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建柱认为，江西经济之所以后有起色，跟官员通过读书学习以及网络等方式不断与时俱进、提高素质密切相关。“包括我自己，每次来北京第一件事不是跑部委，往往是到西单或者王府井书店去挑书。”

　　“我每天都要上网获取信息。”采访时值“两会”期间，在孟驻地的房间中，最大的行李是一台他从南昌带来的台式电脑。

　　电脑屏幕充当了这个“扁平化地球”的隐喻。就像弗里德曼认为的那样，世界从2000年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全球化3．0版本。整个世界的竞技场因一台无所不包的电脑而被夷平。越来越多的人被电脑、电子邮件、网络、远程会议和各种新软件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官员正在主动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来。

　　美国《商业周刊》说，所有的MBA都在读《世界是平的》。《财星》杂志说，全美国的州长、国会议员都在谈《世界是平的》。

　　和这些硅谷或者华盛顿的精英接轨，让观念升级，让视野放大，这就是汪洋、孟建柱等人的施政策略、一种新的“劝学运动”：在世界没有变平之前，先让官员通过读书和网络把观念拉平。

　　在“平”的镜子中照出自己

　　与历年全党范围内的“规定动作”不同，这次是地方自发的“自选动作”。

　　今年53岁的汪洋将这一“自选动作”从重庆带到了“广东”。主政广东以来，汪洋一系列要求全省“解放思想”、“杀出条血路”等言论，让人印象深刻。

　　2008年的夏天，弗里德曼应汪洋邀请到广东参观，像一百多年前的罗素那样经历着中国矛盾而奇妙的转型。

　　他像其他外宾那样按“规定动作”称赞中国的经济成就，但就像罗素多年前经仔细观察中国所得出的结论一样，这个国家有更复杂的问题。这个国家在价值体系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样化，人们不再信任古老的道德，却也摆脱不了深埋于己的那种微妙的文化种子，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外界不看好的情况下在经济发展中焕发着顽强的生命力，但这一生命力还须在别人制定规则的全球化游戏中获得证明和承认。

　　中国的官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中国需要在世界这面“平”的镜子中照出自己的真实形象。

　　这样的考验，从李鸿章这一代中国官员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埋下了种子。这始自乾隆时来中国拜访的马戛尔尼爵士带来的奇异物品和不安全感。两百多年后，马戛尔尼爵士的直系后代、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的负责人、同样有着Macartney姓氏的一位女士在她位于天坛神库四合院的办公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她在中国住了十多年，但从未读懂这个复杂的国家，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这个国家的改革，首先得源自这个国家的执政党和官员的变化。

　　两个弗里德曼

　　20年前，另一个弗里德曼——米尔顿·弗里德曼——带着他的经济主张来到中国，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谈中国改革，在这之后，其中提到的产权改革和货币改革都被邓小平采纳。

　　那次访问将自由市场因素介绍进共产主义国家。

　　这足以给后来的中国官员以启示：中国不能去趟别人的河，而在自己的河中，中国人总能摸到石头，哪怕是从别人河边捡到的石头。

　　但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代宗师却渐渐在中国销声匿迹。两个弗里德曼的关系就好比孔子和于丹。但显然，于丹比孔子更具普及性，也更具可操作性。

　　托马斯·弗里德曼回国之后在《纽约时报》发表了文章，文章称，中共官员对许多问题的思考使他“吃了一惊”。这些问题包括：“如果不授权公民，使之成为监督者，并允许他们起诉当地造成污染的企业和政府，中国就不会有一个更加环保的社会；如果没有更加自由的资讯流和实验，就不会有更加知识密集型的创新社会”。

　　弗里德曼认为，汪洋提倡“解放思想”的讲话，提供了试验的空间，主要作用是“改变中国官场文化”，以使社会经济能发展到下一个阶段。

　　在本报此次的采访中，赵雷提起另一本外国人写的书，赫尔南多·德·索托的《资本的秘密》，“我一读之后发现写得太好了，那时汪洋已经去广东了，但我还是马上就推荐给了汪书记。”

　　该书认为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之所以蓬勃发展，不仅是因为资本、土地以及劳动力的结合，而且是因为资本与土地的产权都是清晰的，这种权利为人掌握可以在多种经济用途之间做出选择。而中国和秘鲁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却缺乏这样的制度环境。

　　因为跟赵雷推动的土地改革息息相关，他已经提请明年赴巴西和秘鲁考察，“最好能和赫尔南多谈一谈。”赵雷说，中国官员热衷出国考察，但现在应该通过读西方的书，带着问题去考察。

    一天不读书，江苏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说他睡不着，习惯使然。    
 

　　8月底，他上省城南京开会，抱回一大堆书。其中一本小布什妹妹写的《我的父亲我的总统》，他几天就翻完了，感想是，“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也包括家庭这一细胞进化的过程，在相当大程度上应学习借鉴西方文化。”

　　自2001年起，江苏省每年8月底召开“领导干部学习会”，为全省厅局级干部发放图书，并成为惯例。张新实自当年起任宿迁市长，连续参加了8年的读书活动。

　　类似这样的读书活动，在各级政府频频涌现，或曰创建“学习型机关”，或曰培养“书香干部”。比如上海，甚至将读书纳入创建“学习型机关”的评价指标体系中，细致到规定每个机关成员每年至少读6到12本书，每周阅读时间为7－10.5小时——这个数字接近发达国家城市的阅读水平。

