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历史学者在其研究李光耀和新加坡儒学因缘的论著中，认为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新加坡建国初期，人民行动党是基于‘第三中国’ 的政治标签的敏感而压抑华人文化，尽量摒除“中国意识”，不谈“文化认同”。之后，在1978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李光耀为了重建文化根基，强调双语教育政策。另外，‘由1978年李氏的“精神价值”言论到1982年初正式提出“儒家伦理”作为道德教育课程，其间的逻辑发展是相当清楚的。显而易见地，李氏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已然把儒家思想和东方价值观扣连起来，作为其文化工程的重要基础。’这一段文字简述了李光耀从压抑华文文化到提倡儒家伦理的历史过程。

在中文文献中有关第三中国论的资料似乎颇为欠缺，而一般文献对双语教育政策的诠释也不夠具体。因此，中国学者由于局限于资料的不足与片面性，所提出的分析与熟悉本土状况的新加坡学者，对这一时段内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原由，过程与内涵的认知也就有所不同。

人民行动党政府压抑华人文化，摒除中国意识与不谈文化认同，和第三中国论并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关系。事实上，新加坡轻视华人语言文化的社会现象已经有很长远的历史背景，是英国殖民主子的文化遗产。李光耀上台之后却也秉承了这一项英国殖民传统。这其中的一个因素是这一种鄙视华人文化的心态在受英文教育的社会与官僚体制里根深蒂固。此外，早年的李光耀对华文的前景也不以为然。James Minchin就引述了Alex Josey记录了李光耀在1974年表示：在10到15年之内华文会沦为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学者不可以忽略具有特别意义的历史事件：1979年李光耀政府结束了新加坡有过百年历史的华文教育体系。传统华文中学改制为特选中学，放弃以华文为教学媒介，改用英文为教学媒介。1980年，李光耀政府，再接再厉，通过并合手段结束了由华社兴办的南洋大学。至此，整个华文教育体系，包括华文知识分子的最高精神堡垒全面步入历史。对华社而言，这是一个华人教育历史的全面完结。由此历史事件可见，新加坡儒家思想的兴起绝对不是华人文化复兴。正确的理解应该是，新加坡的儒家思想纯是李光耀的政治工具；儒家思想只是一件包裹专制政体的华丽礼袍。明显的，学者一旦忽略了这些历史亊件，在评论李光耀与新加坡儒学兴起时就难免会有本末倒置的认知。

第三中国威胁论是诞生于1961年的下半年之后。当时是李光耀的多事之秋。1960年6月先是发生了李光耀和同流的王永元之间的权力斗争。王永元在被开除党籍后另起炉灶，在1961年4月的芳林补选中以高票击败人民行动党的代表。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芳林补选其间，在彼邻安顺区的人民行动党议员突然病逝，有必要进行补选。芳林区的失败，使到要面对另一场补选挑战的李光耀处境更为艰难。李光耀政府岌岌可危，使到英国人与马来政治感到惊慌，意识到必须立即另谋良策以扶持并巩固可能倒台的李光耀政权。1961年5月27日马来亚首相在新加坡宣布可能成立一个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西亚政治构想。这一个突如其来的宣布改变了新加坡政治斗争的议程，也给火烧城门的李光耀政权带来一个新的转机。1961年7月李光耀开除了13名左翼工运领袖，也结束了党内派系斗争。林清祥与同僚另外成立社会主义阵线继续与李光耀竞争。新加坡的政治斗争进一步白日化。

李光耀的第三中国论就是在这一个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李光耀在新议题的政治操作中，把华人政治的反对殖民政策的种族与文化歧视，要为各个民族在多元种族社会里争取平等地位的政治活动，扭转为左翼华人要争取新加坡成为第三中国。李光耀之所以以华人沙文主义的政治帽子来孤立华文教育者，无非是为了争取非华人选票和亲国民党的右翼华人选票。更重要的政治现实是，马来亚巫统领袖既不接受李光耀，更是害怕新加坡2百万华人的加入将冲击马来政治的原有领导地位。显然的，高举反共旗帜的李光耀是以具体与鲜明形象‘第三中国’来吓唬反对新加坡加盟的马来人。李光耀的政治讯息是：如果不支持由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那么马来人就得面对一个在自家门口有着一个第三中国的政治结果：华人共产党领导的新加坡。由此可见，莫须有的第三中国威胁论只是李光耀为了争取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而精心设计的种族政治伎俩，和李光耀政府压抑华人文化并无直接关联。事实上，在第三中国论出现之前，在新加坡的压抑华人文化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

‘双语教育’望文生义是推广两种语文的学习：母语及另外一种语文的学习。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在实质上并非如此。这其中的关键是两种语文并没有平等的待遇。H Wilson (1978) 指出英国人的教育政策仅在乎培养通晓英文语言的本地人，为殖民政府与英国商人服务，不考虑文化因素。其政策结果是造就了一群会说英文但却没有民族文化的新加坡人。人民行动党政府保留了这一政策，所以学生丢失民族母语文化的现象也持续不断。双语教育下英语成为学生的第一语文，母语定为第二语文。第一语文和第二语文的学习时间为70：30比率。很显然的，对华校学生而言，母语学习时间大幅度减少后，华文沦为次要的语文。这一个不均衡的双语政策不仅降低了学生的华文程度，学生对华族文化的认识也相应减弱。1978年华文中学步入历史，也结束了华文作为教学媒介语的任务。1979年在特选中学制度下，华文从此沦为一纯语文学科。李光耀的禁止使用华人方言政策，也使到祖孙两代出现无法沟通的现象，文化传承也随之中断。这一发展更加剧了华人社会出现去中国意识与文化不认同的现象。撰写新加坡历史的Turnbull(1989)：双语政策是艰巨的…把新加坡改变成一个杂配的‘加立索’社会。李光耀意识到新加坡已朝向一个没有文化根基的‘加立索’社会发展。新加坡式英语的出现突显了新加坡的文化悲剧。为了亡羊补牢，学校因而开始教导宗教，道德与儒学思想。因此，学者以李光耀提倡双语教育来支持儒家思想兴起的说法是有待商权的。事实上，双语政策的结果是增强去中国化和减少文化认同，是华人文化走向灭亡的道路，更绝对不是华人文化在新加坡的复兴。

此外，李光耀在新加坡进行工业化经済的初期，也已意识到新加坡的年青工人缺乏工作热忱，态度散漫，轻易为了稍佳的工作待遇而跳槽。换言之，在经济活动上，青年工人没有正确工作价值观，更缺乏生产力。由吴庆瑞和王鼎昌负责的两份教育改革报告书，也就是在这一种时代背景下诞生。明显的，学校的道德教育纯是为了加强灌输责任感，以提高个人的劳动经済生产力。李光耀的文化教育是从经済利益的角度考量：宗教，道德和儒家思想教育都只是社会工程工具，并非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提倡儒学教育。换言之，儒家思想只是一个中介手段，儒学教育并非最终目的。当然，儒家思想强调的秩序社会有极大的政治效益。首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思想可以加强专制制度的合理与合法性。其次，国家至上的观念也有助李光耀以群体利益来抵御日益兴盛的个人主义。其三，强调家庭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可以让政府把社会责任转嫁到个别家庭。实际上，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就是在这一个理论构想上塑造而成。换言之，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是把李光耀认同的儒家思想制度化。解读新加坡的政治经済并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这其中李光耀和新加坡儒学的因缘是一个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是值得更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以上所述各点，纯是为了补足中文资料库的不足，或许会有助学者取得一个更全面的历史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