抬谁？”的公投活动，到2007年8月1日为止，得票最多的居然是芙蓉姐姐，真是一声苦笑，一声自嘲，由此可见网友的黑色幽默。
究竟如何抬？Q版孔子漫步开幕式
也有些网友不反对抬孔子，但反对一本正经地抬。在他们看来，如果克隆某些不伦不类的“公祭”排场，多半会大煞奥运开幕式的风景。网友“张弛11”称不妨“抬”一个Q版孔子出场：“我们不妨尝试反向而行，即脱下孔子‘文圣’、‘万世先师’等沉重的制服，向历史最深处还原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孔子形象，让他作为一个聪明的‘人’、而非‘神’，代表中国与世界对话，或许能达到既坚守民族文化特质，又照顾老外接受习惯的两全其美。让我们来看看那个叫‘孔丘’的凡人吧——肉切得不方正，他就不吃；56岁那年终于当上了大司寇（大致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便喜形于色，对别人的质疑也毫不在乎；他曾说‘只要带了腊肉做见面礼，我都会教他学问’；当漂亮又擅风情的王妃南子与孔子‘幽会’后，学生子路不高兴，孔子连忙面红耳赤地发誓赌咒，证明自己没做亏心事……”
在网友眼中，孔子正是一个可爱的老头，再加上他的睿智、学识以及对理想的执著，就成了丰满的文化符号。网友“子路的爹”还建议：如果我们能再在上面添加些现代的元素和包装手法，比如重新设计孔子的卡通形象，以吸引观看奥运开幕式的中外小朋友；拍一部《“孔”翁情史》，以还原其人性等等，那么这个彩色的孔老头不仅不会给奥运开幕式丢脸，反能为中华文化添上无穷魅力。
这样看来，孔子在开幕式上就不是给“抬”出来的，而是像运动员进场一样，谈笑风生地漫步在跑道上，与他聊着天向我们走来的还有庄子、孟子、墨子等。
儒学功与过？抬30%孔子已足矣
这次奥运开幕式能否抬孔子的争议，其实与此前的奥运开幕式中国运动员究竟是穿西装还是汉服的问题，是类似的命题。
其争议的焦点在两方面。一是孔子儒学文化能否有代表性和涵盖面。网友“追求真理的人”认为“尊孔可以，但不宜过头，更不能晕头”。他说：“所谓的‘中国文化’包括了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以《四库全书》为据，把文化压缩在‘国学’范畴，也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所以，儒学不是中华文化的全部。”
二是孔子思想是否具有现代化和国际性。网友“一条小鱼”认为：“今日中国在形象上，应该更加强调自己‘现代’的一面，更容易引起外国人的共鸣；而如果过分依赖孔子、旗袍、汉服、大红灯笼、四合院等文化符号，则一方面老外难以理解，另一方面极易给洋人造成‘老大中国’、暮气沉沉之类的不良印象……”
网友“铁血阿哥”调侃道：“若抬孔子，抬30%足矣。那是因为，老孔的说教，70%是祸国殃民的，只有30%是正确的。比如说，他鼓励人民勤奋学习、要讲礼貌、珍惜友谊、爱好音乐等，都是积极向上的；但当他维护皇权、压迫妇女、打压人权人欲、蔑视市场经济、反对平等，诸如此类，都是误国误民的。”
季羡林欲辞去国学大师等桂冠
编者按：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本周已正式上市。这本书收录了季先生自2001年以来、特别是自2003年住院至今撰写的90多篇文章，计20多万字。书中有他的人生各阶段回忆，也有回忆父母、老师和亲友的文章。本版特选摘关于季羡林先生住院治疗的一段文字，他在书中记录了自己在医院的所思所想，让人对九十高龄的季先生有了更深入和全面的了解。
疾病
“静夜醒来，看到自己手上和脚上的这一群丑类，心里要怎么恶心就怎么恶心；要怎样头痛就怎样头痛。然而却是束手无策。”
中国人常使用一个词儿“癣疥之疾”，认为是无足轻重的。我觉得自己患的正是“癣疥之疾”，不必大惊小怪。在身边的朋友和大夫口中也常听到类似的意见。
但这仅仅是事情的一面，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水泡的声威与日俱增，两手两脚上布满了泡泡和黑痂。然而客人依然不断，采访的、录音、录像的，络绎不绝。虽经玉洁奋力阻挡，然而，撼山易，撼这种局面难。客人一到，我不敢伸手同人家握手，怕传染了人家，而且手也太不雅观。道歉的话一天不知说多少遍，简直可以录音播放。我最怕的还不是说话，而是照相，然而照相又偏偏成了应有之仪，有不少人就是为了照一张相，不远千里跋涉而来。从前照相，我可以大大方方，端坐在那里，装模作样，电光一闪，大功告成。现在我却嫌我多长了两只手。手上那些东西能够原封不动地让人照出来吗？这些东西，一旦上了报，上了电视，岂不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吗？因此，我一听照相就觳觫不安，赶快把双手藏在背后，还得勉强“笑一笑”哩。
这样的日子好过吗？
