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现代化与制度崇拜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道德和法律两种方式来调节的。道德、权威、习俗和舆论等属于一种内在的调节方式，它使所有个体随时随地都处于对善恶是非的主动判断和调适状态，具有深刻的敬畏和震骇力量，在“熟人社会”（传统社会、东方社会）主要是靠这种自律的方式来调节社会关系；而制度和法律等属于一种外在的调节方式，它使所有个体处于被动约束和强制状态，在“陌生人社会”（现代社会、西方社会）主要是靠这种他律的方式来调节社会关系。人是倾向于放纵欲望的，而现代西方价值倾向于自由放任，法制只是对过度自由的一种反制，东方价值则倾向于节制，节制产生于责任，对他人、对社会和对自然的责任，正所谓“西方人偏爱制度，东方人偏爱道德”。

现代化一方面消除了各种敬畏和禁忌存在的社会基础，如宗教、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传统风俗等，使各种禁忌功能完全丧失，使道德、习俗、舆论等内在调节的力量变得脆弱；另一方面，现代化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产生各种利益冲突的机会越来越多，法律制度越来越成了现代社会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要形式，放弃道德约束和各种禁忌，一味追求法制已成为现代社会一种普遍的舍本逐末。

现代社会的主要价值取向是物质取向，为了整个社会的高效运转，一切制度设计都是为了服从效用的原则，各种组织安排都是为了配合物质生产，以减少交易成本，提高效率，实现劳动力、资源、生产、销售、流通、分配之间的最佳配置。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是这些配置的理性化手段和逻辑化结果，它们只是一套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工具价值体系，不代表任何终极价值，而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只是这种工具价值的派生物。

现代社会是技术的社会，其基本原理是机械的原理，人是机器、社会是机器、一切都是按照机械的逻辑和规则来设计、安排和运作的。机械主义原理已渗透到社会的每个领域，现代工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现代制度的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倾向，专业化劳动分工使所有个体沦为庞大社会机器的零件，成为社会一种组织和社会制度的附属品，它与机械的属性一致；制度的日益繁复与物质的丰富、个性的张扬一致；制度对人的异化和商品对人的异化一致。整个现代化就是一个技术化、制度化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民主法制作为一种适应技术和商业发展的社会规范和控制机制，主要是通过数量的方式来表达各种诉求，民主的多数原则可以被任何利益集团（包括机构、组织、民族、国家、强权）利用，它并不代表真理和正义，更不代表终极价值，甚至可以与是非无关，与道德无关，它只与利益有关，支配民主的完全是一些现实原则和功利原则。

在现实和功利原则支配下，现代社会管理阶层那种以技术和经济为主的知识结构已经控制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判断，一般民众也已经完全陷入了科技崇拜和市场崇拜，科技和市场本身已成为操纵大众的工具，成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阴谋，在这种情形下，民主的“多数决”已成为无关紧要。西方国家那些在野党、反对党无是非、无原则的“吹毛求疵”、“唱反调”和“对着干”主要是为了谋求自己的私利。德国在“纳粹”时曾受到举国欢呼；美国大多数国会议员赞成对伊拉克开战；马寅初的建议遭到多数人的批判；长江三峡方案获得多数通过；……民主的主要价值是功用价值或工具价值，不是终极价值。

民主的多数原则还可能导致信息、观念和利益的过度分散，加大社会成本，带来效率低下和社会混乱，甚至群氓政治。民主之于现代政治的金钱操纵（如美国选举），民主之于市场经济的变幻（如股市风波），民主之于现代科技的为所欲为（如生物工程技术、太空技术），一切崇高的承诺都可能沦为愚民政治。在这种意义上，被西方奉为最终统治形式的所谓民主政治正在帮助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像中世纪的教会那样统治，像独裁统治那样运作。

个人主义与民主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系，西方社会把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夸大为人类最高和最后的存在形式，常常掩盖了其帝国主义的动机，而西方价值中反复强调的人权、自由也主要是为其经济、政治和文化扩张服务的。现代化，尤其是全球化已经剥夺了人们对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选择的权利，也剥夺了大多数人生活方式选择的权利，现代化已经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暴政，在这种大背景下的民主、人权和自由是苍白的。

