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家文化结缘美国，已有三个多世纪。

1785年春，美国纽约口岸张贴了美国立国（1783年）后第一张推销中国货的广告：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即将从中国广州载货归来，除茶叶外还有“各种瓷器，各种不同质地的……缎制品、丝织品；……象牙雕刻和漆器”等中国工艺品。货到之后即销售一空。美利坚民族的先哲们除了从欧洲人的著作中了解中国及其文化外，那就是从欧洲人转运到北美的中国茶叶、瓷器、丝绸等物品上来想象东方的文明古国。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工艺品发挥了“大使”的作用，向美国人民介绍了中国文化。（注1）

随着中国商品的交易，日益增多的美国人来到中国，对中国的建筑（幽深典雅的园林、拔地而起的高塔、飞阁流丹的凉亭等）风格非常倾慕。美国人凡?勃拉姆于1796年在特拉华河西岸建造一幢“中国静修所”，小塔、风铃、嵌板窗、糊墙纸、中国家具、藏书搂……等等，一应俱全。一位美国出版商这样评价：“凡?勃拉姆先生住宅里的家具、装饰及其一切，使我们想起了中国。一旦你置身于栩栩如生的中国人当中并被他们的生活方式、习惯、作品及其艺术所包围时，要使自己不会以为已身临中国是不可能的。”1828年，美国费城地区建筑了一座高达100英尺的中国式宝塔，一个中国式亭阁和花园，形成一处“浑然一体”的中国式园林建筑。（注2）美国人内森?邓恩，集九年时间在中国收集了1200余件物品，其中有美术工艺品、植物学标本、仿真塑像（如清廷大员、书生小姐、演员商人、犁田农夫等）、家具和庙宇模型、数百幅图画等等，于1839年至1842年在费城开办了一个“中国展览馆”。展览开馆后，倾慕而来者络绎不绝，计有10多万人参观。展览开始后的头几个月，就向观众售出了五万份附有说明的分类目录册。当时，全世界只有三个博物馆收藏中国物品可以与邓恩的“中国展览馆”媲美：一个在荷兰海牙，一个在英国伦敦，一个在美国撒冷。费城社会改革家爱诺希?韦恩斯说：“在他提供给公众观察的收藏品之中，邓恩比其他任何人都做了更多的事情以纠正对一个民族的错误看法，并且为之传播了真正的信息。这个民族的每一方面都值得那些研究国家繁荣和稳定原则的经济学家学习。”美国科学家本杰明?西里曼说：“如果一位建筑家想要检查他在中国方面的科学，那么他将会发现古老而雄伟的桥梁和长城的模式、画出鲜艳夺目使人叹为观止的图画的美术家、拥有华丽丝绸的绸布商、瓷器的制作工艺等等，都是他伟大艺术的来源。”美国政府官员、签订中美不平等《望厦条约》（1844年7月3日）的美国外交代表顾盛说：“要否认中国具有高度文明是不可能的。虽然这种文明在许多方面和我们的不一样；其帝国之广大、政治机构之稳定、中国人在生活技巧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孜孜不倦的文学修养以及既实用又有装饰意义的精心构思出来的物品”，都使中国在许多方面无愧于基督教国家所声称的文明。

传教士传播儒学

19世纪20年代起，美国传教士在广州和澳门开堂礼拜。接着，美国各教会组织在中国各地建布道站，设书局译馆，立教会学校（1914年，美基督教会在华开办初级教会学校约2000所，招生4.5万人，中高级教会学校约286所，招生2.3万人），办刊物（1827年11月，美国人吴特在广州创办英文刊物《澳门杂录》，这是近代史上外国人在中国发行的第一家英文刊物，1843年迁至香港，改名《香港杂录》；1832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每月用英文在广州和澳门出版；1868年，美国传教士保灵在福州创办《中国纪事和教务杂志》，1874年迁上海改名《中国纪事》；1868年9月，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中国教会新报》，1874年改名为《万国公报》；1895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曾常、卫三畏合办《亚洲文会会刊》，等等）。1860年至1895年，清政府解除对基督教传教士在华自由旅行的禁令，西方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其中三分之一是美国人。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在华的主要宗教团体有：长老会（南北美）、监理会海外布道会、新教圣公会、美国海外布道会、浸信会海外布道会、南浸礼会海外布道会、基督复临安息会、监理公会布道会、宣道会等，共有传教士2192人，布道站203个。”（注4）在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的过程中，美国传教士是“后来居上”者，“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美国汉学研究领域中的筚路蓝缕开拓者”，是儒学传播美国的“带路人”。

