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昭瑛,女,1957年生,父亲是嘉义民雄人,母亲是台南市人,台大中文系士,哲学所硕士,外文所博士,现任台大中文系教授。
擎刀舞剑的女子
——记台湾学者陈昭瑛
日期：2004-07-29 作者：陈惠玉 （台湾） 来源：文学报
起先，我和昭瑛只是点头之交的同学，直到上了张永俊老师的“清代哲学”，才真正熟识起来。而说起来，能上“清代哲学”，也是昭瑛力争得来的。因为选课时才发现中文系必修课的“训诂学”居然和“清代”哲学冲堂。我心想，只好放弃了。没想到昭瑛居然锲而不舍地跑到中研院，和张以仁老师当面解释说明，结果事情有了转机。在学生心目中一向严峻的张以仁老师答应了昭瑛的请求，只要我们到夜间部补上“训诂学”即可。
台大中文系同窗数载，昭瑛在班上虽不是很活泼的一员，但总是令人印象深刻。她天资颖悟，感觉敏锐，又且思路明晰，批判性强。平时尽管静若处子，一遇到重要关节处，据理力争时，则言辞滔滔，辩才无碍。当对方弃甲曳兵而逃时，或不免要诧异，这小女子的大刀如何能舞得如此虎虎生风？而友人如我者，则有时不免为她担心，擎刀舞剑的纤纤玉臂，能否禁受得起这么多场的阵仗？不过，时间证明了一切，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岁月的风霜非但无法稍挫她的勇气，反而将她磨砺得更加坚韧了。
昭瑛大学读的是中文系，研究所改念哲学，博士班则转到外文所。这其间的曲折转变，其实是有脉络可寻的。早在日据时代，昭瑛的父亲即开始编写剧本，母亲则为新剧演员。在台南出生的昭瑛，童年时期也曾跟着父母剧团迁居异地。国中时代，因国文科叶素兰老师的热心引荐，而陆续接触了俄国小说及存在主义文学、哲学作品，如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罗亭》，卡缪的《瘟疫》等，对昭瑛心灵的启迪与创作的风格均有深远影响。高中就读北一女时期，即已发表小说于《中外文学》。也就是在这段浸淫文学，热衷写作的年轻岁月里，昭瑛结识了亦师亦友一生的伴侣——诗人大荒。这场忘年的交会，更丰富了彼此的创作生命。
大学时代，昭瑛的小说被刊载于《中国时报》人刊。不久第一本小说集《江山有待》出版，“文坛新秀”的赞誉不胫而走。不过，“文坛新秀”的冠冕并未引起昭瑛过多的眷恋。在宽敞而自由的大学殿堂里，除了中文系的课，她也到哲学系、历史系、外文系等旁听，仿如求知若渴地疾走于文史哲的跨领域中。而学院围墙外，70年代的锣鼓震天，党外民主运动正蓄势待发，只待星星之火即可燎原；乡土论战也正如火如荼进行，本土派与西化派鏖战方酣，前辈学者如徐复观、胡秋原亦挺身而出，为维护本土文化而大声疾呼。在这种素朴而热烈的时代氛围下，昭瑛的终极关切不再局限于文学的藩篱，中西哲学思想及批评理论都对她引发了极大的兴趣。同时，也就在这段期间，昭瑛开始大量接触儒学而产生了无限的崇慕与敬意，尤其感动于新儒家徐复观先生捍卫传统儒家文化的精神气象，遂以“新儒家青年”自许，决定此后“把儒学当做安身立命之所”。
80年代初，昭瑛如愿进入哲学研究所。哲学所的训练使昭瑛更娴熟于西方的哲学思潮与批评理论。尤其对黑格尔的历史性辩证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以及马库色的美学等，钻研日深且迭有心得。不过，一向勇于挑战现实，超越自己的昭瑛，并不以此为满足。她决定投考外文系博士班，一来厚实语言基础，开阔国际视野；二来对文学的深究冶炼，对她日后的治学志业将是莫大的助力。
勤学加上努力，1988年秋，已为人妻、为人母的昭瑛，终于进入了台大外文系博士班。待取得学位，竟峰回路转地又回到中文系执教。如今，除了埋首著书研究，为一群和当年的自己一样年轻、一样求知若渴的学子传道、授业、解惑，应是她最大的快慰了。
中国文化就是台湾的本土文化，在追求本土化的过程中，台湾不仅不应抛弃中国文化，还应该好好加以维护并发扬，如果硬要切断台湾和中国文化的关系，那分割之处必是血肉模糊的。
《出塞曲》
□陈明
歌名，还有歌中的慷慨，都让人联想起唐朝边塞诗人为我们描述展现的昂扬情绪和明朗图画。但是，细细品味，似乎又不尽然。岑参、高适乃至李白、王维，他们笔下渲染的那份豪情主要是个体生命建功立业的书生意气。“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这里的英雄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功利主义或功名主义。
《出塞曲》所唱与此不同。
“请为我唱一首出塞曲／用那遗忘了的古老旋律／请用美丽的簪缨轻轻呼唤／我心中的大好河山。”这里找不到“人生志气立，所贵功业昌”的自信潇洒，有的是一份孤怀独往的坚定执着。当然，这也是一种英雄主义，只是它的基础主要是理想主义。