西方的民主政治和自由主义纵容市场和科技膨胀。自由的泛滥，滋生放纵和享乐主义，而民主的泛滥，滋生极端个人主义，它们正在摧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源泉——责任和节制；个人主义使整个社会因失去传统和信仰而陷入精神瓦解；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走向精心设计的无政府主义：自由经济、全球化、社会达尔文主义。

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计划经济和集权政治向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大规模转型，即所谓“第三条道路”，可以看成是一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合，但它们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们在价值取向上已经越来越相似，它们都高度关注物质生产和科技发展，高度关注如何对自然有效地开发、改造和利用，高度关注如何激发和满足人的欲望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而全球化使它们不仅在发展目标而且在技术方式或操作层面都走得更近了。它们的运作方式越来越相似，它们之间只剩下一些名义上的区别，如一些生产和社会组织的形式，以及相对应的意识形态。尽管它们之间长期相互排斥，但在合理性和有效性上却各有千秋，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种现代西方的经济模式和意识形态的对抗已经淡化，这将使它们能够得到更快、更有效的发展，它们对于整个人类与自然的延续同样有害。

历史已经证明，民主政治根本不是什么终极价值，没有民主政治同样能够推行现代化，如上世纪后期的台湾、新加坡和韩国，而健全的民主政治不一定能带来高速发展，如号称“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印度。只不过对大多数传统国家来说，自由与权威、民主与集中的结合也许是一种更好的现实选择。

今天，民主政治已经成为一种普世价值，成为一切现代制度崇拜的根源，人类除了民主政治、集权政治以及二者的结合物（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已没有别的选择了，现代制度也了各种利益集团扩张欲望、攫取财富的堂而皇之的工具。

对制度的崇拜实际上是对商品和技术的崇拜，某种制度被认为更合理和更有效主要是基于它更有利于财富的创造和分配；对制度的崇拜也成了对效率的崇拜，一切所谓的科学管理就是为了提高效率，新制度形成和变迁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成本更低、运作更有效；对制度的崇拜也成了对科技的崇拜，科技的发展有利于制度的完善，而完善的制度能够进一步推动科技的发展；对制度的崇拜使人们相信制度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同时又将所有问题归咎于制度的不完善。

现代社会一方面倾向于无限制的满足和纵容人的欲望，另一方面又用日益繁复的法律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而恰恰把人撇开，把内心的道德约束撇开。每个人在名义上都被赋予平等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甚至在才能、情操、品德和气质上都与别人平等，以至于今天每个人都敢提出同样的诉求，使整个社会都弥漫着躁动和欲望，最终又不得不依靠法律的强制约束。

对制度的过分依赖也反映了社会的堕落，因为制度是一种强制力，对制度的依赖使人们放弃内在约束，使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内在调节（良知、道德、文化价值）完全让位于外在调节（法律、制度），所谓“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现代法律制度主要是源于西方文化的“原罪”预设，基于对人的不信任，基于诚信与良知的缺失，因此只能委托作为第三者的法律和制度来调节。现代法律制度是一种强制体系，一种操作规范，一种与商品一样的异化力量，它把人降低到物的水平，把人当成物来对待。一方面，现代制度对人的约束和安排如同人操作机器和给电脑指令一样，人已经沦为社会机器的部件，人正在被日益繁复的法律制度完全束缚；另一方面，丧失自律后的人总会尽量钻法律的漏洞，虽“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但永远会是先有亡羊，后有补牢，且越补越多，越补越宽，这不仅导致法律的进一步机械化和公式化，而且加大整个社会的管理成本。

现代社会把人创造的各种工具都当成一种理想和生活目的，这些工具包括商品、技术、市场及其衍生物，以及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本身，而人本身反倒成为次要的，甚至是可以牺牲的。

西方企图强加给民族国家的那些空洞抽象的民主、人权、自由主要是出于价值偏见和文化偏见，这些东西往往是要以丧失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和自尊为代价的，甚至会导致整个价值失落和社会混乱。

现代西方经济制度大大促进了人类的生产和贸易发展，而其中，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表现得更为有效，但西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给予的前提是，各种资源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市场具有无限法力；科技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

近代西方文明的实质是技术文明，而民主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使科学技术得以实现和发展。西方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倾向于激发人的物欲来推动社会发展，而西方的民主自由起着放纵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恣意发展的作用，现代性带来的一切自然和社会后果，都是由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三位一体”的现代宗教造成的，现代宗教已经迷惑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

