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出国之后

“孔子学院提供了一张很好的table(桌子)，让外方中方都坐下来，甚至一个地区、全世界都坐下来。讲好了我们是坐下说的，不打架，大家心平气和。这样一次两次三次地沟通，最终就像奥运五环那样，有区别，有重叠，最终实现和谐。” 

  当一群亚洲人、美洲人、欧洲人、非洲人和大洋洲人坐在一起大谈孔子的时候，你一定好奇他们在做什么。

  这正是12月10日在北京发生的真实场景。

这一天，北京饭店超大的会议室如同联合国会场，中间坐着来自各大洲的千余名代表，四周是按各大洲划分的展览区---展览的内容是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图片和文字介绍。

 4年前开始在海外建立的“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主导的国家项目之一，其目的是推广汉语教学，推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

曾经感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孔子，如果穿越时空到了今天，一定会吃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已经遍布海外。在78个国家和地区，共有249所孔子学院和56所孔子课堂，其中亚洲26国90所，欧洲26国103所，美洲10国81所，非洲14国21所，大洋洲2国10所。

在过去4年间，平均不到5天就有一所新的孔子学院诞生。

  而聚集在北京饭店的这千余名代表，不少人就是全球各地孔子学院的操盘者。

 这次会议的正式名称是第三届孔子学院大会，议题是“孔子学院与全球化教育”。

4000万人学汉语

 席格伦是一位地道的澳大利亚人，身材高大，一开口，满嘴标准的汉语，甚至连“洗脑”这样的词汇也能运用自如，表示谦虚的时候他会说“不敢当”。

 他原来是西澳大利亚大学亚洲学副教授，如今身兼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他说，学院成立三年多，已经培养了七八百名学生。

就像在中国的英语培训那样，孔子学院的中文培训也分为初、中、高级，各有相应的课时。“有几个学生从三年前一直坚持到现在，已经学得相当好，可以很熟练地说‘干杯’了。”席格伦说。

 这些学生基本上是成年人，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汉语。这也是所有孔子学院最普遍的模式。

 一些孔子学院也将教育对象延伸到中小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姚载瑜是一位华裔，20多年前去新西兰留学，后来就留下来当汉语教师。她说新西兰几乎所有的综合性院校都开设了中文课，大学里许多人学中文，但是在中小学却基础薄弱，呈倒三角结构。

 她针对性地将中文课带到中小学去，“搞体验课，哪个学校愿意，可以免费，但是我们人力有限，所以要求学校必须派一位老师，我们来培训这位老师。这样这个班才能生根。”

在教学方法上，各个孔子学院也不尽相同。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罗格斯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洪晨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我们的特点是用远程教学的方法，但跟一般的网络教学不一样，我们使用类似电视会议的方式，能够实时交流。”

她说他们的学生遍布全州并扩散至邻近的州，有的人在很小的城市。“如果你在堪萨斯西部一个只有两三千人的小镇上，你就不可能请汉语老师。这些学生学习汉语的机会非常难得，远程教学解决了他们的需求。”

孔子学院推动了汉语热。提及此，姚载瑜尤其感到自豪。她说，2005年学院刚开办的时候，新西兰全国学习汉语的是一两千人，而现在有一万多。“我的设想是到2012年达到5万人，我们很有信心！”

 而在全球范围内，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提供的数据显示，到2008年底，各国孔子学院开设各类汉语课程6000多班次，注册学员13万多人。而全球学习汉语的总人数已达4000多万人。 

 体验“中国味道”

 洪晨的汉语与席格伦相比不遑多让，不但发音准确，而且表述方式也非常“中国”。

 她说，美国人对于汉语的需求越来越大。“相当一部分人希望能够为自己的事业打开门路，从事中美间的贸易。一部分人是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比如道家、中医或武术。还有一部分人领养了中国小孩。也有退休的老人，准备到中国去旅游，学点会话。”