我是在出租车上偶然听到这首歌的。蔡琴略带沧桑的歌喉和窗外的萧萧落木与歌曲的调子十分吻合，使人沉人怀想。“美丽的簪缨”在脑海里时隐时现，挥之不去。作为壮怀激烈之作，这个意象虽贴切美丽，但较之“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登车一呼风雷动，遥震阴山撼巍巍”毕竟单薄了点。这也是无法苛责的，“男儿本自重横行”的背后，原本是要有昌隆的国势以及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信心作为支撑的。中国近代备受摧折，读书士子倾心西化，李白岑参复生今日，恐怕最多也只能成为陆游，甚至不免要英雄气短了吧!
但是，我还是强烈感觉到《出塞曲》与边塞诗词相同相通的精神气质，爱国——对文化，对河山有一份责任和担当。
“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莫说出塞曲的调子太悲凉／如果你不爱听那是因为／歌声中没有你的渴望／而我们总是要一唱再唱／像那黄河千里闪着金光／像那狂风呼啸过大漠／向着黄河岸那阴山旁。”
究竟是谁，基于怎样一种感受，写下了这些令人怦然心动的句子和旋律?每当听到这里，我都不禁要这样问，这样想，直到认识了陈昭瑛。
陈是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复观先生的女弟子。她近年工作重点在台湾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其对儒家思想在台湾近现代的启蒙及反对日本殖民运动过程中地位作用的阐释引起了广泛关注。众所周知，民进党的理论家们正是采取论证儒学与现代性不相容和指控儒学为殖民文化这两种叙事策略，以切断大陆和台湾在文化上的联系，为其台独主张张本。事实上，我正是通过阅读这方面的论战文字先熟悉了陈昭瑛之名，并油然而生“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之叹。
真正见面是在澳门。“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研讨会，话题敏感，有学术性，也有火药味。她的发言指向了郭正亮，东吴大学政治学教授，民进党宣传部长。我已记不起当时的论题，只记得听着听着，突然眼前一亮：她不正是那歌者，作者，不正是那《出塞曲》歌中的主人翁?儒家立场，“唐裳”衣着，一切的一切似乎都表明，在这个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龙的传人的聚会中，没有谁比这位来自台湾嘉义的女子更中国。
“是吗?我可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台湾的学者都挺忙，陈昭瑛尤其如此。“回去找来听听，我儿子可能知道，”她说，“我这样的人，台湾挺多。” 那里有文化复兴运动，有徐复观这样的学者，只是已经过去很久了。所以，我有点相信，又有点担心。
整整一年过去，收到她新出的《台湾儒学》一书，很是高兴。但打开夹在书中的短签，我的心情又变得沉重起来：“近况可好?台湾选举结果想必您已知道，未来的四年在台湾的中国文化保卫战将更为艰难。朋友们都非常忧心，有的已准备当遗民。”
默然。
歌声又起。
美丽的簪缨又开始在脑海飘荡，挥之不去……
用本土化自主性主体论对抗中国文学属性
——“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一
这里，要特别说到，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有一位台湾大学中文系的中年女学者陈昭瑛，挺身而出，站到了批判台湾文学“本土化”、“自主性”谬论的第一线。
1998年，陈昭瑛将她的论文结集为《台湾文学与本土化运动》一书交由台北正中书局出版时，在3月12日植树节那天写了一篇《自序》。陈昭瑛自认为是70年代台湾几所大学里出来的“新儒家青年”中的一个。陈昭瑛说，“由于对儒学的感情有增无减，因此在目睹解严以来种种反中国文化的现象都不免产生共同的危机感。”有时朋友们在一起谈到儒学的前途，陈昭瑛曾悲叹：“我们会不会成为中国文化在台湾的遗民?”陈昭瑛深情地写道：
这本书便是出自一个在二十岁时志于儒学即不曾改志也终身不会变节的台湾人的心灵。如果有三言两语可以凸显此书重点的话，那便是：中国文化就是台湾的本土文化，在追求本土化的过程中，台湾不仅不应抛弃中国文化，还应该好好加以维护并发扬，如果硬要切断台湾和中国文化的关系，那分割之处必是血肉模糊的。