西方价值的物质取向先是被以“自由”、“民主”、“法制”的名义制度化和神圣化了，而现在一切又都被市场化和科学化了。世界上的所有地方正在束手无策地被融入由西方文明主导的现代化。对于各种现代化的后果，也只能依靠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按照现代性的逻辑发展只会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看到，今天在上许多地方，当人们摆脱了政治暴政，获得自由、民主后，很快又陷入一个完全由技术和商品的操纵的社会，一种现代宗教形成的新暴政，遭受另一种压迫。

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按照西方的利益和价值观制定的各种国际法、国际标准、国际条例所依据的主要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主权国家的崇拜，对社会组织的崇拜，都是近代西方价值的产物，是西方个人主义的放大，它导致人类近代史上各种冲突和战争。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必将大大加速全球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进程，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你哪怕想要逃避都逃避不了，因为不如此，民族国家便不能适应现代经济和现代科技的发展需要，最后只能被边沿化。相反，今天令人担心的已经不是民主化和市场化的进程，而是民主化和市场化的后果。随着民主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必将极大的促进各种西方价值、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整个现代范式的扩展，从而加深各种现代化的危机。

许多西方思想家将人类的前途寄希望于宗教的复兴（他们主要讲的是基督教复兴），但是科学早已摧毁了宗教的精神本质，具有强大威慑力量和终极意义的宗教已无法恢复了，所有传统宗教在今天已沦为一种政治工具或身份认同，除了功利价值，已不具有终极价值了。

在西方价值主导的现代范式下，无论制度怎样转变和创新，无论科技怎样发展进步，都不可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困境。人类今天所面临的各种困境，从根本上讲，不是制度的问题，也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价值的问题，只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才能约束市场和科技的盲目发展，只有价值的重建，才能给人类带来希望。

九、 现代化与市场崇拜

市场经济是靠资本的本性来调节和导向的经济制度，市场机制就是通过供求、价格和竞争来配置资源的，而资本的本性就是唯利是图，它不仅具有强烈的垄断倾向，而且具有导致强弱分化的“马太效应”，市场经济就是对资本本性的顺从，市场经济的发展总是以人性和自然为代价的，它往往带来强大的社会消极状态和普遍的社会焦躁心理。

市场的逐利本性为科技的奇思异想提供天地，科技的实践精神把市场的欲望变成现实，一切事物首先是被科学化，然后再被市场化。科学技术成了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市场经济成了现代社会的首要制度。市场崇拜带来的是效率崇拜、速度崇拜、规模崇拜。市场经济先是都被意识形态化，而现在已完全被神圣化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不是市场本身的原因，它恰恰是因为市场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国家干预过多造成的，它只能靠市场进一步发展来解决，“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就是对市场的完全放纵。

当经济生活成了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当市场成了社会的主体，市场便开始消解一切，将一切变成商品，使一切非分成为可能。“产品包装”、“资本运作”成为了这个时代最流行的话题。从制造假药、假酒、假文凭到网络盗窃，从出售精子、出租子宫到贩卖核技术，……

现代市场无所不能的满足人的需求，“需要乃发明之母”，只要需要就发明之，只要需要就制造之，只要需要就出售之。市场通过刺激人的各种欲望，不断制造潮流和时尚来引领消费，它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的需求，诱导人们将欲望变为现实，将别人的需要变成自己的需要，再把这些需要变成符号，变成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使所有的消费成为理所当然，就连那些慈善行为也是为了商业推广，最终，使市场本身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今天，市场的力量不仅控制和支配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且也控制和支配着个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带给人的反而是越来越不满足，市场使人们的物欲变得更强了；现代生活使那些用于维持健康有益生活的支出越来越少，而用于各种娱乐、休闲、旅游的支出越来越多。

市场具有一种吞食一切和消解一切的功能。周还林和谢高地在《人类生存困境——发展的悖论》一书中写道：“市场是一种系统整合的机制，它倾向于控制所有可以想象的系统合法化的方式，并将它们纳入自己的范围。国家作为一种再商品化的工具，其作用已被简化为一种运用政治手段服务于市场的统治。”

现代化发展必然会使财富增长中的一部分要用来抵消增长的代价——身心健康的伤害，人与人之间产生的疏离，环境的破坏等等，使社会财富增长中的有效成分呈递减趋势，人们需要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消除发展的各种后遗症。