19世纪初，美国创立了“基督教差会”，象西欧法、德、英等国一样向中国派遣传教士。1830年10月，美国第一个传教士裨治文来到中国。尔后，卫三畏、雅裨理、布朗、晏玛太、丁韪良、明恩溥、狄考文、乐灵生、穆德、卫斐烈等人相继入华。到19世纪末，美国在华传教士已达1500多人。“我们对中国的普通消息，都来自这个巨大的传教运动。”传教士来中国，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在美国形成又一次浪潮。1832年，裨治文创办《澳门月报》，介绍中国的社会历史及民风民俗。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1829年毕业于安多弗神学院，受美国公理会之派，作为美国第一批传教士于1830年抵达中国。裨治文来到中国的第三年，就创办了《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他在发刊词中说：“要对外国人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籍进行评论，旨在注意已经发生的变化。……关于社会关系方面，必须对社会结构详细调查，在考察中国人的道德品质时，要求对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仔细地和长时间不间断地观察。……我们对中国人的宗教特征也感到兴趣，将给予非常强烈的关注。”（注5）1842年，美国传教士与美国外交官联合成立“美国东方学会”，以传布东方知识和研究中国文化为宗旨，先后出版了《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美国东方学丛刊》、《美国东方学翻译丛刊》，建立了东方文献图书馆。1848年，卫三畏出版两卷本《中国总论》。1883年，传教士李佳白来华，活动于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宁波等地，往返于中美两地，传播中国文化。李佳白（Gilbert Reid，1857——1927），1882年毕业于纽约协和神学院，并受长老会差会派遣来中国。他在美国就开始学习和研究儒家经典，到中国后首先来曲阜参观孔庙“登其堂而瞻仰圣容”，主张传教士在中国活动应当“采用中国方法，讲中国经书”。他一手拿《圣经》，一手捧《四书》，在山东传教时，穿中国服装，戴假辫子，“一如华人仪式，行中国礼节”，并用儒家经典附会基督教义，进行传教。他认为：“既能通达中国之学，中国之礼，则能与中国儒士官绅接见，情谊交孚。”（注6）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五四”运动兴起，有人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李佳自却竭力推崇孔子是“古圣人”，是“中国的至圣”，儒家的思想是“教民之本”，主张中国应以儒教立国，“环地球，五大洲数十百国，……秉历代贤圣师儒之教，民气顺良，惟上所命，问有如中国者乎？无有也”。他受聘担任“孔教会”的高等顾问，认为“孔教为颠扑不破之道，合之古今中外而皆宜”，基督教与孔教要“互相和合，互相敬爱，互相劝勉，互相辅助”（李佳白：《孔教之窥见一斑》）。在华近40年的传教士山姆?威尔斯?威廉士，返美后作了上百场演讲，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并于1848年出版《中华帝国》一书。（注7）

中国文化走向美国，一个重要内容是图书资料的传入。中国大批文献和图书资料输入美国始于1869年。此时，美国南北战争已结束，美国通过其驻中国使节向清政府提出以种子交换清朝文献的要求。清政府指派恭亲王挑选一批雕版印刷考究的中国典籍（其中有《皇清经解》366卷50函、《五礼通考》120卷12函、《钦定三礼》144卷18函、《性理大全》16卷2函、《骈字类编》120卷20函等）十种130函赠送美国，每套书上题写：“赠美国政府——中国皇帝，1869年6月”。这批书，后来成了美国图书馆中第一批中文古籍藏书。1878年，清政府派遣的第一批留美学生容闳，将其所藏中文图书全部捐赠给了他就读的耶鲁大学。1907年至1910年，芝加哥三所图书馆趁美籍“汉学家”劳福到中国“考察”之机，搜集中国书籍3万余册。1904年至1908年，清政府第二次向美国赠书，这些书为美国最大的图书馆——国会图书馆所得。美国国会图书馆1879年从外交官顾顺处获得汉满文书籍2500册，1929年从天津搜购中国善本书2.2万多册。20世纪4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将原北平图书馆馆藏善本资料2.1万种运至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了北平图书馆馆藏善本2.8万种，120.5万多卷，其中包括宋版书156种，元版书100种，明版书200种，碑文拓片7000种。20世纪60年代，美国各类图书馆有关中国文化的图书资料成倍增加。从1958至1970年，美国用在中国研究上的公私拨款高达7000万美元，美国90余所大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东亚图书馆的中文藏书达400余万册。20世纪80年代，美国各地图书馆中文藏书达750万册，其中，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书库有中国藏书50万册，其中包括世界仅存的400余册手写本《永乐大典》和100多种在中国已绝版的方志。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收藏中国图书40万册，密歇根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收藏20万册，藏书中有不少属于中国12至17世纪的出版物，还有部分是8至10世纪的出版物。据初步统计，仅中文古籍善本在美国各种图书馆有8000部、4万余卷。（注8）