从遥远的明郑时代一路走来，体味着现代的台湾，不免兴“日暮途远，人间何世?”的感喟。眼前所能选择的只有两条路：死去或者拼命。我们的朋友蒋年丰兄勇敢的选择了死亡，而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就只好拼命了。这本书便是继一九九六年《台湾诗选注》之后又一拼命之作，其中自然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从中听得到心跳，摸得到脉搏。
陈昭瑛的《台湾文学与本土化运动》一书，收录的论文是：
第一部分 古典文学与原住民文学——
《台湾诗史三阶段的特色》，《台湾诗选注》，正中书局1996年版；
《明郑时期台湾文学的民族性》，《中外文学》，1993年9月第22卷第4期；
《文学的原住民与原住民的文学——从“异己”到“主体”》，《中央日报》1996年6月，台大文学院主办国际会议“百年来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
第二部分 新文学、儒学与本土化运动
《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一个文化史的考察》，节本刊于《中外文学》1995年2月号，全文载于《海峡评论》1995年3月号，原发1994年8月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办之“高雄文化发展史”研讨会；
《追寻“台湾人”的定义——敬答廖朝阳、张国庆两位先生》，《中外文学》1995年4月第23卷第11期；
《发现台湾真正的殖民史——敬答陈芳明先生》，《中外文学》1996年9月24卷第4期；
《光复初期“台湾文化”的概念》，应王晓波之邀而写，发表于1997年2月28日夏潮基金会、台湾史研究会主办之“‘二二八事件’五十周年学术会议”；
《当代儒学与台湾本土化运动》，1995年4月23日发表于中研院文哲所规划、刘述生教授主持之“当代儒学计划”的第三次研讨会，后辑入《当代儒学论集：挑战与回应》，1995年中研院文哲所出版。
这里面，《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最为重要。
这篇文章，是陈昭瑛有感于1987年“解严”以来“本土化”的呼声甚嚣尘上愤笔疾书而成的。而且，这“呼声”中，陈昭瑛还点名批判了李登辉，指出李登辉登上“总统”宝座而达到了“本土化”的高潮，“执政的国民党确实是浩浩荡荡地加入了本土化的队伍”。陈昭瑛为此考察了台湾一百年间的历史，将“本土化”断代为“反日”、“反西化”、“反中国”三个阶段。陈昭瑛将“反中国”阶段划分在1983年之后，认为“台独意识”是“中国意识的异化”，是“台湾希望从中国这个母体永远走出来，彻底地异化出来而成为一个主体，反过来与中国这个母体对抗”。由此，她认为，“统一的主张是一种对异化的克服。”陈昭瑛在考察中还对陈芳明的“主体性”谬论给予了尖锐的批驳。陈昭瑛批判的特色，是她鲜明的中国文化的立场。
陈昭瑛的《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一文发表后，立刻引发“独”派的围攻。《中外文学》在1995年3月号上发表了廖朝阳的《中国人的悲情：回应陈昭瑛并论文化建构与民族认同》，张国庆的《追寻意识的定位：透视〈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之迷思》，4月号上发表了邱贵芬的《是后殖民，不是后现代》(邱文把陈昭瑛的论文说成是“殖民中心论述”)，5月号上发表了陈芳明的《殖民历史台湾文学研究：读昭瑛〈论台湾的本土化的运动〉》。陈昭瑛分别在4月号和9月号的杂志上刊出《追寻“台湾人”的定义》及《发现台湾真正的殖民史》予以反击。
《追寻“台湾人”的定义》是反击廖朝阳和张国庆的。廖朝阳是陈昭瑛的老师。他用解构主义，把“中国主体性”的“中国”移除，而移入“台湾”，建构“台湾主体性”。廖朝阳对陈昭瑛描述的吴浊流、叶荣钟等人的近似本能的“祖国意识”颇有芒刺在背之感，对此，陈昭瑛表示，她并不奢望“台独”论者能与台湾前辈们的精神世界有什么“血肉的连系”，“只不过希望广大的台湾子弟能对台湾人的这段精神史有一点了解，而这种台湾史知识应该是作为台湾人的起码条件”。对于廖朝阳，陈昭瑛颇有几分大义灭亲的气概，不无悲壮神色地写道：
多日来我始终苦于找寻“对话空间”而不得。当一个吟咏梁启超赠林献堂等人诗句“破碎山河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就会热泪盈眶的台湾人，遇到了一位以拆解中国、中国文化来演练“理性操作”的解构主义学者，能不形成“鸡同鸭讲”的局面吗?或者更清楚地说，一个浸淫于台湾历史文化中的台湾人，和一个只知有“此时此地”，甚至连“此时此地”，连“台湾”和“人”的意涵都要加以抽离的所谓“台湾人”的空白主体之间，有对话的空间吗?