现代市场引导人们把满足物欲成为生活的唯一目的，现代市场与科技结盟颠覆了以往的一切社会秩序和内心秩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身心关系，使人完全失去节制。几千年来，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需求并没有太大改变，人生本不需要这样忙碌，但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社会本不需要这样过度发展，但整个社会已经进入加速运行的轨道。

新产品带给人们的快感和维持兴奋的时间越来越短，而人们需要付出的身心代价却越来越大，伴随更多欲望和诱惑的是更多的紧张、更大的压力。市场把玩于人与商品之间，人如同不停翻转轱辘的小白鼠，不停的奔跑，但始终还是停留在原地，除了消耗更多物质，生活的实质并为提升。现代社会发展的逻辑已陷入一种盲目的整体性自欺。

许多被市场列为“必不可少”的物品其实是一些虚拟，相对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汽车、空调、冰箱、塑料袋、手机、电脑、瓶装水、桶装水、餐巾纸以及其它一次性产品的出现只有几年到几十年，现在都变成了“必需品”，而所有这些产品的不良后果都被解释为进步的代价，最多被说成是利弊参半的“双刃剑”。现代市场的神奇之处在于它将巨大的破坏性表现为“必不可少”和“无可厚非”。

那些关于市场和科技预测和发展的高深理论，不要说对于人类的生存，即便是对于有限时间内变化的判断都是苍白的，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科技领域，都已经有太多的“出人意料”和“测不准”。因为市场与科技都是盲目任性的，都具有一种内在野性和扩张冲动，即便在高度组织化的今天，也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只要给它们机会，就会膨胀到毁灭，这是它们不变的本性，也是它们存在的理由。

现代金融市场，尤其是现代证券市场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反映正常的经济活动，它既不创造产品，也不创造服务，没有对应的实体经济，那些所谓的财务工程、金融衍生品、资本运作，多半是一种通过复杂的包装组合以及现代化通讯工具的投机取巧，它们把风险分散到更多地直接或间接的投资者身上，赢了是这些金融机构的，输了是这些投资者以及整个社会的。创建公司，不是为了发展和传承，而是为了上市或出售获利。美国的银行对金融和房地产的投资远远超过对制造业的投资，美国的实物贸易远远不如各种债券、股票、期货以及其它纯粹的虚拟资本贸易。市场经济从实体经济发展到虚拟经济，实际上已经从盲目便成为疯狂。而这种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经济模式正在被世界其它地方所仿效。

对暴利的追求使越来越多的公司和个人已经不满足于实体经济所获得的平均利润，而将其资本转入金融证券行业，堂而皇之地把金融运作当成掠夺财富的工具，在金融市场，只有规则，没有道德，而搏杀的结果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美国的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就是这种虚拟经济的必然产物。如果说以追求物质无限发展的现代实体经济已经令人担忧，那么以追求暴利横财的现代虚拟经济更是一种邪恶，超前消费和过度消费这些理念完全违背了人类的历史经验和生活常识，天文数字般的巨额财富可以在瞬间产生，又可以在瞬间消失。

当节约成为“问题”，储蓄受到指责，当超前消费、高消费、过度消费、铺张浪费通过大众文化和广告文化取得合法地位，并成为个人追求和政府鼓励的生活方式，当信用卡、分期付款以及各种层出不穷的衍生金融工具成为社会制度的重要部分，一切“节制”的机制已被完全冲决，所谓的金融危机、房地产危机、股票危机就成为注定的了，而最终的解决出路还必须靠进一步刺激消费、扩大消费，哪怕是浪费也比市场萎缩、消费停滞好上百倍。

一切现代危机，包括金融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在根本上都是西方价值的危机，而一切所谓的科技创新和制度（生产方式、经营方式）创新，只会成为新一轮物质发展的加速器，使人类加速奔向现代价值的既定方向。

传统社会满足的是人的需求（如手工时代和耕读时代），现代社会追求的是人的欲望；传统社会的价值核心是节制，现代社会价值核心是放纵；传统社会的发展遵循一种自发的逻辑和内在的秩序，现代社会的发展遵循一种人为的逻辑和外在的秩序；传统社会，市场与科技受到各种传统价值和社会等级秩序的约束，现代社会，市场与科技受到各种纵容。

失去内在和天然的传统价值之后，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约束市场和科技的野性了。西方价值追求器物、制度和观念上的无限发展，以实现对人和自然的外在超越，而东方价值追求的是各种内在精神的超越，这是西方价值与其它传统价值的主要区别所在，也是西方价值危害所在。