文化精英关注儒学

20世纪以来，欧洲中心主义已过极盛时代。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政治的扩张、经济的掠夺已经不能主宰世界了，文化和文明的冲突与交融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一元，西方学者开始认为，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获得真切的理解，就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发展的时代背景，也不能脱离中国人历来思考的课题。要重估、新铨中国传统思想，全面认识中国文化。儒家作为中国文明这一巨大的人类成就的中心传统，它是强有力的又是柔韧的信条，它的强有力足以使它把它的价值观强加于世人，它的柔韧足以使它在长达两千余年间不断自我调节而适应着不断变化的形势。它曾经使一些有作为的人物倍遭挫折，但是，它也提供了为人立极之学，使中国社会一再回归于漫长的稳定时期和富有创造性的阶段。正因如此，美国对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的研究加深了。加德纳（Charles S.Gardner）在《美国汉学研究的未来》一文中指出：“我们对于自己国家的无知、狭隘和地方主义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因此我们渴望得到启迪并加深对中华文明的研究和了解；从表面上看它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陌生的，但是其内在实质却基本与我们的一致。未来对于那些会说中国话、会看中国书、能准确翻译她在2500年发展史中留下卷帙浩繁的传统文学遗产的人的要求，将是持久的，这一点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楚了。”（注9）我们注意到，美国的哲学界和文学界普遍关注中国文化与儒学。

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1932年当选为美国教育协会名誉主席，1938年当选为美国哲学协会终身名誉主席。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杜威应胡适等人的邀请到中国，分别赴北京、上海、山东等地讲演，1920年北京晨报社出版发行《杜威五大讲演》。杜威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遵循“重行动、重效果、重进取的基本哲学精神”，主张各种理论的价值“在于它们所能造就的结果中显现出来的功效”。他看到了中国儒学是实践哲学，与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有相近或相似的一面，即：重视理论学说的实用性、现实性，轻视与现实人生、社会生活无关的形而上学的思辩抽象，“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通经致用”，“经世致用”，他在儒学中真正找到了“共同的语言”。所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欢迎杜威的晚宴中致词说：“孔子的理想与杜威博士的学说，很有相同的点，这就是东西文明要媒合的证据了”。杜威的中国弟子胡适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杜威的另一中国弟子、新儒家冯友兰自述：“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梁启超等人组织了一个尚志学会，约请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和英国的哲学家当时是新实在论者的罗素到中国演讲。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时候，在这个大学中，恰好也有这两个学派。……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新实在论占优势。”（注10）

诺斯罗普（F.S.C.Northrop，1893——1992），美国耶鲁大学哲学与法学教授、教育家。代表作有《科学与第一原理》、《东西方的汇合》、《科学与人文学的逻辑》、《哲学人类学与现实政治》等。诺斯罗普的哲学思想深受黑格尔、怀特海及休谟等人的影响，在《东西方的汇合》一书中探讨了东西方比较文明论、比较哲学这一重大课题，他认为：东方文明在其思维形态上更多地依赖于直观性表象，因而带有直觉特征；而西方文明则更多地依赖于假设性概念，因而显示出合规律性的特征。他说：“在孔子的《论语》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对一般常识事物的专注，尤其是对其审美当下性（immediacy）的专注。……然而，孔子也关心家庭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行为，尤其是它们的道德方面。但是，即便是这些问题，其探讨也是由具体的细节一步一步地进行。‘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大学》）。……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所有这些实际的道德箴言似乎都不过是对那种直接领悟到的东西的描述。很少用推理来证明它们的正当性，更没有论辩。然而非常明显的是，即使是仅仅对人类行为进行描述，也可以引导出极为不同的箴言。”