至于这“台湾人”的话题，陈昭瑛指出，这是80年代中期“本土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以来一直困绕着住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的一个老问题了。陈昭瑛以无比犀利的笔触，揭示了“台独”论者拿“台湾人”做文章的秘密——
少数人以他们坚持的标准来筛选大多数人谁是台湾人，谁不是台湾人，于是整个社会仿佛患了精神分裂症，省籍矛盾、族群矛盾可能只是台湾人精神分裂的症状。这个用来为“台湾人”正身的正字标记，虚伪的政客称之为“认同台湾、爱台湾”，但是，毕竟“认同”和“爱”是相当主观的，不易作客观的讨论。于是有担当的政治人物如吕秀莲明快的说：“支持台湾独立的人才是台湾人。”这一下隐蔽于意识形态迷雾下的“台湾人”真面目豁然开朗。
陈昭瑛气愤地说：“这种以支持台独与否来判断住在台湾的人是否为‘台湾人’，实在是一种泛政治化的作法”，是“历史相对主义(historical relativism)的滥用”，这种历史相对主义的滥用，就使得“台独”论者在台湾史和台湾文学的研究中，受政治立场所克制而使他们的研究“成为其台独意识形态的注脚”。
《发现台湾真正的殖民史》的副标题是《敬答陈芳明先生》。陈昭瑛指出，陈芳明的攻击文章“非常集中的表达了台独的基本论点”。陈昭瑛用了三小节的文字加以回应。这三小节的标题是：“失忆症的台湾社会”、“欠缺主体内容的‘中国’”、“重新检验殖民史”。
在“失忆症的台湾论述”一节里，陈昭瑛指出，陈芳明“恢复的历史记忆只有一百年”。那是因为，一百前的历史事实他也无法否认，那时的台湾人就是中国人。这种事实，是“与陈芳明的反中国立场背道而驰”的，所以他要继续失忆。而这一百年，他又难以否定20年代之前的古典文学还是属于中国文学，所以他还是要保持失忆。他只能就20年代以后的新文学说话。然而，即使20年代以后的这70年，他也要歪曲历史。陈昭瑛揭露说：
陈芳明想利用五0、六0年代的白色恐怖、七0年代的乡土文学来建构反中国论述，套叶石涛的话：“那是昧于历史现实的胡扯”。白色恐怖中的左倾思想、乡土文学的本土主义都有强烈的反国民党色彩，但却是亲中国的，同样，被陈芳明利用来建构反中国论述的日据时代作家反的其实是国民党，并不是中国。
有鉴于此，陈昭瑛揭露陈芳明“在台湾人和中国人之间制造了太多莫须有的对立”。
在“反殖民反专制：‘中国’的主体内容”里，陈昭瑛指出，她花了那么多篇幅，说明了，历史上，“台湾人(此处指百分之九十八的汉人)，曾坚守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对抗外来文化的侵略，自本省人丘逢甲、连横、吴浊流、庄垂胜、陈映真，以至外省人徐复观、胡秋原、尉天等等莫不如此，而陈芳明竟说她的“通篇文字里，中国并没有真正的主体内容。”这是为什么?陈昭瑛说：“问题恐怕出在陈芳明根本不承认中国会有主体内容。”这里有认识上的问题，也有认同的问题。于是——
因为不认同中国，所以只从负面去认知中国，又由于只认知到负面的中国，于是更加强反中国的倾向。
在“发现真正的殖民史：原住民的悲哀”一节里，陈昭瑛批判的是把“台湾作家”与“外省作家”对立起来的陈芳明“不厌其烦虚构出来的外省人对本省人的殖民史……的虚伪性。陈昭瑛写道：
由于被殖民的妄想和受害意识过于根深柢固，陈芳明无法发现台湾真正的殖民史，反而是倾向大中国的陈映真能够诚恳的反省这段历史，在为排湾族诗人莫那能诗集《美丽的稻穗》所写的长文中，他跳脱汉族本位，批判汉族政权对原住民的长期压迫，并且指出：“如果一定要在台湾生活中找‘民族压迫’的问题，那恰好不是什么‘中国民族’对‘台湾民族’的压迫，而是包括‘中国人’的，‘台湾人’的汉族对台湾原住民族的压迫。”
陈昭瑛警告陈芳明说：
如果一部分台湾人仍要继续以自外于汉族来回避汉族对原住民族的责任，则可以预期的是独立建国的狂热仍将淹没追求合理社会的欲望。
除了《中外文学》，当时，统派人物王晓波主编的《海峡评论》的4月号、5月号和7月号上，也发表了陈映真、王晓波、林书扬的三篇文章，回应了陈昭瑛的文章。对此，那时有人说，围绕着陈昭瑛的《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一文所展开的论战，是乡土文学论战之后最重要的文化论战。