静夜醒来，看到自己手上和脚上这一群丑类，心里要怎么恶心就怎么恶心；要怎样头痛就怎样头痛。然而却是束手无策。水泡长到别的地方，我已经习惯了。但是，我偶尔摸一下指甲盖，发现里面也充满了水，我真有点毛了。这种地方一般是不长什么东西的。今天忽然发现有了水，即使想用针去扎，也无从下手。我泄了气。
我蓦地联想到一件与此有点类似的事情。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全国人民头脑发热的时候，在北京号召全城人民打麻雀的那一天，我到京西斋堂去看望下放劳动的干部，适逢大雨。下放干部告诉我，此时山上树下出现了无数的蛇洞，每一个洞口都露出一个蛇头，漫山遍野，蔚为宇宙奇观。我大吃一惊，哪敢去看！我一想到那些洞口的蛇头，身上就起鸡皮疙瘩。我眼前手脚上的丑类确不是蛇头，然而令我厌恶的程度决不会小于那些蛇头。可是，蛇头我可以不想不看，而这些丑类却就长在我身上，如影随形，时时跟着你。我心里烦到了要发疯的程度。我真想拿一把板斧，把双手砍掉，宁愿不要双手，也不要这些丑类！
左右考虑，思绪不断，最后还是理智占了上风，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在病中了。
结论一出，下面的行动就顺理成章了：首先是进医院。
死亡
“我虽已经痴长九十二岁，对人生的参透还有极长的距离，今后仍须加紧努力。”
我心中并没有真正达到我自己认为的那样的平静，对生死还没有能真正置之度外。
就在住进病房的第四天夜里，我已经上床躺下，在尚未入睡之前我偶尔用舌尖舔了舔上颚，蓦地舔到了两个小水泡。这本来是可能已经存在的东西，只是没有舔到过而已。今天一旦舔到，舌头仿佛被火球烫了一下，立即紧张起来。难道水泡长到咽喉里面来了吗？
我此时此刻迷迷糊糊，思维中理智的成分已经所余无几，剩下的是一些接近病态的本能的东西。一个很大的“死”字突然出现在眼前，在我头顶上飞舞盘旋。在燕园里，最近十几年来我常常看到某一个老教授的门口开来救护车，老教授登车时心中作何感想，我不知道，但在我心中，想到的却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事实上，复还的人确实少到几乎没有。我今天难道也将变成了荆轲吗？我还能不能再见到我离家时正在十里飘香绿盖擎天的季荷呢！我还能不能再看到那一个对我依依不舍的白色的波斯猫呢？
其实，我并不是怕死。我一向认为，我是一个几乎死过一次的人。十年浩劫中，我曾下定决心“自绝于人民”。我在上衣口袋里，在裤子口袋里装满了安眠药片和安眠药水，想采用先进的资本主义自杀方式，以表示自己的进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押解我去接受批斗的牢头禁子猛烈地踢开了我的房门，从而阻止了我到阎王爷那里去报到的可能。批斗回来以后，虽然被打得鼻青脸肿，帽子丢掉了，鞋丢掉了一只，身上全是革命小将，或许也有中将和老将吐的痰。游街仪式完成后，被一脚从汽车上踹下来的时候，躺在11月底的寒风中，半天爬不起来。然而，我“顿悟”了。批斗原来是这样子呀！是完全可以忍受的。我又下定决心，不再自寻短见，想活着看一看，“看你横行到几时。”
然而黄铜当不了真金，假的就是假的，到了今天，三十多年已经过去了，自己竟然被上颚上的两个微不足道的小水泡吓破了胆，使自己的真相完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自己辩解说，那天晚上的行动只不过是一阵不正常的歇斯底里爆发。但是正常的东西往往附于不正常之中。我虽已经痴长九十二岁，对人生的参透还有极长的距离，今后仍须加紧努力。
廓清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我现在想借这个机会廓清与我有关的几个问题。
辞“国学大师”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人民日报》的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于无声处听惊雷”，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工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辞学界(术)泰斗
这要分两层来讲：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
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十年，在国内五十七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辞“国宝”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十三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