汉学家研究儒学

19世纪70年代起，美国大学开始设立研究中国的教学和研究机构。1876年，耶鲁大学成立美国第一个“汉语教学研究室”和东方学图书馆，主持人是传教士卫三畏。该校出版了12册系列汉语教材，被许多大学采用。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防部委托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华盛顿大学合作编写《中国手册》。1877年，哈佛大学筹集“汉学教席”启动经费，1879年聘请中国宁波举人戈鲲化前往任教。该校的“东亚地区研究课程”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该校的“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在美国汉学界久负盛名，与北京燕京大学（教会大学）合作招收研究生，在美国不定期出版《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在中国出版《燕京学报》，编印《汉学引得丛刊》，均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896年，加利福尼亚大学设立“阿加西东方语言文学教席”，由英国人傅兰雅执教。该校“远东研究中心”和“中国研究中心”著述颇丰。1902年，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殿龙中文教席”，由德国汉学家夏德任第一任汉语教授。该校设“东亚研究所”。尔后，宾夕法尼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华盛顿大学、斯坦福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密歇根大学、密执安大学、夏威夷大学等30余所大学相继效尤。20世纪70年代，开设汉语专业课程的美国大学已达260所，90年代增至486所，遍布39个州，汉语进修生人数超过1.7万。（注11）中国文化的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经济、艺术、宗教、法律、农业、教育等，一步步走入了美国。美国对中国文化的重视和研究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20世纪以来，一些美国商人和企业家设立各种基金会以资助对中国的研究，如1911年建立的纽约卡内基基金会，1913年建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1936年建立的福特基金会等，资助研究机构有“哈佛燕京学社”、“太平洋学会美国委员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美国中国语言文化教师协会”等90余个。美国众多的研究中国的教学和研究机构，近百年来，培养了一大批世界著名的“汉学”、“中国学”家，如：亨德、柔克文、赖德烈、斯特朗、拉铁摩尔、费正清、卜德、芮沃寿、李文森、柯文、史华慈、江康湖、卫理、宾板桥、傅路德、狄百瑞、陈荣捷、毕汉斯、韦慕庭、陈绶颐、宓亨利、顾立雅、克雷克、贺凯、毕乃德、梅谷、刘泽前、普里查德等，真是群星璀璨。