一般认为，社会主义在财富分配上更公平，人与人的关系更平等，而资本主义更富于效率，在政治上更加自由，但市场和科技的发展正在消解意识形态的差异，整合两者的不同功能。在对于市场和科技的认识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正日益趋同，两者都高度关注于物质生产和科技发展。所有的政府、组织和个人都成了经济决定论者，经济对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已远胜于政治和文化对经济的影响，人类已陷入对市场的制度性依赖。全球化的冲击，以及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使两者所面临的社会和环境问题越来越相似，如今，两者正通过不断借鉴和渗透，共同开创一个新的风险社会。文化是制度之母，使两者走向一致的根本原因是它们共同的价值取向——物质取向，而那些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上的争论，包括政治体制、所有制、分配制度上的争论都已成了西方范式内部的争论，苏联和东欧都属于西方文明形态，而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与文明形态之间的差异事完全不同的。

今天，所有的民族国家现在都被纳入了由西方价值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市场和科技已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人生的意义和社会的本质已完全改变，世界已完全落入市场和科技支配的西方文明范式。

十、 现代化与全球化

全球化是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民族国家从此将完全服从于建立在西方价值和西方经验基础上的全球市场和现代科技的支配，从科学理论到生产技术，从产品设计到消费方式，从企业经营到社会治理，从机构设置到社会科层组织安排，从教育、医疗制度到财会、金融、保险制度，从个人观念到社会时尚，无不打上西方的烙印，非西方社会将处于更加被动的接受地位。全球化再次表现出西方文明强烈的文化扩张冲动，西方价值的扩张性与资本扩张性完全一致。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国家被日益边缘化，另一些国家正在迎头赶上，而占全球2/3人口的中国和印度的加入，正在大大加速全球现代化的进程。

全球化不仅通过贸易、金融、科技、通讯、媒体、运输和旅游将西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到世界各地，也将一些局部的疾病（如艾滋病、禽流感、甲型流感），局部的经济危机（如房贷危机、金融危机）迅速扩大到全球，使我们更容易遭受各种灾难的打击，而最主要的是将各种带有致命缺陷的西方价值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如果没有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价值迥异的各种传统文化的制约，如果现代化后果提前一百年到来，很难想象今天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现代化使人类失去了保护自身和周围环境的天然屏障——各种文化价值的核心——节制，全球化更成为西方价值在全球的“无缝覆盖”。

由西方文化主导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已经成了全世界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传统人们的唯一出路，现代化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专制暴政。当西方为征服世界而感到骄傲时，当西方把其它地方的现代化看作是自己的负担时，连西方自己的一些人也意识到，它带给世界的其实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

（一、）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市场扩张

现代性主体的产生和发展一直以西方为中心，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德国的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到英国的工业革命都发生在西方。现代世界经济也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一切无不遵循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规则。当今的贸易都是以富国货币来计算的，产品价格、交易方式也是以发达国家的标准制定的。三大国际组织，即国际基金货币组织（IMF）、世界银行（WB）和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当今全球各种基本法律、规则和制度的建立者、实施者、监督者和仲裁者，他们实行股份制运作方式，主要体现西方国家利益。其他各个领域的国际规则也都是由西方国家制定的，如国际航海法（IMO伦敦）、国际航海安全法（ICAO蒙特利尔）、国际食品标准条例（FAO罗马）、国际知识产权法（WIPO日内瓦）、国际汽车标准法（ECE日内瓦）等等，这些国际规则和国际机构本身已成了看不见的世界政府和全球化的工具。

经济全球化是市场发展的必然逻辑，它是由资本主义逐利本性决定的。世界每个角落都正被卷入这一洪流中来，不管你是否愿意或有无准备，都已经成为这个新世界的一部分了；无论投资者、生产者、消费者都已经被复杂的商业、贸易和金融渠道直接间接的联系在一起了。目前，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1/3以上的生产、2/3的世界贸易、90%以上的对外贸易、75%以上的专利和技术转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越来越依赖于世界经济了。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产业制度，一种新的统治形式，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跨国公司为了自身利益竭力摆脱一切控制，包括与母国的关系，甚至不惜将先进科技转移到不久就将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国家。跨国兼并越来越多，世界正在成为少数金融寡头和跨国公司的天下，所有国家正按照不同的分工形式（原料供应、产品生产、市场销售、技术附庸）纳入他们的全球版图，各地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精英也已被西方“收编”而不自知。