 中国经济“走出去”成为中文走出去的第一推动力。席格伦说，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购买了澳大利亚公司的股份，中国人变成了澳大利亚员工的上司或老板。为了和中国上司“和谐地”工作，不少人选择来到孔子学院学习。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走进澳洲，也同样需要了解当地文化和法律，孔子学院也在这方面给中国企业和商会提供咨询。

 席格伦每年还会组织校长团来到中国，“他们对中国的现状不了解，觉得汉语非常难学，我们就要让他们认识到并非如此。通过这样的‘洗脑’，他们就可能会让学生学习汉语。”

他发明了不少推广的“招数”。每年孔子学院会组织几次免费的宣传推广，比如在中国的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举办联欢会，向当地人介绍这几个节日，并提供中国特色的小礼物，中秋节甚至还提供月饼免费品尝。

 每次有中国的代表团到澳大利亚，孔子学院也不放过这样的机会，他们会邀请代表团到学院做交流，以增加“中国味道”，“学生很喜欢同中国人交流，练习练习‘你好’。”

今年2月，学院举办了“中国文化日”活动，展示太极拳、中国茶道、书法等，“各种各样的，一个文化大拼盘”。参观者表现出很强的兴趣，尤其茶道课大受欢迎，有40多人参加。洗茶、冲茶、泡茶、品茶，大家看得饶有兴致。在品尝安溪铁观音、苏州茉莉花、洞庭碧螺春、黄山毛峰等名茶的时候，老师乘机讲出中国茶道深层的人文含义：“茶有道，心无界”，一饮其茗，二饮甘露，三饮含英咀华?? 

 外方出资很积极

 每一所孔子学院的建立采用的都是合作的方式---由一所中国高校和一所外国高校共同向汉办申请，双方各出一名院长，由汉办派出中文教师，提供教材，资金则由汉办和国外高校“合资”。

 这有异于其他国家的文化推广模式。目前在世界各地较有影响力的文化机构，不论是英国文化协会、法国语文学院还是德国歌德学院，都是由英、法、德政府自己单独在海外设立。

孔子学院同样由中国政府推动，但这种合作方式使得这项文化推广工作变得事半功倍。“合作使这项工作不单是中国的事情，也变成了新西兰自己的事情。”姚载瑜说。

 与中国打交道的需要，催生了外国政府和高校的积极性。“从政府的角度说，中国现在强大起来了，如果没有很好的关系，政府里没有‘中国通’，可能会错失机会。而从学校来说，要把自己的学生培养成世界公民，也同样需要学习中国文化。”姚载瑜说，“但是凭新方自己的力量做不成，可以说是中国帮助了新西兰来做这件事。”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孔子学院的情形与此相类。曼彻斯特大学聘请中国长江学者刘宏担任英方院长，他告诉《望东方周刊》，2004年经过院系合并后，曼彻斯特大学成为英国最大的大学，但是没有一个专门从事中国研究和教学的机构，而中国又日趋重要。于是学校决定和汉办合作设立孔子学院，同时设立中国研究中心。

 外方的积极性也表现在他们的经费投入上。按原则，中外双方的出资是一比一，但在发达国家，外方的资金投入往往要比中方高出许多。刘宏说，汉办每年提供给他们的经费是10万美元，而英国教育部一开始就向中国研究中心和孔子学院提供了500万英镑的支持。

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孔子学院美方院长David Y.S. Lou也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学校出的经费远比汉办多，几乎多一倍。”

 中外合作使孔子学院的舞台更大。姚载瑜说，在新西兰也有歌德学院，“但是他们一直是自己在做，感觉上升不到更高的层次。”

 姚载瑜将孔子学院办得“火热”。新西兰政府每年向10位研究生提供奖学金到中国留学，她负责的孔子学院获准主持选拔工作，掌握这笔奖学金的决定权。

选拔之后，孔子学院还会在外交部组织行前酒会，“中国司的所有官员都参加，并由高级别的官员发表讲话。”姚载瑜说。

 运行三年，孔子学院在新西兰已小有名气，“现在很多情况下是别人来找我们。”她说，“当然，我知道学院的成功得益于汉办的支持，汉办背后是中国政府的力量。”