美国的汉学研究肇端于传教士时代，兴盛于高等学校对汉学纷纷设立讲席和成立研究机构的时代。美国的汉学家人数，超过了西方其它国家，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北美汉学家辞典》就收录了500人。美国现有500多所大学开设了汉语专业课程，“中国通（China specialist）的人数已达3000多”。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1877年起筹款设汉学讲席，该校的东亚地区研究课程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该校哈佛燕京学社硕果累累，该校著名汉学教授有费正清、史华慈、克利夫斯、杜维明等。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1871年率先开设中国文学课程，该校远东出版部经常推出研究中国问题的书籍，该校著名汉学教授有赖德烈、芮沃寿、乔治?亚历山大?肯尼迪等。加利福尼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890年设阿加西东方语言文学教席，英国汉学家傅兰雅担任教职，1949年设远东研究中心，该校国际研究所另设了“中国研究中心”，该校著名汉学教授有彼得?亚历克西斯?布德伯格、宾板桥、陈史祥、沃尔弗拉姆?埃伯哈德等。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1901年设中文教席，德国汉学家夏德曾任第一任汉语教授，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与英国汉学家翟理思曾来此讲学，中国著名学者胡适、马寅初、冯友兰、吴文藻均在此留过学，该校著名汉学教授有傅路德、陈荣捷、狄百瑞、毕汉斯等。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28年设汉语口语课，1936年设东方语言系，该校著名汉学教授有宓亨利、顾立雅、克雷克、查尔斯?贺凯等。夏威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Hawaii）1920年设汉语、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课程，1922年设东方研究系（后更名东方学院），该校期刊《东西方哲学》经常发表中国哲学研究文章，该校著名汉学教授有赵元任、蒋彝、成中英等。此外，康奈尔大学、华盛顿大学、斯坦福大学、亚利桑那大学等，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均有特色。（注12）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汉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中国研读、旅行、教学。20世纪50至70年代，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并担任哈佛的希根森（Francis Lee Higginson）历史讲座教席。他的主要著作有：《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观察中国》（China Watch）及《中国：传统与变迁》（Chin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等。主编了著名的《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他的《美国与中国》一书（1948年第一版，1958年第二版，1971年第三版，1983年第四版），“已经是而且长远是经典”，“它是有思想的人案头必备之书”（中美正式建交前夕，两国高层领导人案头摆放的就是此书），“对于历史学家，它是现代中国的最新历史分析；对于学生，它是关于中国的权威指南；对于外交家和企业家，它成功探索了中美两国间难以捉摸而又最有影响的人类情感脉络”，“一部恢宏、充满大无畏精神的巨著，与其研究中国的先驱身份相匹配”……。儒家思想有一套完整的经籍作为“典章”，在中国传承了两千多年，费正清向美国人作了这样的介绍：“儒家学说是由经书传授下来的，这些古书己经形成典章，其文字几百年来一再被人阐释，这是可以理解的事。在这过程中，有时专为释经而写的较晚文本被奉为较古的书，而早先认为重要的一些书却已被人遗忘。汉初常提及的经书有《易经》（用于占卜）、《书经》、《诗经》、《礼记》、《春秋》（孔子家乡鲁国即今山东的编年史）及其注疏。哲学家孟子（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年）的那本古书直到唐代才上升到经书的地位。其后逐渐积成《十三经》，连同其注疏，今己达120卷之多。为了简化这些卷帙浩繁的经集，宋代（907——1279年）学者选定了著名的四书（孔子的《论语》、《孟子》、《中庸》和《大学》），内容简短，使任何书生都能掌握。”儒学发展到宋代，出现了新儒家学说——“理学”，“它比古代经传更有系统和更为完整，并因其重新解释古代经典著作而赋予儒家思想以更多推理的内容。这种新形式的儒家思想，经过加工，提供了对生活问题的更多解答。主要从佛教中吸收了肯定是唯心主义的成分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对儒家思想更为满意，从而使16世纪基督教经海路传入中国时所要填补的精神空隙，比以前少得多。”史华慈（Benjamin Isidore Schwartz，1916——1999），193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46年，在费正清教授支持下进入哈佛大学东亚课题组，研究近现代中国问题，年届而立。1950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尔后在哈佛大学开设中国近代思想史讲座。在他的一生学术生涯中，对儒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1952年，对马克斯?韦伯《宗教和中国：儒学和道教》一书发表书评《中国的宗教和人性》（载《新共和》杂志）。1959年，发表论文《儒家思想中的某些对立面》。1964年发表专著《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68年，撰写论文《轴心时代》，“这是继雅斯贝斯之后的又一重要阐述”。1969年前后，在哈佛大学主讲《中国古代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汉代儒学》、《古代中国观念：新儒学》、《当代中国》、《中国的文化遗产》、《中国古代思想史》等课程。1975年，发表论文《超越的时代》、《中国古代的超越》，并赴中国作学术访问。1979年，主编《中国古典思想研究》。1985年，专著《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主要内容：早期文化导向——问题与思考；早期周代思想——连续性与突破；孔子——《论语》的远景理想；墨子的挑战；共同论域的出现——几个关键词；道家之道；孔子信念的捍卫——孟子和荀子；法家——行为哲学；天人相应的宇宙观——阴阳家；“五经”等）、论文集《中国的文化价值》出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获亚洲协会的列文森奖。1995年，发表论文《中国高层文化思想中的伦理和元伦理》。1996年，出版论文集《中国及其它》。1999年10月，逝世前发表最后一篇论文：《中国与当今千禧年——太阳底下的新鲜事》。（注13）他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一书中说：“和古希腊的思想一样，中国古代思想并没有对古代文明所提出的问题提供单一篇的回答。从各个轴心文明中涌现出来的并不是众口同声的响应，而是一些共享的问题意识。祗有当我们从总括的文化导向的层面下降到问题意识层面，跨文化的比较才变得最令人兴奋，也最具启发性。……也正是在这个层面，尽管更大的文化导向之间存在着更巨大的分歧从而造成无可争辩的差距，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有可能出现某种普世性的属于整个人类的论域。”（注）这是“下降到问题意识层面”，进行“文化比较”，这是一个“普世性的属于整个人类的论域”。在这里，我们几乎随时可以听到孔子和苏格拉底，墨子和霍布士（Hobbes）、老子和奥义书、孟子和卢梭、荀子和柏拉图、韩非子和马基维利等等之间的对话。