早期的跨国公司在本国政府的支持下以殖民扩张的方式掠夺外国资源，倾销本国产品，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其掠夺方式包括建立农场和种植园，开掘金矿、银矿，贩运香料、布匹、丝绸，贩卖奴隶、鸦片，从事海盗活动。从殖民结束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跨国公司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运作。现在的跨国公司则主要依靠上述国际规则和国际机构，借助现代通讯和交通手段堂而皇之的向海外扩张，跨国公司的资本和技术正根据全球的原料、劳动力、产品市场和税率的不同分布随心所欲地游走于世界各地。

科学技术，尤其是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为跨国的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为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源、劳力、技术和资本配置，以及全球范围的生产制造转移，摆脱母国的控制，获得利润的最大化提供了可能。

现代科学技术成为推动货币和商品流动的主要力量，大量的跨国贸易直接在网上进行，以逃避巨额关税；越来越多的国际投机资本从物质生产中游离出来，以各种投机方式来牟取暴利，通过互联网可以不受时空限制从事各种货币和股票交易，这种交易往往与实际生产无关，且大大助长了社会的投机风气，使更多的实业资本转向金融资本。人们已越来越不满足于实业资本带来的缓慢的平均收益，而希望通过金融资本来获得快速的暴利，即使风险极高也在所不惜。今天，在全世界瞬间流动的资金可达100万亿美元之巨，其威力犹如飓风，它可以摧毁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经济。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1年的拉美金融风暴，以及当前这场源于美国，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都是全球化和现代虚拟经济的必然后果。对金融危机的反思还仅仅停留在如何应对、防范和控制等应急操作层面，远非价值的反思。

跨国公司通过工资套利和税收套利，使各国之间展开更激烈的竞争，争相引进外资的结果，使这些国家被迫接受更低的工资、更低的税收、更少的社会和环境责任。在新的国际分工中，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和市场方面相似的比较优势，正在由于彼此竞争而形成新的内部矛盾，从而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过程中形成的认同。一些国家变成了新兴的工业国，而另一些国家则被边缘化，全球化正在整合和分裂整个社会。

资本主义逐渐通过跨国公司、现代科技、政治干预三种方式将全世界所有的地区和民族国家纳入其文明版图，所有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已经变得越来越相似。在三者中，跨国公司和现代科技具有本能的扩张冲动，倾向于无限发展；政治干预则通过人为力量推波助澜。即使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也是有巨大代价的，如完全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减少政府干预，使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中成为跨国公司予取予夺的囊中物。

全球化对社会造成巨大冲击，一方面，每个人都想有更大的房子、更多更新的电器、拥有汽车、外出度假；另一方面，由于规模化生产和集约化生产方式造成大量的产品过剩和劳动力过剩。据估计，按照现行的市场和科技发展趋势，在不久的将来，仅20%的劳动力就足够了，另外80%的人将成为“多余人”，这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政治和精神压力。

在全球化带来经济的爆炸式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越来越大的贫富悬殊,成为一种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历史的普遍社会现象，中国已成了堪与美国比肩的世界上贫富悬殊最大的国家。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最新统计，全世界饥民总数达到10.2亿，这意味着世界上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在挨饿。当富裕国家人民因营养过剩而烦恼，需要花大量金钱来减肥时，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却有相当多的人因缺乏基本食物，营养不良，在价值上他们连动物都不如，这无疑是现代文明的最大耻辱。

全球化使那些首倡全球化的国家本身也无法摆脱资本市场的支配，工资和福利的上升导致利润下降，使许多企业纷纷将生产转向海外。资本的冷酷无情使许多西方国家不得不降低国民生活水平，放弃传统政治对社会平等的承诺，不断减少养老金，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和教育支出，政府如果不这样做就会面临更多的金融危机，使本国产品缺乏竞争力，但政府这样做了，又会激发各种社会矛盾，西方国家长期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正面临挑战。

近年来世界各地原教旨主义的抬头，所表达的与其说是宗教的诉求，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和文化的诉求，一种对全球化的另一种反抗，一种民族和文化身份的认同。从全球资源和人类长远利益来看，此次全球经济危机未必全是坏事，因为它可能使更多的人关注分配、环保、身心健康等现实问题，反思整个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