 孔子学院提供了一张很好的桌子

 “孔子学院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好最妙的一个出口产品，是中国实施和平外交战略、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措施。”这是美国《纽约时报》对孔子学院的评价。

这无疑也是中方最希望达成的战略目标。孔子学院运行4年，真实的效果如何？聚集在北京的这批孔子学院院长显然最有发言权。

 David Y.S. Lou也是一名华裔，生于浙江，年轻时去了美国，后来成为一名工程师和教授。这种身份使他成为孔子学院院长的最佳人选。

  “美国人也好，欧洲人也好，对中国政府、中国人并不是很清楚，他们平常也看不到中文报纸，而西方媒体有时候比较偏，所以很需要增进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他说，“但是以往中国官方的宣传很难让他们接受，而孔子学院效果要好很多。”

刘宏通过孔子学院组织了600名英国大学生来中国参观，让他们走进工厂、社区，走进中国人的家庭，“回去后我们做了问卷调查，85%以上的学生表示对中国的印象发生了很大变化，并表示要从事与中国相关的行业或者学习与中国相关的科目。”

在传播效果上，合作办学的模式也给孔子学院加分不少。“虽然美国人知道学院是中国政府在推动，但这也同样是我们大学的事情，学院是大学的一个部分，他们信任大学。”洪晨说。

 “当然还是有不少人怀疑。我经常接受英国媒体的访问，他们就问你们有没有独立性啊？”刘宏说，孔子学院设在曼彻斯特大学，而学院的董事会主席是大学的副校长，他肯定不会接受任何外来的强加的东西。“而中方对我们人员的招聘、课程的设置也都没有什么干预。”

其他几位院长也都表示，孔子学院在教学和推广中并不触及意识形态或政治的内容。

 “我们最大的收获是促进了国际话语体系的转换。”国家汉办主任许琳对《望东方周刊》说，“传统的宣传方式，总说我对、我正确，少有互动。没有互动就不会产生共鸣，就不会有交流，人家就不跟你合作，最后还可能反对你。”

 “孔子学院提供了一张很好的table(桌子)，让外方中方都坐下来，甚至一个地区、全世界都坐下来。讲好了我们是坐下说的，不打架，大家心平气和。这样一次两次三次地沟通，最终就像奥运五环那样，有区别，有重叠，最终实现和谐。”她说。

“汉办”的英文翻译就是汉语拼音“Hanban”

  文化的传播既是合作，也有碰撞。许琳举例，“我们官方文件中‘驾驭’一词，翻译成英语变成了control(控制)，老外就问了，你们想干什么？‘驾驭’的本意是该发展时发展，该控制时控制，不能放任自流，像美国经济那样。这么一说老外明白了，说‘驾驭’挺好的。但这个词里边有很多话，不能简单翻译成control。”

  经常经历这样的碰撞，许琳的经验是“必须学会去跟世界交融，用人家的话语体系表达自己的观点”。

 “不同的声音肯定有，比如担忧外国说我们搞文化输出，造成威胁论。实际上现在应该是正本清源的时候---我就要说，我就要输出。我们的文化几千年没有断，是因为我们的包容性，我们是一种‘和’的文化，是一种好的文化，干吗不说呢？”许琳说。

  对于另一种声音，认为现在国内事事需要花钱，汉办却往外花钱，许琳回应说：“我们这种模式实际上没有花多少钱，而且这实际上是个文化产品，从长远来看能带来收益。”

  而姚载瑜觉得，“世界对中国了解了，进而对中国友好了，这是每个中国人都能受益的。”

  她说自己很早以前就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但是那时候是一个人在做，很辛苦而成效不大。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是时代的机遇，放在十年前不一定能做成。”

 许琳介绍说，目前还有100多家学校在申请成立孔子学院，“他们的积极性比我们更高。”

 在孔子学院大会上，“汉办”是被与会者提到最多的一个词语，而其英文翻译就是汉语拼音“Hanban”。这或许是国际汉语热的一个典型缩影。