狄百瑞（Debary，William Theodore 1919——），1941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953年获中国史博士，1955年任巴黎国际哲学和人类学研究委员会美国代表，1960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和日本史系教授、系主任，后任哥伦比亚学院东方研究委员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霍勒斯?卡彭蒂尔讲座东方研究教授、学术副校长、大学院长，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亚洲委员会委员、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文化研究委员会委员、美国中国学协会会员，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特约委员会委员，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谘询委员会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常务理事，等等。狄百瑞的主要著作有：《研究东方古典著作的途径》（Approaches to Oriental Classics，1959）、《中国传统的来源》（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Columbia Univ.Press，1960）、《研究亚洲文明的途径》（Approaches to Asian Civilizations，1964）、《东方古典著作指南》（A Guide toOriental Classics，1964）、《明代思想中的个人和社会》（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Columbia Univ.，1970）、《道学与心学》（Mind and Heart，Columbia Univ.，1981）、《心学与道统》（The Message of the Mind in Neo–Confucianism，Columbia Univ.，1989）等。狄百瑞是新儒学在美国的代表人物，他在《道学与心学》一书中对宋明新儒学给予了新的诠释：儒学对现代化不仅没有危害，而且是东亚地区的一种文化资源。宋明理学（新儒学）对于日本明治维新的现代化运动大有贡献，因为理学强调个人自立自主，不向强权低头，并具有一种活生生的动力，力求以理性转化现状。这种解释是向韦伯派和新韦伯派（美国以韦伯为代表的韦伯学派和以白鲁恂为代表的新韦伯学派，都把孔子思想视为一种守旧不进的保守思想，认为这种思想不利于现代化，与民主自由格格不入）的一个挑战（注15）。对于儒学中的“心学”和“道学”，狄百瑞认为，新儒家包括理学、心学，心学是程朱正统中的重要成份。道学分为两种，一种是“先知的”（依靠某种内在感应，或独特的感悟能力，为人提供超出经书本身的洞见，以及求助于更高的真理，从而为某些文化价值或经典赋予新意义、重要性、急迫性的、通达真理的超常途径和真理的启示）；一种是“学者的”（依靠连续传承下来的公认权威，以外在的或大家接收的东西作为正确性的标准）。以上是“狄百瑞最富于启发性的观点之一”。（注16）

美国现代汉学家、中国学家中，对儒学研究卓有建树的还有：勒文森（Joseph R.Levenson）、芮沃寿（A.F，Wright）、芮玛丽（Mary Wright）、史景迁（J.Spence）、孟旦（Donald J.Munro）、孟德卫（D.E.Mungello）、卜德（Derk Bodde）、埃尔曼（Benjamin A. Elman）、亨德森（J.B.Henderson）等。一大批美籍华裔汉学家，他们在儒学传播美国的过程中更是不遗余力，著述颇丰。他们中的佼佼者有：陈荣捷、张灏、杜维明、秦家懿、成中英、林毓生等。20世纪中国出现了“新儒学”，一些代表人物纷纷来到美国，推涌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在美国更加深入广泛的传播。