　　读书，并不仅仅是官员个人的事情，而成为一项组织任务、政治要求。整个单位、整个级别的“成建制”阅读，可能是中国等仅有的几个国家才有的现象，本质上体现了执政党试图统率官员个人思想的一种努力。

　　而发轫于延安时期的这种传统悠久、成建制的读书运动，面对当下新的政治治理的现实挑战时，在悄然发生变化。

　　本领恐慌

　　集体读书，目的在于“统一思想”。马列经典一直是执政党读书工程的主轴，中央党校教授陈雪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中央党校供干部学员居住的招待所，每个房间都有四个大部头，分别是马恩全集、毛选、邓选和江选。

　　但是在各级非常正式的官方荐书活动中，书目已不限于此类经典，开始着眼于知识经济、全球化及现实矛盾的挑战。

　　中央党校一位资深教授表示，官员理论学得再好，最终还得看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要有本领”。这与毛泽东那句著名的关于“本领恐慌”的论述相似：“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

　　此点已成为众多官员的共识。

　　时任外交部党委书记的唐家璇说：“读书不是外交官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外交事业的发展。孤陋寡闻、知识贫乏，就不能当好外交官！”

　　目前，一套由“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编撰的“全国干部培训教材”，已经出版四五十万套，主要针对县处级以上官员，涵盖了宪法、人权、公共危机管理、公共财政、社会保障、企业管理、外国历史艺术等方方面面。

　　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重量级的省部级官员频频公开荐书，比如汪洋推荐《世界是平的》、卫留成推荐《致加西亚的信》、哈尔滨市委书记杜宇新推荐《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由地方行为而成为社会焦点。

　　此类荐书，更多指向提高干部能力。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说，基本都是“体现时代的变化、知识的更新，以及实战经验的书”。

　　在“孟连事件”后，云南省五百四十多名党政“一把手”，分批聚集在滇池岸边的省委党校，反思孟连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研讨班的组织者向官员们提供的学习资料是：一本《苏共亡党十年祭》、一册《党的领导人论群众路线》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司马迁的《陈涉世家》、贾谊的《过秦论》，此举旨在以历史悲剧阐释“失人心者失天下”的规律。

　　自选动作

　　集中读书的一个关键节点是2002年，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建设“学习型社会”，自此，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化，而中央与地方党政机关则纷纷提出建设“学习型机关”。

　　“荐书与官员本身的的修养、风格有关。”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认为，当下各地方和各部门荐书，多属于官员的“自选动作”。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明显的变化。在此之前，荐书的主角，是作为全民精神导师的毛泽东。

　　比较有影响的是 1958年，毛泽东在号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除了令各省第一书记“亲自挂帅”外，当时党内地位最高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都到地方组建读书小组。

　　而现在，除了既有的“规定动作”外，上至政治局委员，下至县级干部，都可以公开荐书。

　　“过去的领导干部比较谨慎，地方官员公开荐书有些犯忌，现在的执政党，要严肃，但也要活泼。”叶笃初说，中央领导则要更为谨慎，“这个党太大”。

　　叶笃初亦指出，荐书应更多体现上下互动。除了领导荐书，也应该有自下而上的推荐，“没有谁哪方面都很擅长”。

　　事实上，自下而上的荐书渠道亦存在。

　　作为中南海的智囊机构，中央政策研究室还会定期以书面形式向领导人推荐书讯，均是研究员看完书之后的概括总结，“不会改变原意”。“现在有一个取向，要有全球眼光才行，甚至于我们过去是禁区的一些东西，也不忌讳。这是30年来最大的变化。”叶笃初说，他完全不担心会造成党内的思想混乱。

　　推动型读书

　　如此多的荐书、读书活动，与官员群体很少读书的现象相关。“都在读书，也就不需要推荐、督促了。”一位西部的官员说。“官员读书属于推动型的读书。”一位资深出版人告诉南方周末。连续多年，中国的国民阅读水平逐年下降，而舆论更忧心忡忡的是，作为最精英的官员阶层，普遍存在很少读书甚至不读书现象。工作和各种应酬占据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

　　这个问题，早于80年代就暴露了。

　　瞭望周刊前副总编辑陈四益说，1987年，瞭望周刊编辑部给一些中央领导写信，请他们荐书。瞭望的主要读者是党政干部。“我们想倡导他们都来读书。”结果，胡耀邦托人带话，他看书，但总书记不大方便荐书。

　　一位省委常委告诉陈四益：“你知道我每天案头的文件有多少吗，没来得及看完，看完的就有十几万字。”

　　有的干部“读书会”，“其实是读报纸，读政策，并不读书。”西部一个县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身边的党政官员，目前真正读书的，也就20%—30%。《人民论坛》杂志曾对一千多名官员的问卷调查显示，72.9%领导干部表示学习形式主义严重。

　　没时间读书，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认为这是一种借口。“只要是你认为重要的事情，一定会找到时间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有远见、有视野的官员以“一把手意志”把干部群体纳入到集体读书之中，试图尽快地改变这个群体的素质。

　　而一把手工程的另一个现象是，有些读书活动随着主政者的离任而停止。比如江西九江的“每月一文”，由时任市委书记的赵智勇发起，如今随着他的离任，“已经不再搞了”。

　　因此，读书的持续，知识的更新，不能系于官员的个人权威，根本的应在于干部自身能感受到“本领恐慌”，并对因本领缺失造成的失职负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