陈映真的文章，是发表在1995年4月《海峡评论》52期上的《“台独”批判的若干理论问题——对陈昭瑛〈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之回应》。
陈映真的文章开篇是说：
十几年来，岛内“台独”运动有巨大的发展。到了今日，它已经俨然成为一种支配性的意识形态；一种不折不扣的意识形态霸权。在学术界、中研院和高等教育领域，“台独”派学者、教授、研究生和言论人，独占各种讲坛、学术会议、教育宣传和言论阵地。而滔滔士林，缄默退避者、曲学以阿世者、谄笑投机者不乏其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中，读陈昭瑛的《论台湾和本土化运动：一个文化史的考察》，心情不免激动。
对陈昭瑛的论文《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陈映真从理论知识和治学议论的风格两个方面肯定了成绩和贡献，充分肯定她“为‘台独’批判论和民族团结论留下丰富的思想理论空间”，“开展了重要的视界”。对于陈昭瑛论文中值得商榷的地方，陈映真则展开了讨论。讨论涉及的问题有：一、关于台湾本土运动的“三阶段”论问题；二、是“异化”还是“否定的挫折”；三、关于“中心”(core)和“边陲”(periphery)；四、“台湾主体性”论的欺罔；五、批判“以台湾为中心”的意识形态霸权。
值得注意的是，陈映真在这里提出“以台湾为中心”的问题，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陈映真在文章里列举了许多事实后，还指出：
问题在于这几年，朝野上下、学术界、言论界都在极力、全面、不惮强调地侧重两岸民族“分离”、“分立”、“分治”的现实；侧重台湾自己“独自”、“独特”的“共同体”，同时也在全力、众口铄金地拒绝、排斥、否认民族团结和民族统一的展望；拒绝和否认中国大陆和台湾同为中国民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否认、拒绝民族和解与统一的努力，千方百计延长对大陆的猜忌、鄙视和仇恨；千方百计使两岸分断永久化，丝毫没有弥补、发展和恢复两岸人民与民族同质性的恳愿和志向。
陈映真固然试图补正陈昭瑛的论文在学理上的部分疏漏之处，却还是要特别对陈昭瑛的反“台独”斗争表示自己的敬意。陈映真写道：
我不能不由衷地对陈昭瑛表示感谢。不仅仅感谢她对我的一些足以自诫的缺点所做的批评，还要感谢她对于我这一代人没有做好，失职失责，以至“台独论”猖狂，民族团结的展望受挫之时，在台大那样一个民族分离派占统治地位的学园，一个人挺身而出，理论和风格上都较好地提出了“台独”批判，很好地继承了台湾历史上光荣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当然，这感谢之情，含着一份对自己的羞惭与自责。
其实，不必羞惭，也勿需自责、陈映真展开的新一轮斗争证明，他和他的《人间》派的战友们，仍然是反对思想文化界“台独”逆流的中流砥柱。
这使人想起来，1988年1月3日的《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上，陈映真发表的《一九九八台湾文化新貌》一文。那是一篇预测10年以后的文章。陈映真曾经预测，那以后的十年，“在两岸文化交互影响下，大陆文学、艺术、文化和学术，将对台湾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引发年轻台湾文学、艺术和知识界的省思——再创造的运动。”“一九五○年，在‘冷战——民族分裂’的结构中与全面受到美日文化支配的台湾文化，重新编入中国近现代文化圈。因此台湾分离主义的文化和思想，在一九九八年顷，应趋于弱化。”这实在又是太善良的一种愿望。现在，陈映真看到了“台独”势力的恶性发展，他愤怒了，决心团结战友，组织火力，投入反“台独”的战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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