儒学的生长发展经过三个大的阶段，首先是先秦孔孟原始儒学，尔后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最后是20世纪的新儒学。“五四”以来，面对以科学主义为核心的现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出现了一批重新诠释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学人，他们力图重建儒家文化的价值系统，“以儒家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谋求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他们的思想学说被为“现代新儒学”。现代新儒学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20至40年代为第一阶段，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励、冯友兰；50至70年代为第二阶段，代表人物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80年代以后为第三阶段，代表人物有杜维明、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现代新儒学诞生于中国，结缘于美国，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道景观。张君励、冯友兰、唐君毅曾先后赴美留学访问或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张君励晚年儒学巨著《新儒家思想史》（上下册），系其50至60年代旅居美国10余年心血凝成，以英文在美国出版。冯友兰1919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在美国出版代表作《中国哲学史》（两卷本）。陈荣捷，20年代留美获博士，回国后再度赴美，任达特茅斯学院中国哲学和文化教授，将中国哲学史上各个时期的代表作译成英文在北美出版，1963年编译出版鸿篇《中国哲学资料汇编》（856页）。60至80年代《大英百科全书》中的中国哲学部分几乎全为陈荣捷撰写。新儒学在美国的传播与发展有两支队伍：第一支队伍是美籍华裔学者，如杜维明、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等人，他们都在港台受本科和硕士教育，然后赴美留学获博士，毕业后留美任教。他们的“中西学养精深，尤其在对西方当代主流哲学的理解和把握上为此前新儒家所不及，因此在中西哲学的会通上展示了更为开放的文化心态，逐渐形成了各自独具特色的当代新儒学思想。……他们在海外创办刊物，组织团体，筹办会议，厕身教坛，出版专著，利用各种机会，积极传播新儒学。”（注17）第二支队伍是美国学者，他们将儒学作为纯学术研究，通过出版著作和授课等形式扩大新儒学在美国的影响。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狄百瑞、赫大维、安乐哲、艾恺、史华慈、墨子刻、蒙罗、柯雄文等。安平秋（中）、安乐哲（美）主编的《北美汉学家辞典》一书就收集了北美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485名，“这部书是中国全国高校（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与美国夏威夷大学合作的成果”。

中美是世界的大国。20世纪70年代以后，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中国的大批学子来到美国留学，中国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层面走向多元移民文化的美国。可以说，中国文化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1世纪以来，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更加吸引美国人关注中国、研究中国，一个举世瞩目的事件是：自2004年起，美国不少大学相继成立了孔子学院。其中以马里兰大学（以下简称马大）孔子学院设立时间最早，因而也影响最大，密歇根州立大学孔子学院形式最为独特，因为是全球第一家网上孔子学院。2008年 2月8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和夫人柳淳泽女士访问了芝加哥孔子学院。潘基文秘书长表达了他对芝加哥孔子学院所取得成绩及其开设的一系列汉语项目的赞扬。他说，孔子的思想曾对他产生过极大的启示作用。潘基文还欣赏了挂在芝加哥孔子学院墙壁上的孔子名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2008年4月12日，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成立孔子学院（UWP），院长范布伦先生说:“全世界共有200多所孔子学院，其中美国就有40多所，这说明美国很重视孔子学院。孔子学院搭建了一座中美文化交流的桥梁，美国人在孔子学院学习中国文化，中国则通过办孔子学院感受美国文化。”

（朱仁夫  湖南理工学院儒学研究所所长、湖南理工学院美术系教授、本文选自2008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论文集）

注：

1、F.R.卡尔宾特《旧中国贸易，美国人在广州（1784——1843）》（The Old China Trade Americans in Canton，1784——1843），第141页，纽约，1976年

2、J.高尔德斯坦《1682至1846年费城对华贸易》，第75——76页

3、吴孟雪《中国文化在早期美国的影响》（载《文史知识》1986年第7期）

4、参见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190——19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5、Chinese Repository.1832年5月，第1——5页

6、（美）李佳白《筹华刍言》，第3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清光绪三十年（1904）

7、唐任伍《中华文化中的世界精神》，第3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8、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美国中国学手册?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9、参见The Future of Chinese Studies in America by Charles S. Gardner，pp.36——37，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ibrary Chronicle，Vol.12 No.1，1944年

10、引自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四卷），第63——7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11、熊文华《美国的汉学研究》（载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四集，中华书局，2000年）

12、（美）李佳白《筹华刍言》，第3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清光绪三十年（1904）

13、朱政惠《他乡有夫子——史华慈生平和学术谱略》（载《世界汉学》第二期，世界汉学杂志社，2003年）

14、引自（美）林同奇《史华慈史学思想初探》（载《世界汉学》第二期，2003年）

15、肖欣义《美国研究儒家文化的几个主流》（载《淡江讲座丛书》，台北，1980年）

16、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著作提要》，第273——277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17、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五卷），第104——10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